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是翻译还是其它原因？我们觉得表1把跨度将达近半个明朝的前6个科年(1371-1496)划作“明初”，显然是不妥的。为比较正确地表达时间概念，本文对明前、中、后三个时期作如下的界定：洪武至天顺朝(1368-1464)为明代前期；成化至嘉靖朝(1465-1566)为明代中期；隆庆至崇祯朝(1567-1644)为明代后期。那么，我们从表1可知，真正算得上明代前期的只有洪武四年、永乐十年、天顺元年等3科，仅占同时期28科的10.7%；研究对象也不过区区428人，约占同时期5064位进士的8.5%[19]，而其中的近七成，又出自接近明中期的天顺年间。因此，无论是科年还是人数，抑或是实际分布重心，该表反映的明代前期的史料是比较勉强的。也许由是之故，何氏才把“明初”划分的下限延续至15世纪末。
　　庆幸的是，何氏取样的明代前期3个科年在时间上都极具代表性，且钱茂伟[20]的统计客观上支持了何的结论：明代前期出身平民家庭的进士甚多(21)。

 

三、明代前期B类进士空白是史料缺载和今人理解不同所致

   

　　由于何著表9仅把B类进士与A类进士归为同类，使读者对B类进士的注意力集中到其平民的属性上，而忽视了B类进士本是介于A类进士与C类进士之间，既都可以向两者“靠拢”，又有别于纯粹的平民之家与仕宦之家的一个阶层——低级的士阶层。如果我们沿此思绪，也把B类进士与A类进士归为同类，那么，剩下的就是前三代没有获得过一个初级功名的纯粹的平民家庭了。读懂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事实上，何炳棣的明代科举社会流动率高包含了两个层次，除了大家关注的出身仕宦家庭的进士相对不多，也反映了前三代已产生了一个或更多的生员，但却没有更高的功名或官职的家庭也稀少，对应到嘉靖十四年前(为便于统一及集中解决问题，以下对B类进士的讨论一般仅指明代前期)，这类家庭竟是缺席。故探索明代进士三代履历中单纯的生员家庭奇缺，尤其是明代前期这类进士空白之原委，也不无史料与学术价值了。　　
　　表1所列明代前期最显著的特征是A类进士的比重大，其主要原因是B类进士无。分析这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窃以为文献记载有问题。在该表17个科年中，有12个科年B类进士空白，其中前9科连续空白，而当最后两届及被遗漏的万历十一年(1583)的B类进士都达四、五十人之多，比例已接近清代的平均数，且超出明清的平均水准时，紧挨的万历八年（1580）以及相近的隆庆二年（1568）、嘉靖四十一年(1562)等三科仍无一个B类进士，这是不可思议的。宋以降，中国封建士大夫队伍里，府、州、县地方官学出身的儒生群体最为庞大，决定着文人的数量。那么，对明代嘉靖十四年及以前没有一个进士产生在前三代仅出现过生员的家庭之疑问，唯一合理的诠释，我们认为是进士题名录的履历记载或今人的认识有问题。
　　进士家世所反映的其实就是人物的代际身份问题。明代前期，特别是洪武、永乐时期的进士家世，主要折射的是他们的祖上在元代的社会地位。明代前期是否有B类进士，主要看他们的祖上三代在元代有否产生过地方儒学出身，但尚未步入仕途的先人。然而，要找到这些资料并非易事。从现存的元代两种进士题名录——《元统元年进士题名录》、《至正十一年进士题名记》看[22]，进士祖上三代家世里找不到有诸生身份记载的文字；在当代学人对元代进士家世的诸多考证中，似乎也难见秀才之踪影[23]。故笔者认为，祖上的地方儒学之学历还没有资格上元登科录，抑或方志族谱、史传碑文对生员这一功名也不太注意。明承元制，明代前期的科举题名录很有可能也存在这种情况，至少是还不够详细、规范。
　　那么，考察明代前期是否存在前三代已产生了生员，但却没有更高的功名或官职的进士及其概率，今天该从何处着手呢？
