所谓“实”是指它有固定的场馆，并有相应的设施，如图书资料等；“虚”是指它没有固定的官员，平常关闭，依靠项目才维持运转。正如黄佐所说：“今史馆凡十所，在东阁之右，藏列圣《实录》、古今书史，每被命修书，则本院官日聚集焉。常时公会后，恒扃钥之，无复载笔于其间者。”（注：黄佐：《翰林记》卷一，“史馆”。）可见，明代史馆虽是常设机构，但并非常开，而是根据修史任务来决定开馆与否。我们知道，清代的修纂机构书馆分为常开、例开和特开三种，“由于清廷修书任务日益增多，常设书馆不能满足需要，往往是每修一书，经奏准特别开设书馆、书一告成，即行停馆”，结果所设书馆名目繁多，如实录馆、圣训馆、上谕馆、明史馆、通鉴纲目馆、会典馆、古今图书集成馆、四库全书馆等等，遍及紫禁城中，甚至延及禁城之外（注：杨玉良：《武英殿修书处及内府修书各馆》，《清代宫史探微》， 第299页，紫禁城出版社，1991年7月。）。明代情形有所不同。 明代例修的史书主要是《实录》、《宝训》和《玉牒》，其他如《会典》和《永乐大典》、《宋元续通鉴纲目》等都是特开，修史任务没有清代那么繁重，仅只史馆已能应付，所以明代没有像清代那样遍地设馆修书，明代也从没有“实录馆”、“会典馆”、“续通鉴纲目馆”等名目。据史载，上述明代著作均是在左顺门附近东阁旁的史馆修纂的。由于史馆比较单一和固定，所以明代修史往往要按先后顺序排队进行，据《謇斋琐缀录》载：景泰间，朝廷打算修《续通鉴纲目》，但当时正在修纂《寰宇通志》，所以只能“伫俟志书完日开馆”（注：尹直：《謇斋琐缀录》卷二。）。另据前引《寓圃杂记》的记载，彭时、商辂等内阁大臣，鉴于“今馆阁无事”，才决定将《新唐书》重修的。说明只有当史馆没有纂修项目时，才会想到修纂其他史书。当然，也有一些史书是同时修撰的。如万历初年修世宗、穆宗《实录》，本来打算“俟《实录》完日”（注：《穆宗实录》卷二十一，隆庆二年六月庚子。）修纂《会典》的，但因故提前，与实录同时修纂。不过，会典与实录的修纂人员多相互兼任，如张居正、汪镗等既是《世宗实录》和《穆宗实录》的正副总裁，又同时担任《大明会典》的正副总裁，“时马自强等方纂修《世宗实录》，诏不妨以原务兼修（《大明会典》）”（注：《神宗实录》卷五十一，万历四年六月乙酉。），这表明它们仍可能是在同一史馆中修纂。因此，明代修史的机构基本上就是史馆一家。

           

二、史馆管理制度 

 

    明代史馆隶属翰林院，因此修史虽然是各衙协作，具体管理仍由翰林院实施。据黄佐《翰林记·修书升赏》载，每次史书修成后的奖励和升擢，都是吏部根据翰林院开报的名单“具题请旨”的，反映了翰林院在史馆修史中具体组织的地位。翰林院学士常兼副总裁，凡“纂修实录、玉牒、史志诸书，编纂六曹章奏，皆奉敕而统承之”，同时负责史馆平时的日常管理工作。史馆的管理制度包括人事、供给、门禁、考勤，修纂和奖惩等等。

