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中国史学的辉煌时代，其显著标志之一就是当代史或者说本朝史的成功撰述。两宋统治者特别重视修当代史，“订正旧史，以明国论”，[1]数目繁多的诸帝《实录》、国史，即分别为当代编年体和纪传体史书。但是，宋人当代史中水平最高，流传至今且影响最大的，则是私人所撰三部长编体书。宋人当代史撰述的成功，与长编体这种新体裁关系最大。 

    司马光创制了长编法。但在司马光那里，长编法仅仅是一个编纂程序，其长编也只是对原始资料进行初步整理和加工的编年史初稿，需要作最后的删修定稿，方可成就规范的编年史。[2]到了南宋，李焘、李心传、徐梦莘等，则有意识地将长编法独立出来，使之从一种操作方法，修史的一个环节，卓然而为独立的史书体裁——长编体，成就了《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下简称《要录》）、《三朝北盟会编》（以下简称《会编》）三部长编体当代史名著。过去，人们认为长编体史书是未遑定稿之作，缺乏从长编到删修定稿这一关键环节。这显然没有体察长编体史家的著述宗旨，没有深入研究这些史书的体例。我们认为，长编体在历史编纂学上的尝试、实践乃至最后确立，与宋代特有的社会历史环境和时代精神有着密切关联。当然，历史学自身的发展，也激发了表述方式的更新和创造。 

             

一、当代社会历史的沉痛刺激 

 

    赵宋立国，经历了从强到弱以至于亡国这样一个历史剧变。整个北宋，一直面临着与生俱来的内忧外患。改革与守成的斗争、“变”与“不变”的冲突，起码从真、仁二世，便成为笼罩于政坛，波及士林的最大政治命题。到了南宋，则又一直陷于抗战或议和的痛苦抉择中。严酷的政治斗争，严峻的社会现实，深深地缠绕着知识分子。这个时代的史学家，背负着过于沉重的心理负担和社会责任。尤其，靖康亡国这段赵宋王朝沉痛辛酸的灾难史，更使史学家首先陷于两难处境。他们不愿相信和接受这残酷的一幕，但又无法规避这实实在在的历史和现实。朱熹曾有过这样一段话： 

    今看著徽宗朝事，更无一著下得是。古之大国之君犹有一二著下得是，而大势不可支吾。那时更无一小著下得是，使无虏人之猖獗，亦不能安。以当时之势，不知有伊、吕之才，能转得否？恐也不可转。尝试思之，无著可下手。……每读其书（《徽宗实录》），看得人头痛，更无一版有一件可做得应节拍。[3]是的，历史有时确令人“头痛”，更何况是宋室的灾难史呢！但否定并不等于研究。问题的关键是要忍痛研究，检讨历史，为中兴赵宋得出现实对策。面对这个巨大的课题，南宋士大夫以强烈的忧患意识，从不同侧面进行了反思：哲学家们去思考、重构他们认为的根本命题，去理会理学；政治家们去探索抗战立国以至中兴的现实国策；文学家们在诗文中喊出爱国的主题，等等。 

    处在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史学家则走着另一条路。“通古今之变”的传统使他们更为深邃，何况这个“古”对他们来讲，正是自己的当代史呢！他们有观照社会历史，观照现实的独特角度，冷静而又激情满怀，满腔的历史精神不时迸发。试看研究靖康史的专著，仅其书名，亦令数百年后的读者激动而深思：《呻吟录》、《孤臣泣血录》、《靖康要盟录》、《乱华录》、《靖康建炎忠义录》、《痛定录》、《痛哭流涕编》、《靖康要录》、《靖康录》、《靖康遗录》、《靖康余录》等等。我们丝毫不觉得这些史书的作者在玩弄词藻，反而感切到他们悲愤、彷徨、哀惋的心灵，感切到他们痛定思痛的感情激流。时代命运与历史学本身的使命，促使他们将思考研究的对象聚焦于当代史。对他们来讲，尽管最高统治者和权臣有种种禁令，如宋高宗赵构就声色俱厉地宣称“此（指研究靖康史事）尤为害事”，[4]支持秦桧严私史之禁，不让历史学家重提北宋亡国之耻。但是，有良知、有使命感的史家，并没有视当代史为禁区，他们围绕靖康国耻，痛心疾首地检讨本朝史，思考着国家的现状和未来。 