　　从钱茂伟的研究中获得这样一条比较重要的信息：洪武四年的进士来自儒籍家庭的有64人，竟超过该届进士总和120人的一半，也占有明一代今天尚可考证的儒籍进士总数155人[24]的41%。[25]因明代的“儒籍”是元朝户计制度遗留的产物，故笔者试图以此为突破口，摸索明初登科记关于生员身份的记载问题。
　　乔卫平通过对《庙学典礼》卷一《岁贡儒吏》的研究后认为，元代地方儒学的生源构成具有以下特征：其一，主要招收儒户出身的子弟；其二，儒户子弟入学读书是一种法定义务，其有余闲子弟，必须有一名入学读书；其三，地方儒学的学生分为两个级别：第一个级别是允许所有的儒户和非儒户中愿求学的子弟入官学读书，学生自备束修，但不标入学籍；第二个级别是通过对这些学生的考试，正式标入府、州、县学籍，有资格参加岁贡儒吏的考试，并可享受免差及学粮津贴待遇。故乔氏总结说，前者大致相当于待补生或附学生，后者相当于廪膳生[26]。如果这一推理成立，对照明清地方生员中的廪生、增生、附生之分类，又考虑元代儒户的经济地位不亚于“明清的绅士”[27]，那么，元代儒户家庭就几乎成了生员家庭的代名词，尽管当时地方儒学的学生尚未正式称“生员”，也勿论蒙元地方儒学的文化水准要比明清时代的低。由此可见，洪武时期的进士，即使他们的父亲不一定都是“廪生”、“增生”或“附生”，但追朔到祖、曾祖辈，这些职业的儒学家庭，应该大都为B类家庭，部分甚至是南宋的官僚家庭。萧启庆教授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详见下文。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江南儒户于至元二十七年(1290)定籍后即无变动[28]，元中后期，一些新兴的儒生家庭的户籍仍为民、军、匠等籍。故从理论上讲，明首科放榜的进士，来自生员家庭的可能不仅仅是儒户。也就是说，洪武四年的进士，极有可能大多数来自生员家庭。可从表1看，洪武四年有家世可查的28名进士中，出身在A类家庭的有21人，占75%，却没有一个来自B类家庭，与本文的推理有极大的不相弁称。因此，笔者认为，在洪武四年登科录的进士家世中，不是儒户可以代表生员家庭，就是登科录本来就没有生员身份记载的内容，且在明代的相当时期内这一习惯被承袭，到了明中后期，生员身份还时填时不填，直至明末，祖上产生生员的记载可能才规范起来，并被清朝所沿用。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明代嘉靖十四年前A类进士异常多而B类进士阙如的真相。若我们拿这个特定时期的“B类进士”或“A、B类进士”，与其它时期，特别是登科录记载比较规范的清代的B类进士或A、B类进士进行量化比较，是没有多大的意义的。
　　据萧启庆的研究，元代儒户是南北书香家庭的大部，尤其是江南儒户网罗了大多数南宋仕宦及科第之家。据其对元统元年进士户计的统计，在25个南人进士中，有10人产生在儒户，另有8人亦系南宋科第旧家，两项合计，南人进士产生在宋元士大夫之家的占72%。[29]
　　如果说，元代儒户制度使南宋科第仕宦世家之家学、家风的延续得到了保障，那么，萧启庆对元朝科举与江南士大夫关系的考证又表明，元恢复科举使不少江南士大夫家族皆能浴火重生，跃登宦坛，元朝的科第之家构成了联系宋明两代江南精英阶层的桥梁[30]。洪武四年的进士大半出身在儒户之家，则印证了萧的论断之不谬，也说明洪武四年的进士大都产生在宋元士大夫家庭。从这一点讲，艾尔曼说的科举是“优秀分子的轮转”[31]，有其道理。
　　永乐后，元代儒户后裔在科举竞争中的优势不复存在 [32]，加上明开国之初地方儒学的学额有限，永乐至天顺朝可能产生的B类进士不会太多。但随着C类进士的逐步增加，这时段的进士来自仕宦及士大夫家庭的也应该比较可观。

 

四、明代前期科举社会流动率高之结论的非典型性

　

