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大营的渊源：靖难北军和永乐亲征军

　　由卫所组军到大军常驻京师的转变，除永乐末年的军事形势、永乐之后的政治形势等原因，还应有明朝兵制的内在演变脉络在起作用。洪武时期，五军都督府各统都司卫所，边境派勋臣乃至藩王镇守。明太宗发动靖难战争，获得意外成功，“祖制”自然在相当程度上让位于靖难中形成的北军兵制，而且永乐时期对内镇压任务重于洪武时期，又频繁发动对外战争，最终首都北迁，必然对兵制进行重大调整。京营既然是永乐以后继承亲征军而来的，三大营体制必然可以追溯到亲征军，乃至靖难时期的北军。
　　靖难初期，朱棣裹胁大宁地区驻军南下，在途中重组军队，“命张玉将中军，郑亨、何寿充中军左、右副将。朱能将左军，朱荣、李睿充左军左、右副将……右军……前军……后军……以大宁归附之众分隶各军。”[25]此五军显然模仿五军都督府的名义，各军分别投入实战，如“后军先与敌交战，不利”[26]，“战滹沱河，右军力屈”[27]。由“张玉……掌中营兵”[28]知，中营即中军，则各军可称营。
　　靖难战争中，北军多次出现各军即将溃败，而朱棣“率精锐赴之”一类记载。张玉是朱棣的首要将领，在东昌战役中却与朱棣失散阵亡，可见中军虽为主力，却不是朱棣亲率的“精锐”。永乐元年（1403年）闰十一月，特地“定从征哨马营将士赏赐。”[29]则哨马营也单独成军。论靖难战功时，分五军、大旗下、哨马营、守城及其他杂类：五军、哨马营分领队、随伍二类；大旗下“把总都指挥视都督……散都指挥视五军把总都指挥”，余同五军等 [30]。“大旗下”的“把总”、“散”，地位本当五军的“领队”、“随伍”，而赏赉高于五军与哨马营，显然“大旗下”即战功最著的亲信“精锐”，即靖难全军分为直属精锐、五军各营和哨马营，大军三分之制初见端倪。
　　永乐八年（1410）三月，朱棣亲征本雅失里，“王友督中军……何福督左哨……郑亨督右哨……陈懋督左掖……刘才督右掖。”“刘江等充游击将军，督前哨。都督薛禄、冀中等充骠骑将军，都指挥侯镛、陈贤等充神机将军，都督金玉等充鹰扬将军，都指挥李文等充轻车将军。”[31]靖难白沟河之战中，朱勇“领左哨为前锋。”[32]朱勇是上述统领左军的朱能之子，则左哨或是左军某部。诸位将军是否属于中军、哨、掖呢？王世贞认为：“永乐八年北征，始分步骑为五军……寻别选轻骑为前哨，命都督刘江等充游击将军督之。又以都督薛禄、冀中等充骠骑将军……神机将军……鹰扬将军……轻车将军，分督精卒，不隶五军。”[33]按，朱棣曾训斥游击将军朱荣等：“哨马营离大营三十里……不发哨马在前，却令架炮之人在前……如何不被其擒去？”[34]则游击将军所统的前哨即哨马营。朱棣亲率精骑出战，“以轻骑逐虏……其余军士，令清远侯帅领，驻扎河上……哨马营获胡寇……送至大营，清远侯复遣人护送驰诣上所。”[35]朱棣有“说与各军总兵官及骠骑将军都督薛禄、薛斌等”[36]之语，均证朱棣亲率的精骑与哨马营、中军、哨、掖有别，“分督精卒、不隶五军”是正确的。精锐、哨马营和中军哨掖的体制，与靖难中的大旗下、哨马营、五军各营完全吻合，可知第一次北征的军队体系完全承袭了靖难军队，后代五军营的中军、哨、掖体制，乃由靖难中的左右中前后五军演化而来。