    历史学在这个时期显示了赵宋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生机与魅力。北宋史尤其靖康之耻本身和它的刺激效应，成了史学家们关注当代史的契机。在这个群体中，李焘、徐梦莘、李心传三位大家的史学意识和创新精神尤为突出。 

    李焘、徐梦莘二人直接经历了南北宋之交的历史灾难。北宋败亡、南宋动荡、宋金矛盾激烈、现实形势严峻，是他们共同的遭际。史载李焘“遭王国多难，慨然有志驰驱。”[5]一介书生虽最终未能报效疆场，而亡国之恨却刻在了心头，实现人生价值的道路随之作了调整，专力治史。象一切优秀史家一样，他遵循着“厚今薄古”的精神，明确地规范自己的历史研究“曷若取其近于时机而论之，取其失者而鉴之，则于谋谟为有补矣”。[6]他首先研究靖康亡国史，追念靖康变故，著《反正义》十四篇，内中“皆救时大务”[7]，并作《四系录》一书，记“女真、契丹起灭，自绍圣迄宣和、靖康，凡二十卷”，进而全力研究整个北宋史，写成《长编》这部巨著。 

    徐梦莘也走了几乎相同的道路。在《三朝北盟会编》自序中，他毫不掩饰地讲：“呜呼！靖康之祸，古未有也。夷狄之为中国患久矣，……是皆乘草昧、凌迟之时，未闻以全治盛际遭此易且酷也。”[8]同样，是靖康亡国史使他痛心疾首，引发了他的著史宗旨，他要究其源、竟其因，从更大的历史场面来研究当代史。 

    相对于李焘和徐梦莘，李心传是位晚辈。这位下第之余绝意场屋的史臣后代，从少年时代即对史学有浓厚的兴趣。在他看来，经世之学中没有比史学更重要的了。他关注的是赵宋中兴史，也即南宋的现代史。但中兴之源也始于靖康，客观上无从回避，于是在《要录》中，他不惜破例为体，将笔端追触至北宋的政和、宣和年间，他解释说： 

    臣谨按：编年之体，不当追录前书已载之事。今以金人和战，帅府建立，皆中兴已后事迹张本，故详著之，以备其始末。[9]在李心传看来，历史并不遥远，而是与现实胶着在一起的。于是靖康之耻也成为他研究当代史的触发点。在使用有关靖康史的《钦宗实录》以及《孤臣泣血录》、《痛哭流涕编》等书时，他特别感叹道：“蔡绦《国史后补》所谓‘国家破辱，皆在端成殿’，即指此也。”[10]又说：“此据《孤臣泣血录》。《三国谋谟录》亦有之，其进书序云：‘编成此书，以代尝胆之苦，庶几会稽之耻未忘，东门之役必报。’今从之。”他一样地对靖康之耻切愤于胸，感慨万端，从而以靖康史为缘起，走入当代史的研究。 

    与同时代的其他历史学家相比，李焘，徐梦莘，李心传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们没有沉浸于国难国耻的苦楚之中，而是把冷峻的目光投得更远，在整个赵宋历史中探究历史嬗变的奥妙，总结教训，得出现实对策，将自己的报国热情建立于理性思考之上，从而使自己的历史研究真正有补于时。 

    于是，李焘痛感靖康之耻，去规划他的北宋史巨著。在他的思考中，北宋从建国到靖康亡国，实是一个割不断的整体。他第一个创造性地将长编法独立为一种著史体例，明确指出其“篇帙或相倍蓰，则长编之体当然”，[11]从而写出了960卷的长编体巨著《长编》。对于他的治史大旨而言，长编体的体制是非常适宜和恰当的。而徐梦莘则把笔端触及境外，把靖康史放在宋辽金的大空间系统和南北宋交替的时间流中去审视，在纵横交错的时空中去总理历史教训。他也采用了编年体，而且是长编体，并尽量保存原始文献以利他人和后人再度研究。《要录》的作者李心传，则把靖康史作为当代史研究的起点，从发展方向上作审视和总理，紧扣时代脉搏，对高宗一朝，即“中兴始末”的军国大政，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在治史中熔入了强烈的政治意向。他也有意识地选择了长编体。 