    第一，人事制度。明代史馆的人事制度是一种松散而临时的制度。它依据开馆修纂的需要而组织人力，搭建班子，一旦史书修竣，修纂集体便告解散。史馆自身没有人事权，监修、正副总裁等由皇帝钦命，纂修官以下的史官，有时出自钦命，但一般是由内阁提出人选。据《大明会典·翰林院》载：“凡修实录、史志等书，内阁官充总裁，本院（翰林院）学士等充副总裁，皆出钦命。纂修从内阁于本院及詹事府、春坊、司经局官内具名题请，誊录、催纂，制敕诰敕房官皆预。”入居史馆的史官，分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以翰林院的修撰、编修和检讨等法定史官为核心，扩及翰林院内的所有官员。事实上，翰林院内部虽有一定的分工，但分工并不明确，正如陆容《菽园杂记》所说的那样，翰林院“官名虽异，然皆不分职。史官皆领讲读，讲读官亦领史事”。那些作为法定史官的修撰、编修和检讨，常兼司他职，如“经筵充展卷官，乡试充考试官，会试充同考官，殿试充收卷官”等等（注：《明史》卷七十三，《职官志二·翰林院》。）；而那些并非史职的翰林院学士、侍讲学士、侍读学士、侍讲、侍读等，一旦史馆运转，也责无旁贷地加入史书的修撰之中。第二个层次是与翰林院相关的在京政府机构的官员，如詹事府、春坊、国子监、司经局、光禄寺、太常寺、大理寺等各衙门的官员，每临修史，也常被征调入馆。第三个层次是外地官员，如知州、知县、王府官员等，也曾于开馆时被征入馆中。这一层次的史官不稳定，早期较多，后期较少。正如焦竑在《修史四事》所说的那样，“国初修书，多招四方文学之士，不拘一途”。虽然史馆实际上的负责人是担任副总裁的翰林院学士，但人事权却在内阁。内阁辅臣挂名总裁，较少直接处理史馆事务，但史馆的人事变动却一直由他们掌握。一般而言，参与史书尤其是实录修纂的人员，在书成之后，都会得到升擢和赏赐，因此，史馆修纂人员的调入，常常成为内阁大臣扶植亲信的机会。他们“各荐所知”，不顾才质，结果有时举荐的史官非老即病，或入馆“经宿而死”，被人讥为：“生老病死苦，史馆备矣。”（注：尹直：《謇斋琐缀录》卷二。）史馆人员，除监修、正副总裁以原职兼任外，其他人员自到馆之日起，即由原衙开缺，以原品级在史馆供职，由史馆分配修史任务。史馆虽无权升降在馆人员的官职，但可以向其所属衙署提供考勤、考绩情况和参考意见，以间接影响其地位的升沉。

    由于史馆没有人事调动及升降权，因此造成了一些运作弊端。根据史馆操作的实际步骤，一些史官可以在修纂后期再征召入馆，以避免人员浪费，但由于入馆人员事先已由内阁决定，史馆对此无可奈何。焦竑曾针对这一现象指出：“至史馆两房中书，本供缮写。今始事之日，方翻阅遗文，搜讨故实。下笔之期，茫无影响，誊录之官，安所用之？似当暂为停止，俟他日脱稿之后，经总裁改定，方可取用，量为资给，不但冗费可裁，而亦侥倖少抑。”（注：焦竑：《修史四事》，《春明梦余录》卷三十二，《翰林院》。）更为可笑的是，有的誊录官征入史馆后未及誉写，即遇丁忧服阕，至服满回京，书已修成，“未举一笔”，仍照常获得升赏，“曾无一人举觉”（注：尹直：《謇斋琐缀录》卷一。）。

    第二，供给制度。史馆并没有独立的财务权，所需办公用品都实行供给制。史馆的供应包括酒饭、笔墨、木炭、桌、凳、砚、炉、象牙书圈、纸札等。《神宗实录》卷五十二载：“（万历四年七月）丁未，大学士张居正等以重修《会典》，请日给副总裁、纂修等官及各员役供事者酒饭、笔墨、木炭等项，照旧开支。其桌、凳、砚、炉、大小象牙书圈，内监照数送用。刑部、都察院按月支送纸札”。此外，史馆还由政府提供校尉、办事吏、裱褙匠等员工，以解除修纂史官的后顾之忧。重修《会典》时，张居正还建议“外用办事吏二十名，分送各馆管理册籍，启闭馆门，匠役并校尉照旧应用”。史馆官员的酒饭，例由光禄寺负责供给，“凡翰林官内府供职，日给光禄黄封，内膳有常制。景泰中，以水旱故，省三之一，以后渐省过半。然有承命内馆教书者，则两给之。或兼纂修时，又倍焉”（注：尹直：《謇斋琐缀录》卷四。）。说明明代对史官担任纂修任务期间的酒饭供给，是比较丰厚的，超过了在内府教书和入值的翰林官员。

    第三，门卫制度。由于史馆是机密单位，常常修纂《实录》这样事涉宫闱的秘典，所以一般是不准闲杂人员随便出入的。万历间史馆总裁张居正要求“除典守誊录人役随同共事外，一应闲杂人等，不许擅入！”（注：张居正：《议处史职疏》，《张太岳全集》卷三十九。）太宗时曾与修《太祖实录》的史官李至刚，“尝以罪褫冠服，平巾（即着便服）入史馆供职，阍人谁何之。李既不敢举其衔，又非徒役，乃自称‘修史人’”（注：焦竑：《玉堂丛语》，卷之八，《谐谑》。）。这则记载说明明代史馆的门卫——“阍人”是比较负责的。此外，史馆还设有校尉负责守卫。修《大明会典》时，就有“校尉照旧应用”。

    第四，考勤制度。凡是在史馆修史的史官，每天上班必须签到，倘若迟到或旷工，则进行登录，并将其名字公布出来以通报批评。景泰间，史馆纂修《环宇通志》，“馆中诸公日多不至”，史馆令“门吏每晨会后具报到否，揭不至者职名于东阁上”（注：尹直：《謇斋琐缀录》卷二。）。

