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认为唐皇朝的兴废治乱之迹，对于北宋皇朝来说，是最切近的事情，所以提出“今所宜监，莫近于唐”的认识。这跟上述吴兢认识历史的方法有相似之处。范祖禹又略述北宋开国后百余年的历史，并不无深意地说：“夫唐事已如彼，祖宗之成效如此。然则今当何监，不在唐乎！今当何法，不在祖宗乎！夫惟取监于唐，取法于祖宗，则永世保民之道也。”（注：《唐鉴》，卷一二。）其忧患意识正寓于其深意之中。 

    南宋时期，因朝代更迭、政治形势骤变而激发了史学家的忧患意识，他们受着“伤时感事，忠愤所激”的政治、文化氛围的影响，矢志著书，以存信史，以寄忧思，以警后人。史学家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980卷（今存520卷），徐梦莘撰《三朝北盟会编》250卷，李心传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00卷，都是属于两宋之际的本朝史或“当代史”，都是“忧世”、“泣血”之作。史载李心传曾向宋理宗谏言，分析政治与天灾的关系，指出： 

    陛下愿治，七年于此，灾祥饥馑，史不绝书，其故何哉？朝令夕改，靡有常规，则政不节矣；行赍居送，略无罢日，则使民疾矣；陪都园庙，工作甚殷，则土木营矣；潜邸女冠，声焰兹炽，则女谒盛矣；珍玩之献，罕闻却绝，则苞苴行矣；鲠切之言，类多厌弃，则谗夫昌矣。此六事者，一或有焉，犹足以致旱。愿亟降罪己之诏，修六事以回天心。群臣之中有献聚敛剽窃之论以求进者，必重黜之，俾不得以上诬圣德，则旱虽烈，犹可弭也。然民怨于内，敌逼于外，事穷势迫，何所不至！陛下虽谋臣如云，猛将如雨，亦不知所以为策矣。（注：《宋史·李心传传》。） 

    李心传曾先后两次因言而罢官，联系上述引文，可以想见其为人。唯其如此，“有史才，通故实”的李心传，在他的历史著作中自然蕴含着深刻的忧患意识。 

    这个时期的另一位史学家袁枢，把编年体的《资治通鉴》创造性地改撰成纪事本末体的《通鉴纪事本末》，也寄寓了他的“爱君忧国之心，愤世疾邪之志”。故当时的诗人杨万里说：“今读子袁子此书，如生乎其时，亲见乎其事，使人喜，使人悲，使人鼓舞。未既，而继之以叹且泣也！”（注：《通鉴纪事本末》序。）反映出史书所能产生的社会影响，也折射出史学家的忧患意识的感染力。 

    如果说历史运动是两宋史家历史撰述的客观动因的话，那么，史家的忧患意识可以看作是两宋史家历史撰述的主观动因；当然，史家的主观动因，归根结底，还是受到时代的激励和历史传统的影响。 

             

三、关于史家之忧的思考 

 

    宋代史家还从一般的意义上对史家之忧做进一步思考，从而拓展了关于这个问题的理论空间。 

    苏辙曾说：“父兄之学，皆以古今成败得失为议论之要。”（注：苏辙：《历代论一》，见郭预衡主编《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卷一○，六八八六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苏洵、苏轼、苏辙号称“三苏”，以文学名于世，但他们确与史学有密切关系。苏洵撰有《史论》三篇，他在上篇中写道： 

    史何为而作乎？其有忧也。何忧乎？忧小人也。何由知之？以其名知之。楚之史曰《梼杌》；梼杌，四凶之一也。君子不待褒而劝，不待贬而惩，然则史之所惩劝者独小人耳。仲尼之志大，故其忧愈大。忧愈大，故其作愈大。是以因史修经，卒之论其效者，必曰“乱臣贼子惧”。由是知史与经皆忧小人而作，其义一也。（注：苏洵：《史论上》，《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卷，二六六八页。） 

    通观全篇，苏洵主要是阐述他对经与史的关系的见解，但他起首便讲到了史家之忧及忧之所在的问题。苏洵认为，史家之忧是“忧小人”，因为只有“小人”才需要惩劝，而君子则无需褒贬便能自觉懂得惩劝的。他还以“梼杌”是四凶之一及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为根据，来证明他的这个见解。 

    苏洵把史家作史的原因归结为“其有忧”、把忧之所在归结为“忧小人”的见解，这是过于狭隘了。他以楚国国史《梼杌》之名为证，亦甚牵强，一则与晋之《乘》、鲁之《春秋》不相符合，二则“梼杌”也是古代传说中的神名之一。（注：《国语·周语上》：“商之兴也，梼杌次于丕山。”）孟子说过“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注：《孟了·滕文公下》。）的话，但这并不意味着史书只是用来惩劝“小人”而与“君子”无关。晋国的韩宣子曾到鲁国“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注：《左传》昭公二年。）。孔子本人也读史书，所以他说“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注：《论语·卫灵公》。）。至于《春秋》，绝不止是给“乱臣贼子”读的，正如司马迁所说，“为人君父”、“为人臣子”者，都“不可以不知《春秋》”、不可以“不通于《春秋》之义”。（注：《史记·太史公自序》。）从司马迁父子作史的旨趣来看，他们的境界之高、视野之广，与苏洵所论确有天壤之别。尽管如此，苏洵提出了史家之忧的问题还是有意义的。若考虑到他所处的时代及其所关注的时势，对他的上述见解就不会过于苛责了。苏洵在《论衡·远虑》一文中论君臣关系和“社稷之忧”，从另一个方面透露出了他的忧患之心。他写道： 

