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神清的意见，罗什虽然“仆陷大谲，”以至于使“净行者耻闻其事，” 但却是可以原谅的。他的这种悲剧其实就是“有限的智慧”（limited wisdom）所产生的结果。就如古代能识别宝玉的卞和与能预卜未来的神龟都不能逆料他们的能力会给自身带来何种灾殃一样，罗什也没有意识到他的学识和智慧将给他带来何种危险。强调儒佛道融合的神清更进一步表示，如果用《春秋》大义的标准来衡量的话，那么以鸠摩罗什传播佛教之大功，其破戒是可以原谅的。更何况鸠摩罗什为了来中土传播佛教，没有理会事前得到的警告，所以是“良執死高義。仁者死成仁”的行为。[77]  神清用指责吕光和姚兴这样的世间帝王的胁迫来为罗什开脱，在这一点上他的议论固然没有太多新意，但是他能指出鸠摩罗什的智慧和他的遭遇之间的诡吊性关联，眼光却非常独到。
　　和古代的佛教僧人不同，现代的研究者对罗什破戒一事的兴趣似乎主要是希望从中了解当时社会的佛教实践的一些面相。例如柯嘉豪（John Kieschnick）注意到鸠摩罗什与龟兹公主的结合过程，和他父母鸠摩炎和耆婆之间父母的结合一样，都是被胁迫的结果。所以他推测说破色戒的那些经历也许是“三则被歪曲了的传闻的凑合”（an amalgamation of three distorted legends），而这些传说的流行可能说明中古社会佛教徒对禁欲的普遍漠视。[78]  也就是说，佛教僧人中破色戒的恐怕不少。当然这是从叙述的内容上去推断它们反映出来的外在现实成分，并强调佛教的理想和实践中存在的巨大差异。这样做固然有价值，但是我们还需要考察一下这些情节在整个叙述结构中起倒了什么样的作用，只有这样，才能正确理解它们为什么会在特定的时空场合出现，而作者又是如何利用它们来表现鸠摩罗什的个性。[79] 
　　尽管僧祐与慧皎没有怎么就未能控制自己性欲一事指责罗什，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忽视了这些破戒行为对其形象与遗产所产生的影响。和《晋书》不同，僧祐和慧皎都没有试图利用“方便”或“不二”这些现成的佛教理论来捍卫鸠摩罗什的尊严，而这些理论恰恰又都属于罗什所提倡的大乘教义中最基本的观点。所以如果他们要那样来辩护的话是容易做到的，而且也能为当时大众所接受。不管在龟兹发生的破戒事件是否具有任何历史真实性，我都想指出的是：僧祐和慧皎之所以将其记录在他们所撰的鸠摩罗什传中，是为了让读者注意到罗什生命中存在的这个污点，以及形成这个污点的深层原因。他们表现出的这种不愿为尊者讳的批评态度在五世纪的佛教作者之中似乎相当有代表性。比如写《名僧传》的宝唱，他给罗什写的传记虽然没有留下，但从宗性摘抄的内容中，我们发现宝唱似乎也想通过探究鸠摩罗什之心理，对其性欲作出解释。请看如下几句话：

　　梦释迦如来，以手摩罗什顶，曰：‘汝起欲想，即生悔心。

由于没有上下文，我们无从得知宝唱在整体上是怎样处理鸠摩罗什的破戒行为的。但上面这寥寥数语却提供了一些线索。用罗什的梦来谈他对性欲的克制是很有创意的，而且作者似乎是想说明，这种性欲的产生责任在罗什本人，所以他才会得到释迦如来佛的警告。[80]
　　现在如果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到一则关于鸠摩罗什生涯的预言的话，那么僧祐慧皎对破戒问题的诠释就会变得清晰。传记前面的部分曾经提到，鸠摩罗什十二岁时与他的母亲回龟兹，路途中在月氏北山遇见了一位罗汉。罗汉告诉耆婆，她的儿子需要受到极为小心的保护：

　　若至三十五而不破戒者，当大兴佛法，度无数人，与优波掘多无异。若戒不全，无能为也，正可才明俊义法师而已。[81]

