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是中国历史研究中最重大问题之一，许多研究都有意无意地试图解答这一问题。其中，16世纪后已经发育成为社会重要力量的中国商人，却没有能够如中世纪晚期欧洲商人那般成为封建制度的瓦解者、资本主义制度的推进者，总让人扼腕长叹。本文尝试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明清福建商帮，分析其性格弱点与最终归宿，探究中国商人未能充分发挥社会变革主力军作用，并最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社会演进过程的深刻原因。
关键词：商帮 性格 归宿 封建社会 长期延续
一、“犯禁式”的经营观念
福建先民相当部分源自中原，他们迁入福建，马上面对着与中原故土截然不同的自然环境。在泉州，土地贫瘠，租入不足供养；在漳州，厥地咸卤，人民难于稼穑；在龙岩，山多田少，耕地不敷分配。尽竭地力之所出，仍不足供养生民，遂为中原农业民族移至福建的最大挑战。如果说农业文明以土地为根本的生产资料，那么，贫瘠的山地、盐卤的滩地，以及浩瀚的大海，迫使他们不得不放弃对肥田沃土的无限企求，改而投入大海的怀抱，不得不“以海为田”。海水养殖、海水制盐与海洋航运等，才是本地人可以依靠的基本生业。显然，人们的生活方式与内地农耕经济已经截然不同。
福建的地理环境，既使得福建人民需要与外界建立比较频繁的贸易联系，通过交换获取各种必需品，也使得海上商业活动成为福建人民获取财富的重要手段。鸦片战争前，胡夏米已经注意到福建在对外贸易方面的高度依赖，他对英国人没有意识到沿海贸易于中国人的巨大意义而深表惋惜，“英国人一般很少认识沿海贸易对于中国人有巨大的意义，更不知道中国某些地区的人的生活必需品整个儿是仰仗沿海贸易供应的。例如，福建省就是从富庶的台湾(台湾不愧为所谓中国的谷仓之一)吸收大米以满足其大部分消费需要的。当我们一八三二年四月泊在厦门港的时候，我每天看见有一二十艘三百至五百吨的帆船进港，装载大米和糖。我又令人计算船数，在七天内进口一百至三百吨不等的帆船共不下四百艘，其中大部分是从满洲来的沿海商船，装载各种谷物，也有不少是从[麻六甲]海峡来的，装有很值钱的货物。”①
虽然商人居四民之末，但是富埒王侯、傲视公卿甚至与国君分庭抗礼的实际地位，又令人艳羡不已。司马迁尚且专门为那些商贾者流作书立传，陶朱公三致千金的故事脍炙人口；孔子得以扬名天下，万世师表，服贾致富之弟子子贡功不可没。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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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严中平辑：《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的史料》(下)，《胡夏米致外交大臣巴麦尊的私人信件》(
②参见《史记》卷129《货殖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标点本，第3257、3258页。
唐宋时期，大批波斯胡人出入于以泉州为主的福建沿海各港，更使这里的人们受到浓烈的经商谋利气氛的浸染，从而催生了沿海府县一批早期的土著海商。虽然商人的人数不是太多，但他们对社会风气以及社会价值的导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竞相传诵着商而致富的传奇故事。张循王手下的老卒，泉州的杨姓商人与王元懋，无不因经营海舶而致赀巨万。①
商人成功的先例，生活条件的逼仄，刺激着福建人民迸发出高昂的经商热情。到了明清时期，土著海商便大量涌现，以至明末清初形成了中国人控制东南亚海上贸易大权的辉煌局面。然而，福建人经营商业的从业取向及其对海外贸易的钟情，与明清时期整个国家的治国理念、价值体系产生了严重冲突，想象中“勾引番夷入寇”的可能以及明初以来倭夷联舟而至的现实，更使禁海有了充分的理由。无法舍弃海外贸易的福建商人只得采取“犯禁”的贸易方式，而且表现出不惮“犯禁”的经营观念。
明清王朝所要维持的是稳定的统治，所要建立的是安土重迁、各安其乐的农业社会秩序。职此之故，商业受到压抑、排斥是理所当然的政策选择，否则人民皆舍本而趋末，岂不动摇了整个国家的根基?
闽广重末轻本的社会风气一直令朝廷感到不满和担忧。重本轻末，直接伴生的便是逐利拜金的社会风气，“闾巷少年仰机利，泛溟渤危身取给，不避刀锯之诛”，②因此引发了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商人群体的侈糜，对于传统以来尚朴求真的生活方式，具有强烈的冲击与震撼；沿海地区粮食供应的紧张状况亦与当地重本轻末的风气相联系，皇帝对贪利而废农功的行为严厉斥责，内陆地区的人们也深表不满：闽广沿海地区的人们想尽办法赚钱发财，不事粮食生产，用轻易赚取的钱财购买内陆农民辛辛苦苦种植的粮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