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明代前期本朝仕宦对后裔影响的概率

　　①进士。明代洪武四年开科，取进士120人，此后停科13年，到洪武十八年才复科，并步入三岁大比的常规。由此说来，洪武前17年的进士年平均数只有7人，仅是此后的十几分之一，比元代还少。为方便起见，本文主张明代进士的代际影响从洪武十八年（1385）算起。根据24年的代际周期，明代前期重开科举后的进士，在1409-1433年段，影响第一代，影响率≤0.17；在1433-1457年段，影响第二代，影响率≤0.46；在1457-1481年段，影响第三代，影响率渐趋正常的1。换句话说，明代前期本朝的进士功名，要等成化以后才能完全涵盖其下三代。同时，明洪武十八年至正统年间的进士年均人数，大致是明中后期的一半；景泰至成化的进士年均人数已接近明中后期的水平，但充分反映在后三代的履历上是16世纪的事了。故我们认为，明代前期本朝产生的进士对后裔的影响概率，不及明中期至清代的四分之一。
　　②举人。明代举人产生及各朝解额增加与进士相似。洪武三年、五年的两次乡试后，停废了十一年，至十七年重举秋闱。如果明代举人的代际影响就从这届(1384年)算起的话，则明代本朝举人要到1461-1485年才能完全涵盖其下三代。明初举人解额少，且增加缓慢，洪武三年仅510人，至正统年间也不过760人。景泰时，举人名额俄扩到1135人，接近于明中后期的常值[41]，但在代际的反映上，与明代前期无关了。据此推算，明代前期本朝考取的举人对后裔影响的概率，也不及明中期至清代平均值的四分之一。
　　③贡生。明代太学的发展规模大致是中间高两头低。洪武年间国子监的平均年学生似在一千人左右[42]；永乐三-六年，国子监学生在三-五千之间；永乐七年至成化五年，南北两监的学生总数在6000-20000人(似含捐监者)之间，达到鼎盛期；成化六-十五年又降至5000-3000人。成化十六年以后两监的资料不详，难以做出比较正确的判断。但从万历年间仅南京国子监尚有学生3000余人看，尽管明中后期存在监生出路的雍滞问题，但说明初40年是明代太学规模的低谷似不成问题[43]。明代贡生如果按礼部正式颁布奏令的洪武十五年(1382)为起点，则明代本朝贡生要到1454-1478年才能完全涵盖其下三代。太学规模上的全盛期反映在代际上，已到了成化至嘉靖朝了，对明代前期的影响不是很大。又从代际的特征分析，我们认为，明代前期本朝选拔的贡生对后裔的影响概率，大约是明代中期的二分之一，也小于明代后期。清代国子监的规模不是很大，可从清代任一时期的正途贡生为1500-2000人来看[44]，清代贡生对后裔的影响概率至少是大于明初四十年的。
　　 ④官员。明代官员队伍也经历了由少到多或有精到滥的过程。洪武时期，全国的文武官员为二万多人。永乐后，冗员日多，至成化，文武职位逾十万，正德时，又超过十二万[45]。此前后，虽几经裁员，但明中后期官员队伍总的趋势在膨胀。清代的文武官员及有虚衔者在太平天国前后分别约为8万、15万[46]。可见，明代前期官员对后裔的影响概率也不及明中期至清代平均数的四分之一。还要指出，明清两代的官员固然都包含了进士、举人和贡生，以及本文没有讨论的武进士、武举人与荐举者等，但有趣的是，与清代仕宦以文官为主恰恰相反，明代官员以武职为基干，在官僚机器里，大多是世袭的武官。故明代，特别是卫学尚未普及的明初，世袭的武官对子孙走上科第之路的帮助不是很大。也就是说，即使同等数量的官员，明代前期官员对后裔的实际影响概率可能也要小于明中期至清代的。
　　通过以上分析，可大致估算，明代前期进士可能出自仕宦阶层的概率本来就不及明中后期的三分之一、清代的四分之一，是比知识分子边缘化的元代还甚的、科举史上独一无二的低谷期。这从反面证明了百年树人的规律。若明代前期A类进士实际的拥有率达到明中后期的三分之一、清代的四分之一，并不能真正说明明代前期进士应来自仕宦家庭的比例少。现对照表1，明代前期C类进士占31.8%，是明中后期占有率（51.5%）的六成，是清代占有率(62.8%)的近半。这说明，若严格按祖上可能出现仕宦的概率稽核，明代前期C类进士的实际比例似乎不是少了，而是多了。至少可以认为明代前期C类进士少，亦即科举流动率异常高，主要是元代特殊的用人政策留下的“后遗症”，是一种短暂的、非正常现象，在科举史上并不具有典型的意义，我们对明代前期科举社会流动率高的史料与类比价值及引伸意义宜作适当的估计。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何氏所用的史料与得出的结论本身表示怀疑[47]。
　　令人欣慰的是，本文尝试的用概率/代际考察明清科举社会流动率的研究方法与何氏本人的统计吻合，亦与钱茂伟提供的数据相似[48]。也可以这么说，是何先生揭示的明代前期C类进士比例增长(A、B类进士减少)的规律性，启发了我以上的思维。从表1看，前6科，除了首科洪武四年可考的人数太少，有一定偶然性(C类进士仍在明代前期应出现的占有率——17%以上)外，其他各科C类进士都随着时间的推迟而增加，且增幅与年代间隔和代际效应吻合——随着代际的延续，C类进士的百分率大致按阶梯式增加(A、B类进士呈阶梯式下降)。有趣的是，C类进士的增幅到了弘治年间就大抵稳定下来。其实，这也受内在的逻辑所支配。因为明中后期，虽然进士、举人和官员总数一直在增加，且随着社会结构的渐趋稳定与援例的流行，官宦及富家子弟在场屋竞争中更具优势，但中高级功名的主体——贡生的代际效应随着成化初年后国子监学生人数的剧烈下降[49]，在弘治时进入巅峰，逐渐延续到嘉靖中叶后就大幅度减少了，至明末不曾反弹(清代若按正途贡生计也然)，故弘治后影响代际效应的综合条件变化不大了，流动率也就相对固定下来了。当然，此纯属逻辑推理，是否站得住脚？还有待包括进士祖上三代具有贡生功名的在明清各时段所占的比例等史实来加以验证。

