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坏事而得寿终之权贵。对八王，史论仍然划分了其间劣迹的重轻差别，指出了有的因软弱无能（如汝南王亮），有的因性果志锐（如楚王玮）而被贾后利用，作了牺牲品；有的先举义旗复逞暴横（如齐王玮），不免助长祸乱，害时害己；有的则本性庸劣却心怀奸慝（如赵王伦），他们肆行纂夺，诛杀无已，促成战祸升级，是其中最坏的一个类型。总又指出，“西晋之政乱朝危，虽由时主”，武帝之昏庸举措，惠帝之愚蠢不堪，是其根由；“然煽其风速其祸者，咎在八王”，八王是具体参与并扩大战乱者。这个分析既有历史的根由，又有具体的责任，分寸掌握很严。 

    又如“五胡”的崛起，本为当世瞩目，《晋书》史论自然要探讨其事。试看对前燕政权的开创者、鲜卑族慕容廆的评论：“英姿伟量，是曰边豪，衅迹奸图，实惟乱首”，“二帝构平阳之酷，按兵窥运；五铎启金陵之祚，率礼称藩。勤王之诚，当君危而未立；臣主之节，俟国泰而将徇。适所谓相时而动，岂素蓄之款哉”（卷108—111《载记》“史臣曰”），这里分析了慕容廆的策略是养兵蓄甲，坐观时变，不去挽西晋既倒之狂澜，那是徒然费力；却来打起拥戴东晋的旗号，这会得到境内胡汉各族的支持，争取政治主动。所以用“相时而动”来概括其万全的战略姿态。接着又指出其成功在于“制敌多权，临下以惠，劝农桑，就地利，任贤士，该时杰”。这是符合“五胡”们汲取汉文化营养促进自身发展，因而在一个时期内勃发向上，不可战胜的历史真实。又如对前秦苻坚的评论：“雅量瑰姿，变夷从夏”，“遵明王之德教，阐先圣之儒风，抚育黎元，忧勤庶政。王猛以宏材纬军国，符融以懿戚赞经勖，权、薛以谅直进规谟，邓、张以忠勇恢威略，隽贤效足，＠①梓呈才，文武兼施，德刑并举。乃平燕定蜀，擒代吞凉，跨三分之二，居九州之七，遐荒慕义，幽险宅心”，“因以功侔曩烈，岂直化洽当年！虽五胡之盛，莫之比也”（卷112—115《载记》“史臣曰”）。这里正确地指出了符坚成功的原因是：加速封建化，继承前代基业，任用了王猛等良才干臣，勤政爱民，因而得到百姓拥护，成为“五胡”中最强盛者。苻坚臣僚，仅王猛、苻融有附传，其余权翼、薛贊、邓羌、张蚝等事迹只散见于苻氏载记中，史论在此一一提到他们并就其主要方面给予评价，这是恰当的。以下又探讨苻坚败亡，在于由盛而骄，刚愎拒谏，穷兵黩武，导致人心离散，所以淝战一败，内部鲜羌势力即叛，前秦瓦解于顷刻之间。看法是有见地的。又如评论石勒说“对敌临危，运筹贾勇，奇谟间发，猛气纵横”，“古之为国，曷以加诸，虽曰凶残，亦一时杰也”（卷104—107《载记》“史臣曰”）；评论乞伏炽盘说“叱咤风云，见机而动，牢笼隽杰，决胜多奇”，“览其遗迹，盗亦有道乎”（卷125《载记》“史臣曰”）；评论赫连勃勃说“器识高爽，风骨魁奇”，甚至骇叹“岂阴山之韫异气，不然何以致斯”（卷130《载记》“史臣曰”）。总之面对十六国“或篡通都之乡，或拥数州之地，雄图内卷，师旅外并”，“莫不龙旌帝服，建社开祊”（《载记·序》）的史实，作者虽也不脱传统偏见，说了些“丑类”、“丑虏”、“狼心”之类的话，但在更多地方，史论则主要是赞赏着这些“五胡”民族出类拔萃的优秀代表人物在一定时期的建树，客观中肯地分析评价他们的成败得失，甚至连石勒雄视曹操的豪迈气度，书答刘琨的洒脱风格等生活细节处都注意到并表赞许，这同时也就表现了《晋书》作者平等对待兄弟民族的进步性。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木右加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