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贞观政要》；成书时间；吴兢
一 关于《政要》的“着手编录”及相关问题
谢先生在《集校》中说“大约自开元五年（717）始，吴兢即着手编录《贞观政要》，初具规模，因而书前题写‘卫尉少卿兼修国史’”[4]，理由是《直斋书录解题》有《政要》前题“卫尉少卿兼修国史”的记载，因而要使他的解释与《直斋书录解题》的记载一致。我认为，以《政要》前题“卫尉少卿兼修国史”而论，就应理解为《政要》成书及进呈玄宗之时吴兢正任“卫尉少卿兼修国史”才合事理。为什么还要说只是“初具规模”呢？可见，谢先生的理解是有问题的。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
我认为，问题就出在谢先生对吴兢《上<贞观政要>表》中“微臣以早居史职，”“（对‘太宗文武皇帝之政化’）莫不成诵在心”、“并随事载录，用备劝戒”、“仍以《贞观政要》为目”及《贞观政要·序》中“体制大略，咸发成规”等文句的意义没有足够的理解。既然说“早居史职”而有对“太宗文武皇帝之政化”“莫不成诵在心”、“并随事载录，用备劝戒”之事，而吴兢入史馆的时间的上限可以定在长安元年（701）[5]，那么，将吴兢编录《政要》的时间定在开元五年，岂不是晚了一点？可见，“早居史职”不能定在开元五年。值得注意者，“随事载录”一语显示“载录”时已有内容的分类，而此分类当有取鉴于《太宗政典》及《帝范》者[6]。也就是说“随事载录”之“事”即是内容分类之“类”，此“类”大有取鉴于《太宗政典》及《帝范》的可能。既如此，谢先生何以要将《政要》“着手编录”的时间定在开元五年？因此，谢先生说《新唐书》、《全唐文》所载的吴兢《上玄宗皇帝纳谏疏》，其上奏的时间“当在开元五年或五年之后”，并以此作为“《贞观政要》一书已具雏型”的证据，在事理上是有问题的。——谢先生说：
疏文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太宗“尝谓宰相：‘自知者为难。如文人巧工，自谓己长，若使达者大匠诋诃商略，则芜辞拙迹见矣。天下万机，一人听断，虽甚忧劳，不能尽善。今魏征随事谏正，多中朕失，如明鉴照形，美恶毕见。’当是时，有上书益于政者，皆粘寝殿之壁，坐望卧观，虽狂瞽逆意，终不以为忤。”这在今本《贞观政要·求谏篇》贞观十六年、贞观三年，全能找到，只是个别字稍有不同（说明一）。疏文中“太宗皇帝好悦至言，时有魏征、王珪、虞世南、李大亮、岑文本、刘洎、马周、禇遂良、杜正伦、高季辅，咸以切谏，引居要职”，在《贞观政要》卷2也都可以得到印证（说明二）。除开《任贤篇》所叙8人外，李大亮在《纳谏篇》专有一节叙其“竭节至公”，高季辅也有一节记其“上疏陈得失”（说明三）。太宗在太子李治犯颜进谏后的一段话，“自朕御天下，虚心正直，即有魏征朝夕进谏。自征云亡，刘洎、岑文本、马周、禇遂良等继之。”这不也与吴兢上疏正相吻合！（说明四）疏文中征引古语“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用龙蓬（逄）、比干忠谏受害作比喻等，与其书卷2“求谏”、“纳谏”两篇所记，也如出一辙（说明五）。这一切都说明，吴兢在《上玄宗皇帝纳谏疏》时，即开元五年（717）前后，《贞观政要》一书已有雏型。[7]
