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商帮在长期海外贸易过程中养成的性格，更让政府忐忑不安。在海外贸易发展的过程中，福建商帮融入了较农业民族更为丰富的性格内涵。他们克服了株守故土的观念，或下海以商，或外出为工，具有了一种义无反顾、无远弗届的流动性格；他们在与海洋打交道的过程中亦培养了积极的冒险性格；他们在与外界的交往中衍生出开放的性格，但同时也养成了强悍好争、孜孜为利，遇不如意处不惜动以械具，以致相互残杀，屡成仇雠。换言之，福建商帮在浓厚的商业气氛中发育、成长起来，以流动、冒险、开放、争斗为特征的商人性格日益压服了定居、苟安、封闭、忍耐的农业社会品格，不断开拓自己的商业发展道路。然而，他们的流动性、冒险性、开放性、进取性，统统被看作是不安本分的表现，被认为是统治秩序的潜在隐患。作为“百姓父母”的政府，有责任教育他们，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使他们重新变为古典式的农民，“弃帆樯而转南亩”，而且，从经济上考虑，如果沿海人民都转而从事粮食生产，国内的粮食问题必然大为缓和，而粮食问题解决了，天下也就太平了。以上诸因素的共同作用汇成了明清时期实行海禁政策的思想基础。其间偶有开禁，但“禁”却是一贯的，开禁时亦多有限制。

既然经营海外贸易会遇到如此之多的阻扰与障碍，福建商帮也力图在体制允许的范围内开拓业务，他们在国内商业舞台上亦占一席之地，如明代晋江安平商人之服贾于两京都、齐、汴、吴、越、岭以外，如汀州、龙岩、邵武及漳州、兴化的移民商人之活跃于清代四川的旷土上，他们以积极进取的精神，谱写了福建商帮的又一篇章，未必逊色于徽州等国内著名商帮。然而，国内贸易空间毕竟有限，竞争也相对惨烈，福建人在海外贸易领域有着天然的区域与人文优势，而且海外贸易的利润也较之国内贸易远为优厚，“漳泉之民，以海为生，缘闽地甚窄，觅利于陆地者无门，而洋利甚大，幸脱于虎口者间有，即使十往一归，犹将侥幸于万分之一”，③大海深深地吸引着他们，而他们所采取的行动势必只能是“犯禁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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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参见(清)俞樾《茶香室续钞》卷4，“张循王老卒”条，中华书局l995年点校本，第567—568页。(宋)洪迈：《夷坚志》丁志卷6，“泉州杨客”条；《夷坚三志》己志卷6，“王元懋巨恶”条，中华书局1981年点校本，第588—589、1345页。

    ②万历《福州府志》卷7《土风》，传抄本。

③《明清史料》戊编第一本，《兵部题行“兵科抄出福建巡抚朱题”稿》，中华书局影印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整理本，1987年版，第74页。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福建巡按陈子贞点出了福建商人的无奈，“闽省土窄人稠，五谷稀少，故边海之民皆以船为家，以海为田，以贩番为命。向年未通番而地方多事，迩来既通番而地方义安，明效彰彰耳。自一旦禁之，则利源阻塞，生计萧条；情困计穷，势必啸聚。况压冬者不得回，日切故乡之想；佣贩者不得去，徒兴望洋之悲。万一乘风揭竿，扬帆海外，无从追捕，死党一成，勾连入寇，孔子所谓谋动干戈不在颛臾也。”①因为海禁阻挡了福建商民的基本谋生之道，否定了福建商民最为基本的生产方式，并从而影响了福建商民的生活方式，甚至危及生存。为了继续维持原有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准，福建商民势必铤而走险，违禁下海，至于勾连入寇。

