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秦相既死，如何又却不更张，复和亲（当作议）？” 

    曰：“自是高宗不肯。当渠（指秦桧）死后，仍用沈该、万俟＠①、魏道弼，此数人皆是当时说和亲者。中外既知上意。未几，又下诏云：‘和议出于朕意，故相秦桧只是赞成。今桧既死，闻中外颇多异论，不可不戒约。’甚沮人心。”[17]所以，尽管和议误国，“甚沮人心”；尽管秦桧已死，但议和政策仍无法否定，因为高宗诏示天下，说这项政策是“出自朕意”，这就意味着：如果谁否定和议，便是否定高宗皇帝。史学家写此段历史，怎能不为之三思呢？所以，正是政策的延续性、渗透性，给史学家编著当代史以种种压力，缚上了道道绳索。 

    其三，事件的影响。 

    整个赵宋，有许多难作定评的大事件。举其要者，北宋有所谓：陈桥兵变、斧声烛影、涪陵之迁、元佐贬庶、宋后之丧、庆历党议、熙丰变法、元祐更化、宋末党争、海上之盟、靖康之难等；南宋则有建炎复辟、楚齐叛伪、秦桧专权、主和主战、诬杀岳飞等。这些一代大事，关涉整个当代史的军国大政。各方记载又参差不齐，或略或疏，舛牾迭出；或隐约其辞，了无定凭。但撰写本朝历史又绝不可回避。这就要求史家根据各种相关记载，不舍蛛丝马迹，索隐钩沉，参互求证，“取众说而质之”，毕现历史真相，得出平实的结论。 

    其四：资料情况。 

    长编体最大的特点就在于收集最丰富的资料，尤其是相互矛盾的资料，加以甄别考辨。如果相互歧异的资料少，那就不必采用长编体。而宋代有关本朝史的著述，恰恰非常纷繁而复杂，其歧异与矛盾，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 

    因为人、事、政策的影响，因为记载者政治倾向、立场、观点的不同，因为现实政治斗争的频繁，宋人特重白纸黑字，相信历史记载的“利害”。因而，各式各样的官史，私史充斥、不同程度地“传闻失实，私意乱真。”就官方史书而言，无论是最原始的起居注、时政纪，还是在不同背景下修成的日历、实录、会要、国史等，无不充满着矛盾岐异，打上了皇权干预和权臣私意的烙印，以致实录不实、正史不正，“国史凡几修，是非凡几易”。比如：北宋的实录，太祖实录曾两次修纂，后录即是在宋太宗干预下重修的，充满迎合和避忌。[18]神宗实录至有三修。元祐史臣修者诋毁新法，蔡卞、林希重修者贬斥元祐，故有朱墨本。到了南宋，高宗、赵鼎令元祐史臣之子范冲三修，力为宣仁太后辨诬，攻击王安石变法。[19]相应，哲宗实录，也经两修。初由蔡京主之，分前后录两部分，“京之意，以宣仁垂帘时，政非出于上（哲宗），故分前录，盖厚诬也。”[20]实质上，这是新旧两党政治斗争在修史上的反映。再如，高宗朝《日历》，即受到权臣秦桧的篡改。[21]所以无论北宋或南宗，官修史书私意曲笔之处比比皆是，且“是非凡几易”，问题太多了。修当代史尽管要使用这些史书，但必须做到明其弊、去其讹、断其疑，尤其要重新审视其是非标准。 

    私人著述方面，北宋中叶以后，随着政治斗争的频繁，也呈纷纭之势。最明显者，邵伯温、司马光等无祐派及其子弟门生，著私史诋斥、诬蔑变法派，甚至无中生有。到了南宋，先有李纲、宗泽与汪伯彦、黄潜善的矛盾，后有赵鼎、张浚与朱胜非、吕颐浩的政治分歧，再有秦桧专权十六年与主战派的势不两立，可以说矛盾更为复杂，各种势力交织，各派门生子弟均执笔著述，服务于自己的政治目的。以致记载事件详略各异，评判人物各执一辞。相对于官书而言，更没有统一的是非标准，撰述者背景各异动机不一，阵营复杂，门户派属私见行诸文字，隐己之恶，掠人之美，几为通病，难以作凭。资料记载的这种情况，决定了史家在利用时决不可贸然从事，而只有将它们纳入长编体之中，综合考证、参互求索，方可补弊纠偏，扶其偏私，斥其讹谬，平析曲直，恰当弃取，做出高质量的信史。而《长编》、《要录》和《会编》正是在上述资料条件下，利用长编体修纂成功的。 

