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论的创立，由来已久。《左传》有“君子曰”，《史记》有“太史公曰”，《汉书》有“赞”，《三国志》有“评”，《晋书》以下，则多为“史臣曰”。《晋书》往往在有些例目前加一段序言，说明设立之原由凡例，有时也进行评论，亦可视作史论。自史汉至晋书，史论总的趋势是字数越来越多，篇幅越来越大。《史记》“太史公曰”直抒胸臆，数言辄罢，且极浅近；《晋书》“史臣曰”则要慎重其事地讨论晋代由统一而分裂，由强盛而寡弱的历史教训，以免唐帝国重蹈前辙，不厌其烦，反复说教。又唐承六朝余风，作者皆擅骈文偶体，写来不免铺排张扬，所以刘知几就批评这如同“加粉黛于壮夫，服绮纨于高士”，太不相配了（《史通·论赞》篇）。兹后论者相沿，都持此看法。这其实是值得商榷的。 

    同散文一样，作为一种文体，骈文本身并没有什么过错，关键在于如何运用，能否自由表达。如果是拙劣的散文，那又有什么可取？所以刘知几尽管非难《晋书》用骈文写史，而他自己用来表达这种批评意见的《史通》本身，就用骈文写成。这也并没有妨碍它多方面地探讨史学源流发展，分析各家优缺得失，流畅自如地表达各种看法。这说明，完全不是文体的问题，而在于是否操练成熟，运用得当。李慈铭说：“骈骊行文，自六朝至五代，诏策诰戒，无不出此”（《越缦堂读书记》）。联想我国中古时期文学批评与史学批评的双葩《文心雕龙》和《史通》，皆用骈文写成而影响久远，说明骈文之用，是时尚表现。《晋书》史论也是如此。另外，从史论的发展看，史迁陈寿以降，大都极讲求音节之铿锵鲜明，诵读上口，骈化趋势已很明显。反过来说，骈体的铺排跌宕，回转多变，对于分析复杂多样的历史事件，评价功过相间的历史人物，正有委迤折衷，曲尽其致之妙用。要之，史论的好坏，不主要在文体，而在于历史观点的正确程度。这样来看，《晋书》史论是相当出色的。笔者曾就《晋书》史论评价人物之实事求是、褒贬准确等特色作过探讨（《史学史研究》1984年第2期）， 兹就其有关历史事件、历史现象评价中表现出的是非观点和历史进步性，再作举例说明。 

    例如，西晋的统治为什么那样短暂？祸乱不息的原因何在？武帝等纪，后妃、齐王攸、荀勖、贾充、杨骏等传的史论一再反复指出，西晋的统治来自所谓禅让，因而不注意采取措施使老百姓“感而应之，悦而归之”，所以根基本不深固。在此“新集易动”之基础上，晋武帝“无久安难拔之虑”，“居治而忘危”，荒淫怠政，宠信后党，重用贾、杨、荀等奸凶之人，逼死齐王攸，疏远正直的朝臣，弄得“朝寡纯德之人”，正气不振；贵族统治阶级腐化堕落，奢侈无耻，加上其时“政令不恒，赏罚斯滥，或有材而不任，或无罪而见诛”（《八王传·序》）。从官场的乌烟瘴气，政治的是非颠倒，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风气败坏，不可救药。因而“晋道中微，基于是矣”，祸乱之兆，“彰于此焉”，统治危机已隐隐萌生了。而在托付后嗣这样的大事上，晋武帝却“建立非所，委寄失才”，“树立失权，托付非才”，终于引起贾后乱政并导发八王之乱，直接促成了西晋败亡。这种分析是有道理的。对齐王攸受武帝忌害而死，以致后来八王乱时缺乏一个有威望有资格有能力的宗室大臣来稳定朝政，史论深表惋惜。这是有一定根据的。而对荀勖诸人阿意人主，屡逞奸谄，结党营私，促成祸乱的行为，史论屡加谴责。尤其对贾充这个“谄谀陋质”的“刀笔常材”，史论认为他并未在统一全国的征战中建立功勋，仅仅凭了在魏晋嬗递中“抽戈犯顺”杀死魏帝曹髦，才得“滥叨非据”，“身极宠光”；就是这个魏的逆臣，晋的罪人，竟然“存荷台衡之寄，没有从享之荣”，真是“无德而禄”，死有余辜。这种谴责颇能道出人心愤慨，大概适用于一切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