    如此情形，无独有偶，其实这是闽广江浙等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共同的问题，只要海上利润丰厚，一定有不畏惩治、犯禁走私的现象。浙江嘉禾的王文禄也认为海寇不息的关键在于海贸不通，惟有开海通番，方能民不为寇，“商货之不通者，海寇之所以不息也。海寇之不息者，宜其数犯沿海及浙东西，而循至内讧也，何也?自嘉靖乙酉傅宪副输禁不通商始也。伊昔宁波、广东、福建各有市舶司，前元则澉浦有宣慰司，钱清、上海皆通海舶，今尽革之，货贩无路，终岁海中为寇，曷能已也。况海外凤凰山、马迹潭、双屿港，久为萑苻之薮，设若攻而破之，旧寇既破，新寇必生。海中之利无涯，诸番奇货，本一利万，谁肯顿息哉?”②

    走私贸易及其必要的亦商亦盗自我保卫形式，实际上对商人力量起到了极大的削弱作用。一方面，他们飘忽海上，对抗官府，需要抽出资金用于建造、购置坚船利炮武装自己，从月港时代的弓矢刀盾到郑氏集团的火铳大炮，虽然足以使“以与我兵船格，我兵船不能当也”，③但所费不赀，且使他们不得不分心于贸易以外的事务。另一方面，走私需要巨额的贿赂，游总官兵也好，海关职员也罢，钱财入手，便即纵容走私，甚且为走私掩护。海澄置县之前，为方便管理海外贸易事务，专门设立了安边馆，然“官贪吏墨，与贼为市，乱且倍于前日”；④设县之后，所用的巡司之兵，仍是与贼为市，“滨海出没，民多勾接为奸，缉而防之，庶渔歌有互答之乐，摇橹无白衣之虞。今所缉者，月明满载，薄暮举网而已，且饱贼赀而与之市。则防勾接之人，而自为勾接，毋乃诲而为盗乎?”⑤1849年，英国驻福州领事的报告中，对海关于走私的纵容颇有微词：“这里(指福州)所消费的全部外国制造品仍然是由本地商人运来的，其中大部份是由陆路从各地运来的，但也有一些是从海路运来的。不论是经由陆路或是海路，这些货物大都是在海关人员的纵容之下走私来的。”⑥

在这种情形下，福建商帮陷入了一种可悲的命运：一面是海禁，不得不违禁；一面是违禁，政府严厉打击，更要海禁。私商建造大船，航行海外，违禁贸易，他们一面积极招引沿海小民以开拓其业，一面采取亦盗亦商的形式来捍卫自己，甚且勾结倭寇，与政府激烈对抗。政府一意禁海剿寇，于是出现了“法令日严，而洋盗愈炽”的悖谬局面，嘉靖年间的防倭灭倭不仅没有收到预期效果，反而使一些本不为盗的商人沦入盗贼的渊窟。禁海政策使之不得下水，断绝其生路，他们不甘坐困，遂相结为乱。人们对比禁海与开海时期的状况，不难得出如此结论：“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福建沿海商民不仅没有得到政府的支持，相反，始终处于与朝廷不断对抗的过程之中，福建商帮在政府挤压下走向破败的命运，史家连横为之扼腕叹息：“吾闻郑氏之时，贩洋之利，岁入巨万。而茫茫南土，孰非漳泉人之所辟者?坚苦逴厉，积日累年，故能握彼商权，以张势力。然自郑氏亡后，漳泉人之出洋者，清廷且视之如寇，归者有罪，海天万里，北望咨嗟，是无异自戕其手足，而欲与人决斗也!”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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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神宗实录》卷262，万历二十一年七月乙亥条，上海古籍书店影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

②(明)王文禄：《策枢》卷1《通货》，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新一版，第11—12页。

    ③《明清史料》戊编第一本，《兵部题行“兵科抄出福建巡抚朱题”稿》，中华书局影印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整理本1987年版，第74页。

④乾隆《海澄县志》卷21《艺文志》，李英：《请设县治疏》，收入《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648页。

⑤乾隆《海澄县志》卷7《兵防志》，《兵防议上》，收入《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484页。

⑥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1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608页。

⑦连横：《台湾通史》卷35《货殖列传》，台湾文献史料丛刊本，台湾大通书局1987年版，第10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