　　永乐十二年（1414）第二次北征，全军分为随驾三千官军、神机铳手、大旗大营马队并哨马官军、围子手、幼官幼军与旗鼓手、五军马步官军、传令营、舍人以及其他后勤、配属官军等多个部分 [37]，但主力不外前三部分与五军。其中，随驾三千官军显然是亲率的“精锐”，神机铳手紧随随驾军之后，地位非同一般。王兆春据《明史》柳升在第一次北征中“将神机火器为先锋”的记载，认为作为新兵种、新军队单位的神机营在第一次北征前夕就成立了 [38]。按，第一次北征时有邓某“扈驾北征，乃与同附大鸿胪陈公季暄、工部尚书黎公澄创神机营，建盔甲厂，制神枪神铳，退鞑虏于九龙山下。”[39]“创神机营”显然是制造兵器而非战斗机构。且《实录》未载柳升于第一次北征时领神机火器，反而是第二次北征前，朱棣“谕安远侯柳升曰：神机火铳，兵之利器，攻战所不阕者……尔提督不可不严。”[40]在忽兰忽失温之战中，“上麾安远侯柳升等发神机铳炮，毙数百人。”[41]《明史》显然将第二次北征的事迹张冠李戴了，第一次北征军中必无神机营之设 [42]。
　　第二次北征的确有“复举肃清之师……统神机营左翼”[43]的记载，但柳升领神机铳手，北征中却由“柳升领大营……郑亨领中军……陈懋领左哨……李彬领右哨……王通领左掖……谭青领右掖……刘江、朱荣等为先锋。”[44]神机兵无疑属于“大营”。朱棣下令，总是“敕大营并各营总兵官”或“敕大营、各军总兵官”或“敕大营及五军总兵官”[45]，大营是五军之前的单位。朱棣当从旧时的“大旗下”随驾军中抽出“随驾三千”骑兵直属，而将剩余部分益以旧哨马营和新设神机兵，组成五军之外的大营。这样，全军主体为由大旗下驾前军挑选出的随驾三千马军、由驾前军余部与哨马营和神机铳手组成的大营、五军三部分。
　　永乐二十年（1422）第三次北征中，“朱荣等领前锋，缉捕北虏声息。……柳升等领中军马步队及大营围子手并神机营。宁阳侯陈懋等领御前精骑。永顺伯薛斌、恭顺伯吴克忠等领鞑靼马队。武安侯郑亨等领左哨。阳武侯薛禄等领右哨，英国公张辅等领左掖，成山侯王通等领右掖。”[46]这时大营似乎成了中军的附属单位。但北征中时时“敕大营、五军诸将”[47]，又“敕前锋都督朱荣等曰：哨马止留五千随尔前行，余皆遣回大营。”[48]则前锋即哨马营，与神机营同属大营，而结合第二次北征中柳升专领“大营”的事例看，此时的大营当为包括中军在内的全军主力。御前精骑与鞑靼马队自然是驾前军，但重要性已经降低，全军分大营（包括中军）、驾前军、五军哨掖三部分。
　　《实录》载本次北征的营阵：“时营阵，大营居中，营外分驻五军，连左哨、右哨、左掖、右掖以总之。步军居内，骑卒居外，神机营在骑卒之外，神机营外有长围，各周二十里。”[49]五军之中当然包括各哨、掖，怎能分驻五军后又连哨掖？由柳升兼统中军与大营各部判断，中军当属大营，驻中央，各哨、掖在外。早在第一次北征中，哨马营就因将“架炮之人”置于步骑之外而遭申斥，此后神机兵逐渐成为明军赖以出奇制胜的精锐，怎能散在“骑卒”之外乃至阵外呢？这条记载被广泛引用，《明史》以之为永乐京营的战时编制方式，其实不堪推敲。
　　永乐二十一年（1423）第四次北征，仅设“中军……左哨……右哨……左掖……右掖……陈懋居前锋。”[50]次年最后一次北征，设“中军……左掖……右掖……左哨……右哨……陈懋、忠勇王金忠率壮士为前锋，安顺伯薛贵、恭顺伯吴克忠、都督李谦等各领兵从。”[51]似乎只设五军与前锋，而无大营、驾前军。其实前锋就是过去的驾前军，第三次北征中统“御前精骑”的陈懋，在随后两次北征中统前锋。朱棣暴亡，仁宗在北京“谕随征大营五军总兵官：先委宁阳侯陈懋、阳武侯薛禄率领随驾精锐马队三千星驰回京。” [52]北征中“陈懋、忠勇王金忠率师前进。”[53]金忠、吴克忠等是新近来降的蒙古贵族，所领当然是“鞑靼马队”。所以，前锋应本是由“御前精骑”和“鞑靼马队”构成的驾前军，但这时朱棣年事已高，不堪上阵，驾前军变为巡哨前锋。朱棣本人应当坐镇过去由柳升统领的“大营”，下辖神机兵等，与中军一体。如此，最后两次北征的体制略同第三次：前锋（驾前军），大营（中军），五军哨掖，唯大营不再包括担任巡哨的前锋哨马营。