说明一：谢先生说“疏文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太宗‘尝谓宰相：“自知者为难。如文人巧工，自谓己长，若使达者大匠诋诃商略，则芜辞拙迹见矣。天下万机，一人听断，虽甚忧劳，不能尽善。今魏征随事谏正，多中朕失，如明鉴照形，美恶毕见。”当是时，有上书益于政者，皆粘寝殿之壁，坐望卧观，虽狂瞽逆意，终不以为忤。’这在今本《贞观政要·求谏篇》贞观十六年、贞观三年，全能找到，只是个别字稍有不同”。我认为，这不好说“只是个别字稍有不同”。请看《政要·求谏篇》[8]贞观十六年、贞观三年的文字：“贞观十六年，太宗谓房玄龄等曰：‘自知者明，信为难矣。如属文之士，伎巧之徒，皆自谓己长，他人不及。若名工文匠，商略诋诃，芜词拙迹，于是乃见。由是言之，人君须得匡谏之臣，举其衍过。一日万机，一人听断，虽复忧劳，安能尽善？常念魏征随事谏正，多中朕失，如明镜照形，美恶必见。’因举觞赐房玄龄等数人勖之。”“贞观三年，太宗谓司空裴寂曰：‘比有上书奏事，条数甚多，朕总粘之屋壁，出入观省。所以孜孜不倦者，欲尽臣下之情。每一思政理，或三更方寝。亦望公辈用心不倦，以副朕怀焉。’”按：《政要》贞观十六年之文又见唐王方庆《魏郑公谏录》卷5和《册府元龟》卷157《帝王部·诫励第二》，前者所记较《政要》为详，后者所记虽较《政要》所记为略，但不仅明记时间在十六年五月，而且文字与《政要》文字有异，表明其非来于《政要》，值得注意。而最当说明者，王方庆卒于则天长安二年（702）五月[⑨]，则《魏郑公谏录》之成乃在长安二年之前。吴兢身居史馆，能读王氏书，其作疏文引用之，都是自然的。即使不能读王氏书，衡以王书材料亦当来于《太宗实录》等书之故，而吴兢参与修《唐书》，亦必当熟阅《太宗实录》等书，故其作上玄宗皇帝之疏文引用之，亦是自然的。既如此，谢先生何以要将吴兢疏文与《政要》联系在一起？《政要》贞观三年之文，《册府元龟》卷58《帝王部·勤政》亦载，但时间在武德九年十二月（《玉海》卷124《官制·唐待制附次对》记在十月），可知乃别有来源，不好说吴兢作疏文必从《政要》取则。因此，我虽然认为《政要》的始编时间的上限可以推到长安元年（701），从而认为吴兢作疏文有从《政要》稿取材的可能，但不得不认为谢先生一定要将吴兢疏文与《政要》联系在一起，且一定要与开元五年此时间联系在一起，并以之作为《政要》在开元五年前后“已有雏形”之证据的做法，从论证方法说，是多有不可取的。也就是说，谢先生没有达到其论证目的。
说明二：谢先生说“疏文中‘太宗皇帝好悦至言，时有魏征、王珪、虞世南、李大亮、岑文本、刘洎、马周、禇遂良、杜正伦、高季辅，咸以切谏，引居要职’，在《贞观政要》卷2也都可以得到印证”。我认为，此所云“得到印证”，那只是就《政要》卷2《任贤篇》所记房玄龄等八人之事而言，但此吴兢之《疏》所言乃十人，不仅顺序不同，而且所列人数亦有差别。《任贤篇》所列诸人的顺序是：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王珪、李靖、虞世南、李勣、马周。而吴兢此《疏》所列人的顺序是：魏征、王珪、虞世南、李大亮、岑文本、刘洎、马周、禇遂良、杜正伦、高季辅。《疏》文十人中的李大亮、岑文本、刘洎、禇遂良、杜正伦、高季辅六人都不在《任贤篇》中；《任贤篇》八人中有房玄龄、杜如晦、李勣三人都不在《疏》文中。可见，谢先生此处用作证据的诸人的情况，其有效性是当考虑的。
说明三：谢先生说“除开《任贤篇》所叙8人外，李大亮在《纳谏篇》专有一节叙其‘竭节至公’，高季辅也有一节记其‘上疏陈得失’”。我们有必要看其情况。
