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各种关于明代制度的史书都记载了翰林院的情况，却很少提及史馆。因为明代的翰林院与史馆并不在同一个地方。明代的翰林院职责比较冗杂，制诰、史册、文翰等事均属其职掌，因此，翰林官员工作的地点和机构不可能都在翰林院内，有的与翰林院在一起，有的则远离翰林院，“盖翰林院乃朝廷司笔札文翰之臣，分局供职，讲读有讲读厅，修撰、编修在史馆，检讨有检讨厅”（注：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之十二，《史八》。）。根据赵洛所绘的明清翰林院的平面图，可知翰林院中有署堂、编检厅（即上述之检讨厅）、讲读厅、待诏厅和典籍厅，但无史馆（注：赵洛：《明清玉堂之署——翰林院》，《文史知识》，1982年第6期。），说明史馆是单独开设，与翰林院公署不在一处。 另据清代永瑢《历代职官表》卷二三的案语称：从明代起，由于“图籍文史移之翰林院，于是翰林始有馆阁之目”，但是明代翰林院中并无馆的建置，所以明代“虽有此称，而并无其地，于名实仍不相副”（注：黄本骥：《历代职官表》卷二十三，永瑢案语，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但是，这并不是说史馆就不存在，只能说史馆与翰林院不在一处。

    明翰林院的位置与清朝一样，在北京承天门（清称天安门）以东的东长安门（清称长安左门）外、御（玉）河桥西南。据明代对翰林院十分熟悉的孙承泽称：“翰林院在东长安门外，北向，其西则銮驾库，东则玉河侨，元之鸿胪署也。正统七年始建为院。”（注：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三十二，《翰林院》。）从翰林院的位置来看，它显然处于午门外的外朝之地（注：翰林院原是萃集文土、画家、御医诗人以为皇帝供奉顾问的内朝机关、到明清时才逐渐转为外朝官，处理国家之事。陈茂同《历代职官沿革史》《词目》中有关“翰林院”的解释云：“明代始将修史、著作、图书等事务并归翰林院，正式成为外朝官署。”《历代职官沿革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3月。）。然而， 翰林院下属的史馆却设在午门内的皇宫中。确切地说，明代史馆距翰林院的内署机构——内阁相距不远。关于史馆的位置，明代未见有专门而集中的介绍，但从很多零散的史料中，我们可以考证出史馆的大致方位。从午门进入皇宫，迎面相对的是奉天门，奉天门后面便是明代最主要的朝堂奉天殿（嘉靖后改为皇极殿），午门—奉天门—奉天殿这一南北轴线的东面，有一排平行的庑房，庑房的正中有一门，坐东朝西、这便是左顺门，它与午门及奉天门相垂直。进入左顺门后的东南处，便是内阁的办公地点文渊阁，据明代内阁大学士彭时称“文渊阁在午门之内之东，文华殿南面”，“凡十间，皆覆以黄瓦。”（注：彭时：《彭文宪公笔记》，《国朝典故》卷之七十二，第1586—158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4月。又黄佐：《翰林记》卷二同。关于内阁的方位， 还见于黄瑜：《双槐岁抄》卷四，宜庙御制文渊阁铭序；杨士奇：《杨文贞公文集》卷一，“御书阁颂”；太监刘若愚：《酌中志》卷十七，“宫殿规制”；俞樾：《茶香室丛钞》，卷十七，“明内阁有象牙棋”。）。具有“内阁私门”之称的东阁，则是内阁的诰敕房。焦竑指出：“东阁在六馆之下，……以翰林学士年深者居之，专管文官诰敕事。”（注：焦竑：《玉堂丛语》，卷之六，《事例》。）。而修纂了实录等众多史书的史馆，便与东阁相连。《明会要》载：“东阁在左顺门，廊接史馆。虽有大学士官，其职在文渊阁，而司诰敕官多坐东阁。”（注：龙文彬：《明会要》卷三十，《职官二·宰辅杂录》引王圻《通考》。）据曾为史官的尹直讲，景泰间某日，帝驾从对面的右顺门过，正在史馆修史的“左顺门诸公（史官）多踦东阁门争睹之”（注：尹直：《謇斋琐缀录》卷二。）。足证史馆在禁中的左顺门附近，距东阁不远。更有说明力的是，黄佐在《翰林记·史馆》中明谓“今史馆凡十所，在东阁之右”。由于史馆紧邻东阁，所以史官若旷工，史馆的负责人便会“揭不至者职名于东阁上”。史馆总裁陈循曾为此写了一幅对联：“朝参未到，荷圣朝恩有覃时；纂述不来，奈史馆书无成日”（注：尹直：《謇斋琐缀录》卷二。）。《明实录》的修纂就是在史馆中进行的，据其进呈程序，也可以发现史馆的确切方位。《宣宗实录》卷六十一载：“（宣德五年正月）壬戌，进两朝《实录》。前一日，设实录案、表案于丹陛之东……设宝舆及香亭于史馆。是日早，监修官英国公张辅等率总裁、纂修官皆朝服，捧《实录》置舆中……鸿胪寺官朝服引《实录》舆……从左顺门东廊出，由金水桥中道行、监修等官皆后随至奉天门下。监修、总裁、纂修等官捧《实录》置于案。”送《实录》的宝舆设在史馆，说明《实录》是在史馆修纂的；史官迎《实录》的路线，正是从左顺门东廊经过，然后到奉天门进呈，说明史馆的方位就在左顺门附近的内阁及东阁一带。

    第三，明代史馆共分为十馆，其中东面四馆主编纂史料，西面六馆主修纂史书。

    明代史馆的内部结构，据前引黄佐之说，分为十所（十馆）。我们还可以举出更多的证据。尹直曾称，成化间编纂《宋元通鉴纲目》时，是“各馆分修”而“通行校正”的（注：尹直：《謇斋琐缀录》卷三。）。这表明史馆内部并非只设一馆。对此，查继佐《罪惟录·艺文志》有进一步的记载：“（成化九年）十一月，命纂辑《宋元续纲目通鉴》，亦亲为序。时纪事纪言之制不复，凡修史取诸司奏牍，分六部即十馆成之，总裁主删润……”这里明谓史馆分为十馆。关于这点，费宏的《进武宗实录表》也可以证实：“臣宏等发金匮之秘藏，萃皇华之咨度，义例准乎前史，笔札给于尚方。十馆星分，礼乐政刑之不紊。”十馆星分，既证明了史馆下设十馆，也说明十馆不全在一栋房子里面。张居正的《议处史职疏》向我们提供了更详细、更有说服力的史料，他说：“照得东西十馆原系史臣编校之所，密迩朝堂，纪述为便，今合用东馆近上四所，令史臣分直其中：一起居，二吏户，三礼兵，四刑工。”（注：《张太岳全集》卷三十九；又《明实录·神宗实录》卷三十五。）张居正明确指出史馆共有东西十馆，是史臣编纂校正的场所，离朝堂奉天殿很近，这种描述，与我们上面考证的方位大体一致。十馆分为东面四馆与西面六馆，二者在职能上有所区别：西面六馆一般是修纂史书的场所，如修《武宗实录》时，检讨陈寰曾提到过“迩者采尚书故实，上六馆”（注：焦竑：《玉堂丛语》，卷之四，《纂修》。）。上六馆，意思是将政府六部的公文档册交史馆中的西面六馆编纂。六棺与东阁相连，所以才有“东阁在六馆之下，廊接史馆”的记载；至于东面四馆，则可能曾经用来编纂和整理史料，所以张居正才建议将此四馆用作起居注和六曹章奏的编校场所。

     第四，明代史馆是虚体和实体相兼的修史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