　　永乐时期的亲征军一直采取三分体制。靖难与第一次北征时为驾前军（大旗下、三千马队）、哨马营、五军，后四次北征时，驾前军一部、哨马营、新设神机铳手等组合为大营，甚至与五军里的中军合为一体，驾前军则逐渐担当起哨马营旧任。初期的精锐――五军――巡哨体制，逐渐演化为巡哨――五军――大营体制，甚至巡哨――五军哨掖――大营主力体制，原精锐转向巡哨，新设火器兵取代骑兵成为精锐，与三大营的三千――五军――神机体制越来越接近了。把五军营和洪武时期的五军都督府联系起来、把神机营和三千营与交趾和鞑靼联系起来，是明代中期人对永乐时期历史的的粗率臆测。其实，是靖难时期的北军体制，在历次北巡和亲征中，随着皇帝角色和军队武器的变化而演化，构成了后代三大营的基础。

三、三大营：远离作战体制的训练营

　　三大营既然是由亲征军三大部分直接演化来的，是不是意味着京营就是处于临战状态的大军呢？明人多载三大营分领不同卫所，战时有明确分工，似乎在京营成立后，明军就是按三大营编制走上战场的。但是，三大营的内部统属关系说明，亲征不可能按三大营分工上阵；三大营的军士调发状况也证明，各营所统军士与所来自卫所无关。
　　《实录》和《会典》中经常提到大营，含义十分混乱。在第一次北征中，“驾发由东路，幼孜三人向西路……幼孜与光大由哨马路……遇宁阳侯曰：我已五处发马寻大营，待回报。”[54]宁阳侯陈懋为左掖总兵官，他说的大营既不包括哨马营，又不包括五军下属的左掖，则似指皇帝所在营伍。初战之后，“清远侯王友充总兵官，广恩伯刘才充副总兵，统领各军马步各军……（朱棣）说与清远侯王友：‘大营中军有粮米，务要均匀接济。’”[55]这里的大营又似指五军。一般出征军中，往往以主将所在为大营 [56]，这里的大营也只是对皇帝所在或五军大众的俗称。在第二次北征中，大营成为正式编制，统哨马营、神机铳手、围子手等，与五军、驾前军并列。到第三次北征，大营开始与中军一体，与五军哨掖、驾前军并列。最后两次北征，原辖哨马营与驾前军担任前锋巡哨任务，大营更密切地与中军一体化了。
　　京营成立后，皇帝坐镇的“大营”在分营训练中似乎无需存在了。但各家记载京营制度时，仍提到大营，而且理解各异。一类以“大营”指京营全体，如正德《大明会典》 [57]，或广义的五军营，如王世贞称五军营为“五军大营”[58]。另一类指五军营下属的一营，如陆容载：“有曰大营、曰围子手、曰幼官舍人营、曰十二营，皆五军营之支分。”[59]万历《明会典》更将五军营的下属列为大营、中军、左右哨掖以及千二营、围子手营、幼官舍人营、殚忠孝义营 [60]。按，正德《大明会典》的说法很独特，可能来自对皇帝坐镇的大队军伍的俗称，实则并无此等体制。王世贞的说法则来自后三次北征的体制，如洪熙元年（1425）“张辅奏：大营及五军将士马多瘦损。”[61]当时体制与亲征军相同。到宣德二年（1427），朱勇“特命总督大营兵权……务精训练。”[62]以朱勇的地位以及后来他多次报告五军营情况论，他督率的大营当包括五军营，或即大营与中军一体的孑遗。但到正统时期，《实录》提到诸营，多以大营与三千、五军、神机以及府军前卫营并列 [63]，或不提大营，径以三营并列 [64]。此时，包括中军在内的五军营开始并统围子手各营，逐渐取代大营的核心地位，而“大营”作为旧制中的一环，反而成为五军营下属，供战时组建皇帝所在营伍之用。这样，战时包括中军、神机铳手、围子手的大营，逐渐让位于训练用的五军营，而神机铳手则从大营中脱离，独立成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