    三位史学大家走的是相同的路。这就是，在社会历史剧变的刺激下，把治史的方向规范于当代史，重视整个历史的走向，关注其与现实的联结点。另一方面，他们总结当代史，共同倾心于长编体，成就了各自的长编体巨著。 

             

二、 体裁选择的客观制约 

 

    几乎没有一个史学家不在当代史研究面前颇费踌躇。要刀刻汗青，要完成历史的不朽，并从中实现史家的使命，必须投入全身心，投入自己的全部才智和理性。李焘、李心传、徐梦莘都是以私人身份独立修史的，这是一件相当艰难的事业。相对于史局的官方史家，他们面临着更多的困难和不便。私人见闻的局限，资料收集的艰苦，处理不当，必然影响“直”、“信”宗旨的贯彻。更为棘手的是，如果不去图解“钦定”标准，则必须作出自己独立的判断，对纷繁广阔的社会历史有总体把握。即，既要作历史学家实录当代历史，又要当好社会病理学家，超越时代的迷障，冷静地探求出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寻出基本的经验教训，完成“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责任。这其中，有太多的问题使他们难以轻松。因为他们面对的是本朝史。 

    首先，他们不可回避现实政治的敏感性。 

    历史学与政治有着不解之缘。修史作为现实政治的组成部分，往往浓缩了政治斗争的全部。两宋政坛上，频繁、激烈、严酷的党争，客观上给史学家研究当代史布下层层障碍。不同派系的子孙、门生故吏，散处于现实政坛的各个角落，甚至和史学家同期共事，这不能不影响和左右着修史工作。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甚至把持着资料的诠释权、记载权，在最原始的材料上打上党派私见的烙印，造成失实。比如，欧阳修作《范仲淹神道碑》，其中记叙范仲淹晚年与政敌吕夷简“欢然相得，戮力平贼”。而范仲淹之子范纯仁却以为有辱乃翁，削去此事。欧阳修虽大为不快，但亦无可奈何。[12]另如，张方平本是平庸之辈，无甚可称道的大政绩，曾受到司马光的尖锐抨击。但他曾识拔过三苏父子，故苏轼作司马光《神道碑》时，有意略去其事，而且写文著书，“十分说他（指张方平）好。今人又好看苏文，所以例皆称之。介甫（王安石）文字中有说他不好处，人既不看，看又不信。”[13]这就造成对张方平评价认识上的有违真实。再如，有关南宋名臣张浚的记载，多以朱熹所作《张浚行状》为蓝本，但张浚之子张栻和朱熹同为理学大家，关系极洽，所以，《行状》之作多有不实。[14]朱熹后来曾作检讨，说自己“十年前率尔记张魏公行实，当时只据渠家文字草成，后见它书所记多不同，常以为恨。”[15]可见实录、信史之难。经过此事，朱熹更为谨慎了。所以，当赵鼎的后代再来找他作《赵鼎行状》时，他只是不允。《朱子语类》曾载： 

    问：赵忠简（鼎）行状，他家弟子欲属笔于先生，先生不许，莫不以为疑，不知先生之意安在？ 

    曰：这般文字利害，若有不实，朝廷或来取索，则为不便。如某向来《张魏公行状》，亦只凭钦夫（张栻）写来事实做将去，后见《光尧实录》，其中煞有不相应处，故于这般文字不敢轻易下笔。《赵忠简行状》，向亦尝为看一过，其中煞有与魏公同处。或有一事，张氏子弟载之，则以为尽出张公，赵公子弟载之，则以为尽出赵公。某既作了魏公（张浚）底，以为出于张公，今又如何说是赵公耶。[16] 