　

　　

注 释：

[1]详见刘海峰：《科举学导论》，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36-245页；（美）李弘祺(Thomas H.C.Lee)：《中国科举考试及其近代解释五论》，《厦门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何忠礼：《二十世纪的中国科举制度史研究》，《历史研究》2000年第6期；（美）柯文(PauI A .Cohen)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84-185页；余新忠：《清前期浙西北基层社会精英的晋身途径与社会流动》，《南开学报》2000年第4期；吕妙芬：《对明清教育史研究的几点观察》，《大学教育科学》2005年第5期；罗祎楠：《社会流动理论与历史研究——以美国宋代社会史的讨论为例》，载http://www.tsinghua.edu.cn/docsn/lsx/student/luntan/luoyinan2.doc，2006-07-09。
[2](美)何炳棣：《中华帝国成功的阶梯——明清社会史》，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2年。
[3]此前的相关研究有：潘光旦、费孝通：《科举与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清华大学)第4卷第1期，1947年；何睿格：《科举考试中的门第与才能》，《哈佛亚洲研究学报》，1947年。转引自刘海峰，上揭文①，第238页。
[4]转引自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136页。
[5](美)何炳棣著，王振忠译：《科举与社会流动的地域差异》，《历史地理》第1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10页。
[6][12][13]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12、23-29，312、311页。
[7]参阅(美)韩明士(海姆斯)著，曹国庆、邓虹编译：《社会变动与科举考试》，《江西社会科学》1989年第6期；(美)B·A·埃(艾)尔曼著，卫灵译：《明清时期科举制度下的政治、社会与文化更新》，《国外社会科学》1992年第8期；(加拿大)卜正民著，孙竞昊译《家族传承与文化霸权：1368至1911年的宁波绅士》，《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4期。
[8]参见孙立平：《论科举制对传统中国社会结构及其演变之影响》，《学习与探索》1992年第4期；(美)何炳棣著，王振忠译：《科举与社会流动的地域差异》，《历史地理》第1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吴建华：《科举制下进士的社会结构与社会流动》，《苏州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刘海峰：《科举——考试的教育视角》，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按：有学者提示，何氏理论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在国内出现了，初涉者似也非上述学者。
[9]详见刘海峰：《科举学导论》，第242-245页；吴宣德：《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待版。
[10]吴建华：《科举制下进士的社会结构与社会流动》，《苏州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
[11][17]20][25][32][45][48]钱茂伟：《国家、科举与社会——以明代为中心的考察》，北京：北京图书馆，2004年，第142、140、140、308-310、308-310、61-65、140页。
[14]主要参考中国古籍善本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传纪类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4-40页；骆兆平：《谈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文献》第20辑，1984年；骆兆平：《新编天一阁书目》，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钱茂伟：《国家、科举与社会——以明代为中心的考察》，北京：北京图书馆，2004年，第259-261页。
[15]据《宁波日报》2006年5月18日第2版报道：《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登科录》(51册)，已列入《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一五”(2006-2010)重点规划》，预期2006年11月由宁波出版社出版。
[16](美)艾尔曼：《明清科举文化史》(表5.1、5.2)，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91页。按：笔者所见为艾氏本人提供的扫描电子文本。
[18]此外，台湾学者于志嘉利用《万历三十八年庚戌科序齿录》，对77位军籍进士祖孙五代的社会身份做了比较详细的统计，披露了诸多有价值的信息，为没有条件或时间接触登科录的读者了解进士家世提供了一份范例。详见于志嘉：《明代军户的社会地位——科举与任官》，(日)《东洋学报》，第71卷第3、4号，1990年。