    总之，无论是人、政策，还是事件、资料都给编写当代史布下了层层障碍。史学家受到现实政治、人事、资料的多方面掣肘，这是既定的先决条件。而南宋三位史学大家的高明之处，正在于他们找到了最恰当的途径——长编体。从而，在夹缝中突出了史家主体意识和创造性，并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人、书、事诸因素的左右，达到了众说“汇而为一”的修史效果和目的。 

             

三、 编年史传统的转化与更新——长编体确立的内在因素 

 

    任何一门学科都要随时代的发展而调整自身，同时在发展积累过程中不断寻求更合适的表述方式。因为，表述方式的变革往往也就反映了学者们对学科自身的新认识。中国历史学也不外此理，源远流长的中国史学史，一定意义上也是一部史学家们探究历史的最合适写作方式的历史，就是说，是不断更新与转化传统写作体式的过程。 

    中国历史编纂史上最早确立的是编年体。五经之一的《春秋》即是最早的编年史。稍后的《左传》，更是一部编年体煌煌巨著。二者以其崇高的地位确立了编年史的体例和传统。到了汉代，天才史家司马迁创作《史记》之后，纪传体才另开一枝。纪传体是以人物为中心的，与中国人的认知方式比较适应，满足了一定的作史要求和目的，所以为后代所继承，也被封建王朝尊为“正史之体”。但是，纪传体独霸史坛之后，也带来了一些麻烦，不足之处是明显的，尤其是纪传体断代史。唐之刘知几，宋之郑樵，都对之有过非议和驳难。尤其，纪传体明显地不适于对当代史的，当代史研究中所要涉及的价值评判、政治评价、鉴知等，作为当代人总有些难以定案、难作定评。 

    编年体在其长期发展中，显现了旺盛的生命力。刘知几说这种体裁“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序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理尽一言，语列重出。”[22]长处的确不少。但是，编年体长期难以与纪传体对垒。司马光作了深入探索和实践，将其操作程序规范为先搜集各种记载成从目，然后作资料长编，最后再删修定稿这样互为衔接的三部曲。于是，人们发现，作长编是编年体成功的一个关键环节，在无力量或条件不成熟时，仅利用长编法也可以成就史学著作。这样，长编的独立是自然而然且又切实可行的事，它不仅是编年体传统的体现，而且是其更新和发展。 

    当然，李焘曾说过其《续资治通鉴长编》是“未成书”的话，又说等以后由司马光一类大家来定稿等。同时的大学者吕祖谦也曾在给李焘的信中建议将《长编》删削定稿。而且象《长编》等宋代长编体名著的注文中也多有“待考”之类的未定之论。但这些都不能否认长编体作为一种体裁的独创性和独立性。因为，我们稍为考察便不难发现，作长编的方法远承古籍校勘中的异同校勘记，正文体现作者倾向，注文表示异同。如果说校异同属于校勘古籍的一种校勘法，那么，长编法也可以作为写作史书的一种体例。所以，李焘自称未定稿云云，正可解释为聪明的自谦。尤其，长编体作为一种体裁，与编年、纪传一样，也确有自己的规格和特点。它一经确立，便在各方面凸现出了当代史编写的史学意义和社会意义。 

    其一：用长编体编写当代史，最能总结朝代兴亡的教训。长编体继承了《左传》、《资治通鉴》等编年体名著的传统，详记当代史上有关国计民生的事件、政策、人物，将它们纳入时间系统内，无支离破碎之病，对于检讨当代史最为系统。 

    其二：容量大且体式完备。李焘、徐梦莘、李心传在完成他们的长编体巨著时，就使用和吸收了各种体裁和有关当代史的各方面资料。例如，《长编》引书达七百五十余种，《会编》引用书篇达四百来种，《要录》引书达四百九十余种，基本上囊括了当代历史的主要文献，本身就是资料渊薮，容量特大。至于体式完备，则指这些长编体著作用合适的体裁框架了所使用文献。一方面，它们使用各种体裁的历史文献。比如官方史书中，国史、实录、日历、会要、时政纪等，体裁就很丰富。国史即正史，属纪传体；会要则有“志”的成分；日历则属编年体。私史中，有的属纪传体，有的属编年体。另一方面，长编体也在编年体的总原则下吸收了纪传体的长处，比如，其叙写人物，于卒年往往简记其生平，很象附传；其叙写政策，往往追叙其来龙去脉，又近乎志，即在行文中熔入了纪传体的成分，弥补了编年体的不足。如此，长编法已发展为一种独立体裁。所以他们的“长编”，不是半成品的“通鉴”，而是一种著述，是他们追求的能比较完整表达其史观的史书体裁，从而也就成为完整意义的著作。 

    其三：“文虽繁而不病其冗，论虽歧而不病其杂”的写作效果。长编体的最大特点，就是不仅提供著史者的倾向，而且不排斥矛盾的甚至对抗的材料。这种体裁和表述方式，便于史学家顺利地处理当代史上许多棘手问题。一般而言，长编体的正文代表作者所取，反映作者对人或事的倾向，注文则“存异”那些矛盾歧异的资料，或表明自己的疑惑的考辨结果，留待后人进一步研究。 