    第五，纂修制度。它是史馆的业务管理制度。明代史馆依据修纂项目的需要，设立监修，以勋戚充任，对史馆进行政治监督；业务上设立正副总裁，由内阁辅臣和翰林院学士充任，进行业务领导和规划，由纂修官具体编纂，同时设立催纂加以督促，此后又有校正官进行文字校正和史实核订，最后由誊录官进行缮写。在史官进行修纂的同时，还设有收掌典籍官，负责档案邸报奏疏等史料的管理。可以说基本上做到分工合作，行之有效。史书修完，还要进行统一体例的工作，廖道南指出：纂修国史，每分为十馆，……十馆所修不能统一，则择人总勘。”（注：廖道南：《殿阁词林记》卷十七，“开局”。）然而，纂修管理上也存在一些积弊，使得史籍的修纂久拖不成。万历时，首辅大学士兼总裁张居正鉴于《世宗实录》迟迟未能修完的局面，提出了实行正副总裁责任制，专任责成，定期完成的目标管理制度：“事必专任乃可以图成，工必立程而后能责效。……盖编撰之事，草创、修饰、讨论、润色，必工夫接续不断乃能成书，而职责要紧又在副总裁官。吏部右侍郎诸大绶、礼部右侍郎王希烈原系《世宗皇帝实录》副总裁，今各馆草稿未经修饰，宜责二臣专管……立为程限，每月各馆纂修官务要编成一年之事，送副总裁看详；副总裁务要改完一年之事，送臣等删润。每年五月间、十月间，臣等将纂完稿本各进呈一次。大约终月可完一年之事，终季可完三年之事，从此渐次积累，然后后功可期。”（注：《神宗实录》卷五，隆庆六年九月辛亥。）这种修纂制度上的改革，使卷帙浩繁的《世宗实录》得以顺利完成。

    第六，奖励制度。史馆每完成一部史书都要实行奖励，其形式是赏赐和升擢。以纂修实录为例，监修和总裁在明代前期各赏赐白金一百两、彩币六表里，织金罗衣一袭，马一疋并鞍一副；纂修官各赏四十两白金，后期略少。赏赐对象是所有参加实录修纂的史馆工作人员，甚至裱背、军校、匠役、吏员等。除了病故或受处分的外，可谓人人有份。赏赐钱物外，明朝政府还要对实录修纂人员进行升擢。升擢一般都是晋升一级官职或升俸一级，且都为京官而不外升。那些位极人臣的监修、总裁官已极品，无法再迁，便加授荣誉职衔如少师、太保、太傅、柱国、光禄大夫等。那些位低职卑的官员，实录修成后并不升其职，而是升俸一级。史馆的奖励制度对史馆修纂活动的正常进行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但是，史馆并非完全的实体机构，没有人事权，对来自各衙门的史官难有有效的管理和约束，所以有时候史馆管理的效果并不十分理想。史官常常散漫无纪：他们随便请假不来上班，在外面租私寓“逍遥宴饮”（注：《熹宗实录》卷五十五，天启五年正月癸酉。），他们天热时不顾体面，竟在史馆“多亵服执笔”，以致于景泰帝看见后，还以为是收拾笔墨并负责锁门的匠人（注：尹直：《謇斋琐缀录》卷二。），他们甚至在史馆中吵闹对骂，斯文扫地。景泰间修《寰宇通志》，史官丁＠①与宋怀“忿怒失色，詈言于馆中”，有人写诗讽刺道：“参议丁公性太刚，宋卿凌慢亦难当。乱将毒手抛青史，故发伧言污玉堂。……”（注：尹直：《謇斋琐缀录》卷二。）这些管理上的缺陷，使史馆的修书活动常常出现懈怠弛废的局面。

    明代史馆的更革，与明代皇权强化息息相关。首先，明代史馆承元之制，改变了唐宋以前相对独立的馆阁形式，并入以文学侍从和艺技供奉为主职的翰林院中，并由内阁插手其中，以致于使史馆的面目变得十分模糊。其次，第一次设立了以政治监督为专职的监修一职。唐代虽设监修，但由文臣（宰相）担任，其职能是业务领导，相当于明代的总裁。明代的监修则由武臣担任，这些人多为朝廷勋戚，代表皇帝对史馆进行监控。这些更革，为后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从清代实录馆的运作来看，很多方面都吸收了明代史馆的经验教训（注：参见王清政《清代实录馆考述》，《江汉论坛》，1999年第2期。）。 比如正副总裁的专任责成制度，便是对张居正经验的继承。再如清代修史机构对监修总裁（相当于明代的监修）的人选进行改进，由既是皇帝亲信又具有业务能力的高级文臣担任，便是汲取了明代监修由外行的勋戚武臣担任而形同虚设的教训。明代史馆在史书修纂机构的发展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王加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