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龚自珍曾这样深刻地指出：“吾闻深于《春秋》者，其论史也。”“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注：《龚定庵全集类编》，卷四，《乙丙之际著议第九》。）龚自珍的话，揭示出了中国古代史家的一个思想特点，也从一个方面概括了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可见，所谓“良史”，其撰述一方面是受到社会的激励，一方面也深为这一优良传统所影响。关于这一点，两宋史家给予后人很多启示。 

             

一、 史家的忧患意识传统 

 

    中国古代史家，历来有一种忧患意识。这种意识主要表现为对于朝代、国家的兴亡盛衰以及社会治乱、人民生活的关注。这是同史学的本质与功能密切相关的。这是因为，史学家对于历史的认识，往往是和对于现实的认识联系起来，故而从史学家对于历史和现实的认识来看，常常反映出他们对于社会的前途、命运的忧患意识，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他们决心致力于历史撰述的一个思想基础。孟子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注：《孟子·滕文公下》。）这就反映了孔子作《春秋》时的一种忧患意识。司马迁父子撰述《史记》的最初动机，是出于对史职的忠诚和执著。这就是司马谈对司马迁说的一番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注：《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谈之所惧，是“废天下之史文”的问题；然而，当司马迁进入到具体的撰述之中的时候，他的思想已不只是集中在“史文”问题上了，他对汉武帝统治下的社会前途表现出深深的忧虑。读《史记·平准书》可以看到，在司马迁的史笔之下，极盛时期的汉武帝统治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显示出作者的忧患意识是多么的深沉。司马迁当然有秉承父亲的遗志，着重写出汉兴以来的“明主贤君”，可是当他考察了汉武帝统治时期的社会历史时，他就不能只是赞扬和称颂了，他的严肃的史学家的批判之笔也不能不时时触到汉武帝本人。这同巴尔扎克所写的《人间喜剧》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当他让他所深切同情的那些贵族男女行动的时候，他的嘲笑是空前尖刻的，他的讽刺是空前辛辣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4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我们只要看一看《史记·封禅书》，就会感到司马迁的嘲笑和讽刺是何等的尖刻与辛辣。这种嘲笑和讽刺正是对于“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注：《史记·平准书》。）时尚的深深忧虑的集中反映。 

    司马迁处在西汉由鼎盛开始走向衰落的时期，他的深邃的历史眼光使他看到了这一变化，故而发出了“物盛而衰，固其变也”的感叹。唐代史家吴兢也有大致相仿的经历。吴兢生活在唐代武则天至唐玄宗时期，他目睹了唐代盛世即“开元盛世”，同时也敏感地觉察到唐玄宗开元后期滋生起来的政治上的颓势。于是，他写出了著名的《贞观政要》一书。吴兢从玄宗时大臣源乾曜、张嘉贞任相职时“虑四维之不张，每克己励精，缅怀故实，未尝有乏”的做法中得到启发，认为唐太宗时期的“政化”，“良足可观，振古而来，未之有也”，所以决心写一本反映唐太宗贞观年间政治统治面貌的专书。吴兢认为，此书“人伦之纪备矣，军国之政存焉”，其义在于“惩劝”。吴兢对于此书在政治上的作用有充分的信心。他说：“庶乎有国有家者克遵前轨，择善而从，则可久之业益彰矣，可大之功尤著矣，岂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而已哉！”（注：以上所引均见《贞观政要·序》。）可见，史学家吴兢是很“现实”的：与其侈谈尧、舜、文（王）、武（王），不如就从学习本朝“贞观之治”做起。他的这种现实的态度，既是对唐太宗时“政化”的仰慕，又是出于对唐玄宗开元后期李林甫、杨国忠辈当政的忧虑。此书以《君道》开篇，以《慎终》结束，也反映出这位被当时人誉为董狐式的史学家的忧患意识。他在《上〈贞观政要〉表》中，把这种忧患意识表述得更加明显了，他说：“望纡天鉴，择善而行，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伏愿行之而有恒，思之而不倦，则贞观巍巍之化可得而致矣！”《贞观政要》这部书在晚唐以后的历代政治生活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唐宣宗是晚唐时期一位尚有作为的皇帝，史家对他有较好的评论。史载，唐宣宗曾经“书《贞观政要》于屏风，每正色拱手而读之”（注：《资治通鉴》，卷二四八，唐宣宗大中二年。）。辽、金、元三朝统治者，都曾把《贞观政要》译成本民族文字，作为政治教科书。 