[19][40]沈登苗：《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第4期(含未发布的统计资料)。
[21]何炳棣认为，艾尔曼统计出来的平民比例比他的还高，并对艾没有就此做必要的展开颇有微词(见注[6]第27-28页)。但笔者认为，在这个细节上，何炳棣误解了艾尔曼的工作，因为艾氏统计的内容是进士的户籍(户计)，而非家世，故何对艾的指责似有失严谨。
[22]载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辑组编：《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21卷《史部·传纪类》，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
[23]主要参阅萧启庆：《元至正十一年进士题名记校补》，(台湾)《食货月刊》(复刊)第16卷第7、8期，1987年；桂栖鹏、尚衍斌：《元代色目人进士考》，《新疆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陈高华：《元泰定甲子科进士考》，载《内陆亚洲历史文化研究——韩儒林先生纪念文集》，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48-164页；沈仁国：《钱大昕<元进士考>中至正甲午科进士续考》，《学海》2003年第2期。
[24]由于较易出儒籍进士的明初，有10余科的进士题名录没有记载进士的“藉别”，故实际的儒籍进士应远大于此数。
[26]乔卫平著：《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三卷《宋金辽元》，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519页。
[27] 萧启庆：《元代的儒户——儒士地位演进史上的一章》，载刑义田、林丽月主编：《社会变迁》(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第289页。
[28][30][39]萧启庆：《元朝科举与江南士大夫之延续》，载中国元史研究会编：《元史论丛》第七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
[29]萧启庆：《元代科举与菁英流动》，(台湾)《汉学研究》第5卷第1期，1987年。
[31] 转引自刘海峰：上揭文[1]，第241页。
[33]除了明代，以及清代前期的流动率比后期略高外，尚无确凿的史料还能证明哪一个科举时(朝)代出现的社会流动其初期比后期高。详见何炳棣：上揭文[2]，第112-113页；何怀宏：上揭文[4]，第135页；萧启庆：上揭文[28]等。
[34]刘海峰：《科举——考试的教育视角》，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14页。
[35] 曹树基认为，明代流动的社会结构决定了不同社会阶层育子率的不同。较高的社会阶层拥有较多的资源，有能力养育更多的子女(参见曹树基著：《中国人口史》第四卷《明时期》，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94-404页)。而有实力角逐进士者，一般属较高的社会阶层，至少出于小康、殷实的家庭，故这里的育子率是指此阶层，而非明代所有的成年男子。
[36]虽然，元明清各时期的总人口相差较大，但本人认为，由于大多数时期的多数进士出自仕宦（含有官衔者）或有中高级功名者的家庭，余下的也十有八九来自具有初级功名或经济比较富裕的家庭，即决定殿试竞争程度的主要是仕宦、科举人口和中小地主及比较成功的商人的数量，而不是总人口的多寡，故各时段人口的变动与参加初级功名考试的考生规模的盈缩，对本文择取仕宦与科举人口进行比较的研究方法与结论，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
[37]余大钧：《关于元代四等人制下的科举取士》，载《国学研究》第七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38]转引自史卫民著：《元代社会生活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24-25页。
[41]吴宣德著：《中国教育史》第四卷《明代》，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475页。
[42]吴宣德对《南雍志》载录洪武二十六年国子监学生数为8124名提出了质疑，认为这是把“‘一千八百’误作了‘八千一百’”所致。详见吴宣德：《<南雍志>洪武二十六年太学生人数证伪》，载http://www.myqf.net/gengyusuoji/taixueshengshu.htm，2006-07-07。本文采信此说。
[43]明代国子监学生人数，参见《南雍志》卷十五《储养考上》、(明)黄儒炳：《续南雍志》卷十三《造土考·土之版籍》，载杨学为等主编：《中国考试制度史资料选编》，合肥：黄山书社，1992年，第300-307页；吴宣德：上揭文[41]。
[44][46]张仲礼著，李荣昌译：《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29、131页。
[47]笔者并不因此而对科举制度的客观性、公正性、开放性产生怀疑，就科举社会流动的作用，本人仍倾向于以何炳棣教授为代表的“流动派”。此立场与我前文的表述并不矛盾，对此，笔者另将撰文探讨。                      
[49]吴宣德对此表示怀疑，认为成化三年后监生人数骤降，这是《明太学志》等记载的口径不同所致。详见吴宣德：上揭文[41]，第62-64页。我们同意吴氏的分析。但明代国子监盛衰的基本走势不会因此而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