    近世之君抗然于上，而使宰相眇然于下，上下不接，而其志不通矣。臣视君如天之辽然而不可亲，而君亦如天之视人，泊然无爱之之心也。是以社稷之忧，彼不以为忧；社稷之喜，彼不以为喜。君忧不辱，君辱不死。一人誉之则用之，一人毁之则舍之。宰相避嫌畏讥且不暇，何暇尽心以忧社稷？数迁数易，视相府如传舍。百官泛泛于下，而天子茕茕于上。一旦有猝然之忧，吾未见其不颠沛而殒越也。（注：《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卷四，二六三三页。） 

    显然，这种君臣关系和这种用人原则，自然令人堪忧，而且的确是属于“社稷之忧”的范围的。苏洵还强调指出，从历史上看，君主只有任用“腹心之臣”，才可应天下“不测之变”。可见苏洵所关注的“社稷之忧”已突破了他所尊崇的史家之忧了。 

    值得注意的是，苏洵关于君臣关系之忧等等，是有人与之共鸣的。曾巩与宋代史学关系十分密切，并担任过史馆修撰之职。曾巩之忧当是史家之忧的一种反映，而他的一些见解恰与苏洵有相同之处。曾巩在《说遇下》一文中写道： 

    近世自王公大臣之进见，皆俯首侧身，屏息以听仪相者疾呼姓名敕进，使拜舞已，则立而侍。设有宴享，则郎中以降皆坐于庑下，与工祝为等仵，王者遇之，体貌颜色未尝为之变也，而曾起且下，又不名乎。其于进退疾病死丧，本尝皆备其礼也。自公卿莫能得其从容，而况于疏远之臣庶乎？上下之情间然可知矣。至有罪故，则又困辱而刑之。此所以使偷安幸进之利深，无节自薄之俗胜，百官之于上，苟若而已，能无因败而利之者邪？国家之治最甚已，可无变欤？（注：《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卷四，二八五九页。） 

    如果苏洵所披露的君臣关系的淡漠还比较含蓄的话，那么曾巩所描述的这种关系就很形象具体了。可以想见，这种关系笼罩下的政治决不会是强有力的政治，其应付各种事变的能力和效率必然受到很大的限制。曾巩的这些见解，确乎是“社稷之忧”，反映了他深刻的忧患意识。 

    宋朝的积贫积弱局面的形成，同最高统治集团的思想状态、运转机制有极大的关系。这一点，是应当重新做出估量的。曾巩在关于用人问题上，也同苏洵有类似的见解。他在《治之难》一文中指出：“治世非无小人也，其信正人也，固其相参非庸者也，虽有，正人弗病也。”反之，情况就不一样了，“可得天下国家之安乎？”他根据汉代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认为：“鸣呼！治之难也。以此视天下者，不观小人、正人、贵贱、升黜，观其用否如何耳，则治乱审矣。”（注：《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卷四，二八六八至二八六九页。）从这些话来看，曾巩所论与苏洵也有不同处，苏洵是“忧小人”，曾巩认为“小人”、“正人”总是会有的，而所当忧的是“用否如何”，这就比较切合实际了。 

    同曾巩比较起来，欧阳修的忧患意识也是史家之忧的突出反映。欧阳修曾撰《原弊》一文，指出： 

    昔者用常有余而今常不足，何也？其为术相反而然也。昔者知务农又知节用，今以不勤之农赡无节之用故也。非徒不勤农，又为众弊之耗之；非徒不量民力以为节，又直不量天力之所任也。 

    昔者“常有余”、今者“常不足”的差别，是不同的政策造成的；而造成“今”与“昔”政策上变化的具体根源又在于“众弊”的存在。“何为众弊？有诱民之弊，有兼并之弊，有力役之弊。”但是，弊端还不止于此。欧阳修进一步指出： 

    夫此三弊，是其大端。又有奇邪之民去为浮巧之工，与夫兼并商贾之人为僭侈之费，又有贪吏之诛求，赋敛之无名，其弊不以尽举也。既不劝之使勤，又为众弊以耗之……天下几何其不乏也！（注：《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卷二，一○三二页。） 

    众弊丛生，天下匮乏，这不能不说是十分严重的“社稷之忧”、“天下”之忧。欧阳修还进而分析了“不量民力以为节”关键是“未尝量民力而制国用”，“不量天力之所任”即“不知水旱之谓也”。他在本文末写道：“今士大夫方共修太平之基，颇推务本以兴农，故辄原其弊而列之，以俟兴利除害者采于有司也。”这反映了史家之忧的积极意向。 

    综上，可以做以下两点概括：第一，史家之忧，充分说明史家都是关注现实社会的前途命运的；第二，史家之忧，说到底是以社会之忧为忧，以天下之忧为忧。中国史学的这一特点，在两宋时期甚为突出。史家的忧患意识在历史撰述上和社会影响上都有重要的意义。从历史撰述上看，史家的忧患意识往往同他们的历史思想变化结合在一起，因而能够深刻地揭示历史发展和现实社会中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重大问题，这就是司马迁说的“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注：《史记·平准书》后论。）。从社会影响上看，优秀史实因有上述思想为指导，其历史撰述则必须贯穿着历史感与时代感相结合的旨趣，使后世读史之人亦能产生共鸣。从这个意义上讲，史学的社会功用总是伴随着人们的忧患意识而表现出来的。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讠加思 

        ＠②原字户下加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