先看李大亮事。《政要》卷2《纳谏篇》之文曰：“贞观三年，李大亮为凉州都督，尝有台使至州境，见有名鹰，讽大亮献之。大亮密表曰：‘陛下久绝畋猎，而使者求鹰，若是陛下之意，深乖昔旨，如其自擅，便是使非其人。’太宗下书曰：‘以卿兼资文武，志怀贞确，故委藩牧，当兹重寄。比在州镇，声绩远彰，念此忠勤，岂忘寤寐？使遣献鹰，遂不曲顺，论今引古，远献直言。披露腹心，非常恳到，览用嘉叹，不能已已。有臣若此，朕复何忧！宜守此诚，终始若一。《诗》云：“靖恭尔位，好是正直。神之听之，介尔景福。”古人称“一言之重，侔于千金”。卿之所言，深足贵矣。今赐卿金壶缾、金椀各一枚，虽无千镒之重，是朕自用之物，卿立志方直，竭节至公，处职当官，每副所委，方大任使，以申重寄。公事之闲，宜观典籍。兼赐卿荀悦《汉纪》一部，此书叙致简要，论议深博，极为政之体，尽君臣之义。今以赐卿，宜加寻阅。’”《旧唐书》卷62《李大亮传》：“出为凉州都督，以惠政闻。尝有台使到州，见有名鹰，讽大亮献之。大亮密表曰：‘陛下久绝畋猎，而使者求鹰。若是陛下之意，深乖昔旨；如其自擅，便是使非其人。’太宗下之书曰：‘以卿兼资文武，志怀贞确，故委藩牧，当兹重寄。比在州镇，声绩远彰，念此忠勤，无忘寤寐。使遣献鹰，遂不曲顺，论今引古，远献直言，披露腹心，非常恳到，览用嘉叹，不能便已。有臣若此，朕复何忧。宜守此诚，终始若一。古人称“一言之重，侔于千金”，卿之此言，深足贵矣。今赐卿胡缾一枚，虽无千镒之重，是朕自用之物。又赐荀悦《汉纪》一部。’下书曰：‘卿立志方直，竭节至公，处軄当官，每副所委。方大任使，以申重寄。公事之闲，宜寻典籍。然此书叙致既明，论议深博，极为治之体，尽君臣之义。今以赐卿，宜加寻阅也。’”按：此有二“下书”，或有重累，故疑二“下书”本为一书之语，编者有所未明而分为二书，故意思有所重复混乱。因为第二书中“此书”指《汉纪》，若分为二书，则不明“此书”何指。同时为二书没有必要，若二书有时间间隔，第二书先不言《汉纪》，而书中但言“此书”便是指代不明。但此非本文重点所在，可不备论。可注意者，“今赐卿胡缾一枚”与《政要》之文有异，此为吴兢等编《唐书》时删略所致，抑或《唐书》流传过程中夺文所致，已不可知。又“然此书叙致既明”之“然”字，于文义不协，当为衍文，此字之衍有可能产生于吴兢等编书之时，也可能产生于书成之后的流传过程之中。但此可言《政要》之文来于吴兢曾预修的《唐书》，亦可言《政要》之文与吴兢曾预修的《唐书》有相同或相近的材料来源。从而亦可言吴兢《上玄宗皇帝纳谏疏》中言及李大亮的文字未必一定就是从《政要》取来。谢先生既认为《政要》来于吴兢曾预修的《唐书》，而今本《旧唐书》的有关记载可为依据（详后文），那么，怎不说吴兢疏文涉李大亮的文字是参考《唐书》而来呢？实际上，从上文所言《李大亮传》有二“下书”而《政要》之文只有一“下书”即表明《政要》之文非来于《唐书》，此可见谢先生据以论述的依据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再看高季辅事。《政要》卷2《纳谏篇》之文曰：“贞观十七年，太子右庶子高季辅上疏陈得失，特赐钟乳一剂，谓曰：‘卿进药石之言，故以药石相报。’”《旧唐书》卷78《高季辅传》：“贞观初，擢拜监察御史，多所弹糺，不避权要，累转中书舍人。时太宗数召近臣，令指陈时政损益，季辅上封事五条。其略曰：‘陛下平定九州，富有四海，德超邃古，道高前烈。时已平矣，功已成矣，然而刑典未措者，何哉？良由谋猷之臣不弘简易之政，台阁之吏昧于经远之道。执宪者以深刻为奉公，当官者以侵下为益国，未有坦平恕之怀，副圣眀之旨。至如设官分职，各有司存，尚书八座，责成斯在，王者司契，义属于兹。伏愿随方训诱，使各扬其职。