    朱熹将自己执意不写赵鼎《行状》的苦衷，向学生推心置腹地讲了个明白。他认为，其一，张浚、赵鼎都是南宋政坛上的关键人物，同事高宗一朝，都有极大的政治影响，门生子弟遍布朝野，所以写他们二人的行状，是太敏感了，太关“利害”了；其二，张、赵二相功过尚未有定评，而双方子弟均挟私意，功同归己，过则予人。自己既作了张浚行状，上当受骗过一次，所以赵鼎《行状》最好回避，以免错上加错，有违史家良知。朱熹讲的都是事实，理由也充足。但也不是没有更合适的解决办法，他完全可以作个客观的史家，去理清个中公案。但他没有勇气去纠正，却象逃避瘟疫一样回避了，把这个皮球踢给了别人，要人家去“仔细推究，参考当时事实，庶得其实而无牴牾耳。”可见，一旦事关现实利害，连朱熹这样的大家都唯恐避之不及，所以，理清历史，超越利害顾虑去作信史，只有留待更具责任心的史家。长编体史家李焘、李心传、徐梦莘，正是这样富有责任心的史学大家。 

    其二，政策的影响。 

    每项政策都有它产生的广泛社会基础，有明显的政治目的。制定实施和运作之后又会产生深浅不等的影响，并有其延续性。即使一项政策运行不久便给取消了，它仍然会有遗痕，不会马上从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中消声匿迹。尤其是当代史上的一些重大国策，更是如此。史学家处在当代社会之中，处在以各种政策为主导的现实生活中，要做当代史，其难度可想而知。其一，客观的，即史家对某些重大政策不能或不容许有异议；其二，主观的，即史家在研究以政策为主导的当代史时，限于自己的认识水平，尚不能对之作科学的认识。 

    无论是客观的“难”还是主观的“难”，都回避不了一个事实，即，本朝史上的一些重大政策，首先就是当代史编写中应反映的主干内容，一旦舍去，史学著作便失去了应有的份量。所以，史学家必须给予政策以实事求是的记叙，并作出恰当的分析评价。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采取科学认真的态度，搜集各方面的史料记载，考辨异同、综合订正，然后选择合适的体例，著之于书。这个过程，实际上体现着史家的历史眼光和见识。比如关于“守成”还是“变法”，就是整个宋代争议最大的政策取向问题。其中，王安石变法更是沸沸扬扬。北宋后四朝反反复复的党争，也基本围绕着变法政策展开。神宗朝任用王安石变法，制定新法。哲宗初，宣仁太后和司马光则对新法彻底否定，全盘废止。哲宗亲政后，又搞“绍述”，重行变法政策。到了南宋，祖述元祐的大臣赵鼎、范冲又在高宗赵构的支持下，急匆匆给宣仁太后“辨诬”，改修神、哲二朝《实录》，“是元祐而非熙丰”，给王安石变法强行定案，并把否定变法作为现实政治斗争的一大内容。高宗、孝宗之后，朱子理学兴起，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把持文化领域，在书院这个阵地宣扬自己的政治见解，进而影响朝野。书院派评定变法的一个基调即认为王安石变法导致了北宋亡国，是祸国之源。这个意见通过朱门弟子又影响到史书编纂，于是，否定王安石变法，在史学领域渐成“铁案”。但是，政策的否定却没有这么简单。王安石变法的一些具体政策，虽历经政治风云变幻，不仅不可能从实质上被完全废止，反而在不同名目下继续施行于现实社会。例如，司马光目为“最为害事”的募役法，不仅在司马光废止新法时不能尽为除去，而且一直到南宋还被政坛认为切合实际。可见，合理的政策并未因制定者的失势而消亡，也未因反对者的歪曲而失却其合理性。再如，北宋末，宋徽宗、蔡京大搞官制改革，尽管这些政策是昏君和奸臣制定的，但它反映了宋代官制改革的必要性，所以，官制改革的某些具体内容，历靖康之难，到南宋仍被沿用。再如，秦桧当权时的议和政策，在当时即为胡铨、张浚等抗战派激烈反对，但因高宗支持而得以奉行。秦桧死后，和议之策仍奉行如故。至孝宗朝，抗战派曾一度扬眉吐气，北伐抗金。但军事失败之后，议和又成主导，整个南宋，对金政策上大抵以和议为主。朱熹在论及此节时曾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