             

二、两宋史家的忧患意识与历史撰述 

 

    两宋史家的忧患意识，既有史家忧患意识传统的影响，又有时代情势的激发，因而显得十分突出。 

    北宋立国，积贫积弱，士大夫阶层的忧患意识显得格外凝重。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出了这种忧患意识的深沉的境界，他写道：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注：《范文正公集》，卷七。） 

    这种“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意识与境界，在当时和后世都有很大的影响，《岳阳楼记》因此而成为千古不朽的名篇。 

    王安石是继范仲淹之后的又一位改革家，他在推行变法之前的一份《上皇帝万言书》中，分析了当时种种社会矛盾，披露了他的重重忧虑。《万言书》提出的社会问题是： 

    臣窃观陛下有恭俭之德，有聪明睿智之才，夙兴夜寐，无一日之懈，声色狗马，观游玩好之事，无纤介之蔽，而仁民爱物之意，孚于天下，而又公选天下之所愿以为辅相者，属之以事，而不贰于谗邪倾巧之臣，此虽二帝、三王之用心，不过如此而已，宜其家给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于此，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四方有志之士，＠①＠①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注：《王文公文集》，卷一。） 

    值得注意的是，王安石在这里道出了“四方有志之士，＠①＠①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已超出了个人的思想范围，而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北宋史家的忧患意识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形成和发展的。司马光、范祖禹等史学家的忧患意识具有更加突出的历史感，司马光《历年图序》深刻地反映了这种历史感，他写道： 

    臣光拜手稽首曰：臣闻《商书》曰：“与治同道罔不兴，与乱同事罔不亡。终始慎厥与，惟明明后。”《周书》曰：“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商。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只厥德，乃早坠厥命。我不敢知，曰：有商受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只厥德，乃早坠厥命。”盖言治乱之道，古今一贯，历年之期，惟德是视而已。臣性愚学浅，不足以知国家之大体，然窃以简策所载前世之迹占之，辄敢冒死妄陈一二…… 

    接着，司马光便言其作《历年图》之目的在于察历代“治乱兴衰之迹”，以使今人“法善”、“戒恶”，明乎“治不忘乱”的道理。他写道： 

    夫道有失得，故政有治乱；德有高下，故功有大小；才有美恶，故世有兴衰。上自生民之初，下逮天地之末，有国家者，虽变化万端，不外是矣。三王之前见于《诗》、《书》、《春秋》，臣愚不敢复言。今采战国以来至周之显德，凡小大之国所以治乱兴衰之迹，举其大要，集以为图，每年为一行、六十行为一重，五重为一卷。其天下离析之时，则置一国之年于上，而以朱书诸国之君及其元年系于其下，从而数诸国之年，则皆可知矣。凡一千三百六十有二年，离为五卷，命曰《历年图》，敢再拜稽首上陈于黼ｙǐ＠②之前。庶几观听不劳而闻见甚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知自古以来，治世至寡，乱世至多，得之甚难，失之甚易也……《易》曰：“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志亡，治不忘乱。”《周书》曰：“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今人有十金之户者，犹知爱之，况为天下富庶治安之主，以承祖宗光大完美之业，可不戒哉！可不慎哉！（注：司马光：《稽古录》，卷一六。） 

    这是司马光在撰写《资治通鉴》之前所撰写的一段文字，从中可以看出，史学家同政治家对世事的忧患是相通的。司马光同王安石政见不合，而在忧患意识方面，却并无二致。宋神宗一方面任用王安石变法，一方面又慨然为司马光所主编的史书作序，并赐名为《资治通鉴》，正可表明其间的相通之处。 

    北宋史家忧患意识的深沉历史感，同样也包含着强烈的时代感。史学家范祖禹是司马光撰《资治通鉴》的助手之一，他著有《唐鉴》一书，在讲到唐代历史的经验教训和他撰写此书的目的时指出： 

    昔隋氏穷兵暴敛，害虐生民，其民不忍，共起而亡之。唐高祖以一旅之众，取关中，不半岁而有天下，其成功如此之速者，因隋大坏故也。以治易乱，以宽易暴，天下之人归往而安息之。方其君明臣忠，外包四荒，下遂万物，此其所由兴也。其子孙忘前人之勤劳，天厌于上，人离于下，宇内圯裂，尺地不保，此其所由废也。其治未尝不由君子，其乱未尝不由小人，皆布在方策，显不可掩。然则今所宜监，莫近于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