仍须擢温厚之人，升清洁之吏，敦朴素，革浇浮，先之以敬让，示之以好恶，使家识孝慈，人知亷耻。丑言过行，见嗤于乡闾；忘义私昵，取摈于亲族。杜其利欲之心，载以清浄之化。自然家肥国富，气和物阜，礼节于是竞兴，祸乱何由而作……’书奏，太宗称善。十七年，授太子右庶子，又上疏切谏时政得失，特赐钟乳一剂，曰：‘进药石之言，故以药石相报。’”《唐会要》卷55《省号下·中书舍人》：“贞观九年，中书舍人高季辅上封事曰：‘时已平矣，功已成矣，然而刑典未措，何哉？良由谋猷之臣不弘简易之政，台阁之吏昧于经远之道。执宪者以深刻为奉公，当官者以侵下为益国，未有坦平恕之怀，副圣明之旨。伏愿随方训诱，使各扬其职。敦朴素，革浇浮，使家识孝慈，人知亷耻。杜其利欲之心，载以清净之化，自然家肥国富，祸乱何由而作！’上善之，特赐钟乳一剂，曰：‘卿进药石之言，故以药石相报。’”《会要》之文特明“贞观九年”一点，大异于《旧唐书》，值得注意，盖二书所本者相同或相近。是知高季辅“上疏陈得失”之事史籍本别有所载，而《政要》之文与《旧唐书》所载者近，可言吴兢疏文涉高季辅事乃来于吴兢预修的《唐书》或与《唐书》有相同或相近来源之书，从而不便说吴兢《上玄宗皇帝纳谏疏》一定据于《政要》所载。
说明四：谢先生说“太宗在太子李治犯颜进谏后的一段话，‘自朕御天下，虚心正直，即有魏征朝夕进谏。自征云亡，刘洎、岑文本、马周、禇遂良等继之。’这不也与吴兢上疏正相吻合！”依我看来，此种吻合，乃在二者都在言纳谏之事，而二者之文字差别不小，故不能说明多少问题。
说明五：谢先生说“疏文中征引古语‘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用龙蓬（逄）、比干忠谏受害作比喻等，与其书卷2‘求谏’、‘纳谏’两篇所记，也如出一辙。”按：“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见《政要·求谏篇》贞观元年王珪之语，龙逄、比干事，见同篇贞观六年太宗之语，《纳谏篇》未有，故谢先生所言未尽是。且差别多，似不便说“如出一辙”。如果一定要说“如出一辙”，那只在精神方面，因为《政要》之文言纳谏，而此《疏》之文亦是言纳谏。特别是，《旧唐书》卷70《王珪传》有以下文字：“贞观元年，太宗尝谓侍臣曰：‘正主御邪臣，不能致理；正臣事邪主，亦不能致理。唯君臣相遇，有同鱼水，则海内可安也。昔汉高祖田舍翁耳，提三尺剑定天下，既而规模弘远，庆流子孙者，此盖任得贤臣所致也。朕虽不明，幸诸公数相匡救，冀凭嘉谋，致天下于太平耳。’珪对曰：‘臣闻“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故古者圣主必有诤臣七人，言而不用则相继以死。陛下开圣虑，纳刍荛，臣处不讳之朝，实愿罄其狂瞽。’太宗称善。”《政要》卷2《求谏篇》之文：“贞观元年，太宗谓侍臣曰：‘正主任邪臣，不能致理；正臣事邪主，亦不能致理。惟君臣相遇，有同鱼水，则海内可安。朕虽不明，幸诸公数相匡救，冀凭直言鲠议，致天下太平。谏议大夫王珪对曰：‘臣闻“木从绳则正，后从諌则圣”，是故古者圣主必有争臣七人，言而不用，则相继以死。陛下开圣虑，纳刍荛，愚臣处不讳之朝，实愿罄其狂瞽。太宗称善。诏令自是宰相入内平章国计，必使谏官随入，预闻政事，有所开说，必虚已纳之。”《旧唐书》之“冀凭嘉谋”《政要》作“冀凭直言鲠议”，是为不同。又，《政要》“预闻政事，有所开说，必虚已纳之”不见于《旧唐书》。此可见《政要》之文并非来于《旧唐书》，只是与《旧唐书》之文有相同或相近的来源。既如此，如果说吴兢疏文中的文字是从与《政要》、《旧唐书》材料相同或相近之书中来，似乎也是说得过去的。