             

四、 余论 

 

    李焘、徐梦莘、李心传三位史学大家创制了长编体史学巨著，完成了对本朝史的反省，从而迎来了宋代史学的光辉时代，证明了历史学旺盛的生命力，受到了普遍的称许。在南宋，孝宗皇帝就把李焘的《长编》誉为当代《通鉴》，认为可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置于同等地位，可见其受重视的程度。 

    三部长编体巨著的成功，也深刻影响了南宋及以后的中国史学。南宋陈傅良的《建隆编》、阙名的《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宋九朝编年备要》，都是《长编》影响下的产物。所以，长编体成了封建社会后期很受重视的史书体裁，对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发展功不可没。 

    从研究角度看，长编体史书记事详瞻，资料丰富，“一代之书（资料）尽荟于此”，可谓包罗齐备。《长编》、《会编》、《要录》尤其如此，故而成为研究宋代社会历史的最基本文献，尽管后人重编、续编宋朝《通鉴》颇多，但没有哪个能代替这三部巨著。 

    从资料利用角度看。长编体名著皆考证异同，周密精审。如本文第二节所论，宋代史料因为各方面原因，真实性大打折扣，稍有不慎，即有谬信之虞。但长编体有一个基本原则，即“实录、正史未必尽可据，杂史、小说未必皆无凭”，关键强调史家之高鉴慎择，综合考证。李焘、李心传等人正是遵循了这一原则，对许多问题提供了看法，廓清了许多材料的来龙去脉，使真伪虚实毕现于读者面前，为后人进一步研究和揭示历史规律扫清了障碍。即使我们读其书而不同意其结论，也仍可作进一步研究。因为他们在长编体的原则下，将矛盾歧异的资料附于注文之中，我们完全可以“据以求其是”。所以，长编体给后人提供了驰骋的广阔天地。 

    就学风而言，长编体的创立和实践也给我们树立了榜样。长编体史家旨在给人们提供信史，尽管政治立场不同，好恶有别，但还是尽量保存正反两方面的资料，虽有褒贬，却并不因人废言、因人废书，从而最大程度地保存了文献，比起那些空洞无物、议论至上，只给结论而不重实据的史书，更为耐读，更有反复研究的价值。总之，长编体的尝试和成功，昭示了历史研究的一个真理，亦即：史学家必须与时俱进，为研究对象找到最合适的表述方式；尤其是给人们提供了编著当代史的成功经验。李焘、徐梦莘、李心传不愧为一代优秀的有创造性的史学家，他们利用长编体创作当代史的成功，意义是多方面的，给后人以不尽的启迪。 

 

    注释： 

    [1]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下简称《要录》）卷121，绍兴八年八月壬午。 

    [2]  关于长编法的具体内容，参见裴汝诚教授《〈续资治通鉴长编〉考略》一书（中华书局1985年版）的有关内容。 

    [3]  《朱子语类》卷127《本朝一》，中华书局标点本，页3048-3049。 

    [4]  《要录》卷151，绍兴十四年夏四月丁亥。 

    [5]  李壁《巽岩先生墓刻》，见《永乐大典》卷10421李壁《雁湖集》。 

    [6]  《宋代蜀文辑存》卷52。 

    [7]  《宋史》卷388《李焘传》。 

    [8]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首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9]  《要录》卷1，建炎元年春正月辛卯注。 

    [10]  《要录》卷2，建炎元年二月丙寅注。 

    [11]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93。 

    [12]  《朱子语类》卷129《本朝三》，页3087。 

    [13]  《朱子语类》卷129《本朝三》，页3087。 

    [14]  袁桷《清容居士集》卷50《跋外高祖史越王尺牍》，其中记史浩语：“蒙示张公行状，可发一笑，识者观之，必有公论！” 

    [15]  王士祯《池北偶谈》卷9引何彦澄家藏朱熹墨迹。 

    [16]  《朱子语类》卷131《本朝五》，页3149-3150。 

    [17]  《朱子语类》卷131，页3162。 

    [18]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建隆元年春正月癸卯条“太宗扣马”；卷2，建隆元年六月甲午条“金匮之盟”，两事自注。 

    [19]  《要录》卷5，建炎元年五月辛卯条，及卷76绍兴四年五月癸丑条。 

    [20]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2。 

    [21]  《要录》卷148，绍兴十三年七月辛已条注及卷165绍兴二十三年冬十月下丑条注，又参见《宋史》卷473列传第232《奸臣·三》。 

    [22]  刘知几《史通》卷2《二体》。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上去底一横下加冂内加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