这个预言自然是传记作者们编织的结果，但却很有深意。他们试图在鸠摩罗什破色戒的行为与其“平凡”的生涯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并借此给他的一生作宗教上的定位。[82]在慧皎他们看来，如果鸠摩罗什没有犯下这个罪过的话，他绝对应该会成为另一位以“坐禅第一，大化众生”闻名的优波崛多（Upagupta），[83]也就是能够真正以自身表率来弘扬佛法，达到佛教实践的最高理想，而不只是一个“才明俊义法师”。所以鸠摩罗什所完成的诸如译经等等工作，在一般人眼中固然很了不起，但其实还不是最高的境界。我们虽然无法确定鸠摩罗什生卒之确切年月，[84]但这和我们这里的研究没有关系，因为从他们的叙事结构来看，僧祐也好，慧皎也好，他们都相信鸠摩罗什是在三十五岁之前破戒的。[85]因此，就像预言所说的，等待他的将是令人惋惜的那一种命运。他们将这一预言放在鸠摩罗什完成了佛教经院完整的教育之后和获得更高的学问（即大乘教义）之前，似乎表明未来的道路是由他自己来选择的。同样，他们将鸠摩罗什的失败与优波崛多之成就并提，也表明罗什的最终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人努力而非佛家因果支配的结果。如果他能有真正的“不退转”的定力，那么结局就会不同。插入这一预言也是为了回应鸠摩罗什的天才所带来的意想不到的结果以及他的不受拘束的个性和僧侣规则制度之间的紧张关系。鸠摩罗什那闻名于世的非凡智慧对他而言，既是一种恩赐，也是一个诅咒。就像神清所暗示的，正是由于罗什那种神童般的天才，才会让吕光起了疑惑，想要考验并打破了罗什的持戒。同样姚兴之所以强迫他娶妾，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对这位大师之非凡智慧的赞赏。所以在这里智慧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因素，和鸠摩罗什所掌握的佛法的内容不能混为一谈。
　　通过对故事的巧妙组合，僧祐和慧皎进一步强化了罗什才华之杰出和他破色戒之行为的严重性之间的对照。他们的这种看法也表现在他们的所撰写的〈佛陀耶舍传〉中。当听说鸠摩罗什在姚兴的催逼下娶妾的事后，佛陀耶舍发出的感叹最为一针见血，也最能表达佛教史家对罗什的个性的看法：“罗什如好绵，何可使入棘林中？”[86]  这话再次凸显了鸠摩罗什缺乏沉毅坚定的个性，也可以印证本文前面对耆婆对罗什的作用的分析。在这一点上，慧皎沿用了僧祐的看法，同时也进一步指出：是因为来中国传播佛法，罗什才会犯下破戒的罪过。这一点可以从慧皎特意加入的鸠摩罗什和他母亲的临别对话可以看得很清楚。这段对话上文已经提过，这里就不再摘引。尽管僧祐和慧皎对罗什破戒不无同情，但他们两人都坚持让鸠摩罗什从他自己的口中不断表达出很深的悔意。比如他要求他人把他看作是出淤泥的莲花，也就是要只取其可取，而非全面模仿。他和卑摩罗叉的对话就更加说明问题：

　　初什在龟兹从卑摩罗叉律师受律。卑摩後入關中，什闻至欣然，师敬尽礼。卑摩未知被逼之事，因問什曰：“汝于汉地大有重缘，受法弟子可有几人。” 什答云：“漢境經律未备，新经及诸论等，多是什所传出。三千徒众皆从什受法，但什累业障深，故不受师敬耳。[87]

罗什的答复就像是忏悔词，而且是向传授自己戒律的老师作的。其中“三千徒眾皆從什受法，但什累业障深，故不受师敬耳” 一段自白，更是僧祐和慧皎借了罗什之口来剥夺了他能成为佛教理想中的“师”的资格。[88]这是非常严厉的裁决。这里的“师”应该是戒定慧三者缺一不可，能像优波掘多那样“度无数人”的宗师，而不仅是“法师”而已。因为在僧祐和慧皎看来，义学方面的精深固然能让罗什传“法”，却并不能抵消他的“累业障深”。佛雷（Bernard Faure）在研究佛教与性的问题时曾总结说：在佛教的辩辞中，对“性”的处理大略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的“道德上的模棱两可说”（morality of ambivalence ），比如在大乘教义上有所谓的真俗二谛，在戒律上有在家出家两套，而“方便”之法门得到广泛运用等等；另一种是“由故意破戒而获得解脱说”（transcendence through transgression），比如密宗修行之类。[89]但是佛雷说的这两种情况在这里都用不太上。相反，僧祐和慧皎以“性”为切入点来揭示人性存在的困境，并显示出学问与实践有时并不相一致。这种“法”和“律”的关系颇有点像后来儒家传统中“道问学”与“尊德性”之间的那种紧张关系。僧祐和慧皎在他们的叙述中或许还暗示说鸠摩罗什的破戒行为也影响了他说服不信佛教者（即吕光和他的朝廷）的力量。在第一次破戒后，罗什在凉州吕光的宫中被囚禁了十六年，在此期间，他似乎在宣扬自己的信仰方面少有建树。照理说，罗什的传早已提到他能“妙达吉凶,言若符契”。但通篇唯一一处提供了能够证明这种本领的具体事例的地方就只有这个关于他在凉州的部分，有趣的是这也恰是他一生经历中最失败的一段。现代学者常常凭着这段的描写就推论说鸠摩罗什在凉州时的身份不是佛教的国师，而是政治上的顾问。[90]这样的推论是很有问题的。当然这段描写也许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的现实，但这并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在传记的这个部分，僧祐和慧皎选择将焦点完全放在鸠摩罗什的预言本领上。在佛教徒传记中，超凡的预言能力往往就是宗教力量的同义词。最有名的例子就是佛图澄利用了这种能力来使后赵野蛮的统治者转信佛教。鸠摩罗什却没有取得任何类似的成就。事实上，同是预言家，慧皎笔下的鸠摩罗什与佛图澄之间的差异却是不能再大了。从传记来看，罗什所作出的预言即使结果不断清楚地证明他的正确，后凉的统治者依然没有因为这种能力而为他所感化，成为佛教的信仰者，换句话说鸠摩罗什没能充分利用这种能力来使人皈依佛法。那么僧祐与慧皎在这里是否想给他们的读者造成一种印象，那就是鸠摩罗什的破戒使他在不信佛教的俗人面前丧失了道德上的权威呢？我想我的推测就只能先到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