《政要》既主要来于《太宗实录》（详注10），则《王珪传》中之语亦大有来于《太宗实录》之可能。尤其是，如上所言，谢先生既主《政要》来于吴兢曾预修的《唐书》，而今本《旧唐书》的有关记载可为依据，既如此，如说吴兢疏文中文字乃参考其预修的《唐书》而来，也说得过去，不知何以要与《政要》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吴兢于其预修的《唐书》用功甚多，对其内容的熟悉程度必是很高，因而从其中取有关文字入疏文，是很便当的。《唐书》始修在长安三年。吴兢开元初丁母忧期满后之疏文言其修史已成数十卷，此乃“公修”之书，即此所言吴兢预修之《唐书》。今本《旧唐书》中《王珪传》在第70卷，则吴兢预修的《唐书》中的《王珪传》亦当在第70卷前后。也就是说，吴兢丁母忧前，其《唐书》中当已有《王珪传》。此亦可见吴兢疏文之文字以吴兢预修的《唐书》为参照，是可能的。既如此，何以要将吴兢疏文与《政要》联系在一起？特别是《旧唐书·王珪传》所载必有更原始之来源，如果吴兢作疏文从此更原始的来源取则，就更不能把吴兢疏文与《政要》联系在一起了。因此，就算吴兢丁母忧前其预修之《唐书》中无《王珪传》，从而排除其疏文参照其预修的《唐书》的可能，也不能把吴兢疏文与《政要》联系在一起。
所以，我们应该说，谢先生从《政要》的内容找证据以明《政要》的成书时间，较之以往研究《政要》成书时间的学者说来，是深入了一大步。他显然以为吴兢《上玄宗皇帝纳谏疏》言太宗朝事的材料是从《政要》稿中取来的，其理由的正当性也是可以考虑的。鉴于吴兢入史馆的时间的上限既然可以定在则天长安元年，吴兢入史馆后修国史，又必能看到史馆中已有的纪传体国史、《太宗实录》、李延寿的《太宗政典》等书[10]，则分类编录字数只有七万余的《政要》并不是很困难的[11]，从而可知谢先生把开元五年作为《政要》“已有雏型”的时间，其理由是非常单薄的[12]。
长安元年至神龙元年（705）即则天末期至中宗复辟之时政治固然不光明，但惟其如此，才与太宗贞观之政形成强烈的反差，正处年轻而有理想时期的吴兢对“太宗故事”向往，并由此向往而对“太宗文武皇帝之政化”“莫不成诵在心”、“并随事载录，用备劝戒”是可能的。这样，就不当把吴兢着手编录《政要》的时间定在开元五年。
所以，即使依谢先生的以下说法，也当把吴兢着手编录《政要》的时间定在开元五年之前：
神龙元年（705），武则天退位，政局开始动荡。经中宗、睿宗至玄宗即位，前后8年半的时间，换了4个皇帝，发生大大小小的政变7次。争斗的焦点，是恢复李唐统治，还是继续女王当政。两股基本势力，正殊死较量着。恢复李唐统治，最有号召力的自然是“依贞观故事”，再现“贞观之治”。[13]
既如此，只要联系到吴兢《上<贞观政要>表》中“微臣以早居史职，”“（对‘太宗文武皇帝之政化’）莫不成诵在心”、“并随事载录，用备劝戒”、“仍以《贞观政要》为目”及《贞观政要·序》中“体制大略，咸发成规”等文句进行考虑，就至少可以把吴兢“着手编录”《政要》的时间从开元五年（717）往上推到神龙元年才是。因此，我认为，谢先生把《政要》编录时间与唐代“依贞观故事”、“再现‘“贞观之治’”的历史潮流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是很有意义的，但由于其对吴兢《上<贞观政要>表》、《贞观政要·序》的理解尚未全面深入，故所言未能如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