　　何氏的明代前期科举社会流动率高，也即出身仕宦家庭的进士相对较少的论断，应经得起史实的检验的。但本人分析后认为，这主要是其前朝——元朝推行民族歧视政策，汉族知识分子政治地位低下，占人口极大多数的南人很难入仕或深造形成的；可看成元代特殊的文教、用人政策留下的“后遗症”，是一种短暂的、非正常现象，在科举史上并不具备典型的意义[33]。
　　在讨论展开前，我们必须先设定与代际身份有关的几个技术参数。第一，中式的平均年龄。据刘海峰的研究，明代科举的平均年龄分别为秀才24岁、举人30岁、进士35岁[34]。由于贡生大都是从廪生中按资历选拔出来的，年龄一般应比进士还大，但明代前期“挨贡”似乎不像后来激烈，故我们可以把明代前期贡生入学的平均年龄看作与进士相同。第二，已成年男子出生时父亲的平均年龄。明代早婚，然亦多子，为方便起见，我们也按秀才的平均中式年龄24岁为明代成年男子出身时父辈的平均年龄。即曾祖、祖、父与子的平均代际间隔时间为24年。则秀才中式35年、举人中式29年、进士中式及廪生入监24年后，他们的功名才有可能出现在下一代进士的履历上。第三，曾祖以下三代涉及的平均成年男子数。根据曹树基关于明代墓主育子率2.7人、墓主子代的育子率1.5人左右的研究结论，以及墓主子代的育子率比墓主明显减少的趋势分析，我们假定明代较高社会阶层养育成年儿子的平均值为1.8人[35]，则在曾祖-→祖(第一代)→父(第二代)→己(第三代)等父子链上应该出现的平均成年男子分别为1.8人、3.24(1.8×1.8)人、5.83(3.24×1.8)人，合计10.87人。这意味着代际关系越远，影响的广度越大(代际关系越近，帮助的力度更甚)，到了曾孙一辈，他对下代的影响平均会涉及到近11个成年男子。当然，这些是纯理论上的推理。另外，明代入仕的平均年龄，除了武官，大致可对应举人、进士的中式值。由于没有查到元代获取功名和充任官吏的年龄资料，相关材料暂时只能参照明代的数据。

　　1、元代仕宦对入明后裔影响的概率

　　明洪武年间进士的祖上三代涵盖有元一代，建文、永乐时期进士的祖上三代的大多数也属元人。故了解明代前期A类进士，首先看元代的仕宦情况。从何炳棣到萧启庆，关于进士家庭是否仕宦出身的主要标准大致相同：一是指进士、举人、贡生等有中高级科举功名者；二是指官员，元代则包括吏。
　　元代只进行了16次科举，录取进士仅1139人(不含国子生考取的)，平均每年仅12.8人，只及明清的七、八分之一。元代的举人是进士的3倍，即使不考虑乡试重复的因素，总量也不过3417人左右，平均每年38人，约是明代的十分之一，清代的十五分之一[36]。众所周知，元代实行的是“四等人制下的科举取土”，进士中额，拥有百分之九十几人口的汉人、南人仅占一半，另一半给了享有特权的蒙古、色目人[37]。更要留意，后者在明代的进士、举人中很难找到，少到可以不计的程度。故以上的进士、举人数入明后对子孙的实际影响还要减半。元代虽然有三个国子学，但在校学生总数似不会超过一千人，且三个国子学不招南人，汉人也只占其中的小部分。若不考虑人口增长因素(下同)，明洪武至永乐时期进士祖上可能出现的有中高级功名的概率，大抵是明中期至清代平均数的十分之一左右，当然，随着时间的后移(下同)，这种差距会逐渐缩小，但不影响“明代前期”的基本结论了。
　　元代重吏轻儒，各级政府官员主要通过吏员出职的途径选用。据《元典章》卷下《吏部一·官制一》记载，文宗时有品级的官员22490人，内有汉人15738人，占70%[38] 。但这里没有区分汉人中的南人与北人。韩国学者周浮标根据《元史》等有传可稽的3419位元朝官员统计出族种比例：蒙古族占22.64%，色目人占26.88%，汉人占39.84，南人占10.24%，另有0.4%不详[39]。由以上两组数据推测，占元朝总人口80%左右的南人，在官员队伍里可能只占据很小部分的份额，揆诸明初(洪武-永乐)84%的进士分布于南方[40]，我们认为，明洪武-永乐时期的进士的祖上三代有可能出现官吏的概率，也近似明中期至清代平均值的十分之一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