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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古代里坊制的崩溃——以唐长安与宋东京为例(1)-历史学
来源:  作者:李合群  点击:次  时间:2001-07-15 00:00于哲学网发表

 

另外,许多学者,还往往将街鼓在仁宗年间的废除,视作宋东京里坊崩溃的时间依据。据宋敏求《春明退朝录》记载,宋太宗年间所设的街鼓,“二纪以来,不闻街鼓之声,金吾之职废矣”[53]。但是,  仁宗时期尚有夜禁。如天道二年(1033),据《宋史·张观传》记载,开封尚有民犯夜禁者。刘随在《上仁宗乞禁夜聚晓散及造仪仗祀神》还请求宋廷将禁夜聚晓散和造仪仗祀神二事散下诸道,令乡村要路粉壁书写,重新晓谕,使民知禁,不陷刑章”[54]。即使是在街鼓废除后,夜禁并未取消。据宋人魏泰在《东轩笔录》记载,权知开封府许将二更以后,租一匹马回家,驭者惧逼夜禁,急鞭马跃,致使许将坠地摔伤。而据《开封府题名记》记载,许将权知开封府的时间是神宗熙宁九年,即1077[55]。也只是到了北宋末年,随着侵街建筑的合法化,夜禁与坊墙一样,失去了存在价值,而退出历史舞台。从此,东京城内普遍出现了夜市早市。如州桥夜市直至三更”[56]。马行街一带,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耍闹处,通晓不绝”[57]。东京大街上,至三更还有提瓶卖茶者,盖都人公私荣干,夜深方归也”[58]

并且,里坊作为基层住居单位,在街鼓废除一段时间内仍旧存在。如仁宗皇祐五年二月,宋廷赐枢使狄青敦教坊第一区;政和六年十一月,诏赐宣和学士王黼昭德坊第宅一区[59]。徽宗政和六年(1116),宋廷在重建军巡铺时,仍然冠以坊名”[60]。另外,北宋末年,寺院行者打铁牌子或木鱼,循门报晓”[61],从而取代了昔日街鼓的报时职能。

 

四、宋东京里坊崩溃的表现:街市、楼阁及官民混居

 

    坊墙与夜禁的废除,标志了里坊制的崩溃,这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方便。除此之外,由于宋东京商品经济的繁盛,人口的猛增,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城市景观。

    首先是繁华街市的出现。对此,北宋末南宋初年人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有详尽记载,如朱雀门外街巷、东角楼街巷、潘楼东街巷、州桥东街巷、相国寺东街巷等。其中以“南河北市”[62]的街市最为繁盛。这里的南河,主要是指沿汴河一带的街市,计有果子行、肉行、米行、面行、菜行、蟹行、炭行等160多行[63]。所谓的北市,其范围大致从皇城东至马市街一带。这里西靠皇城,主要是皇室消费所。正如孟元老所说:“东华门外市井最盛,盖禁中买卖在此。凡饮食时新花果、鱼鰕*蟹、鹑兔脯腊、金玉珍玩衣着,无非天下之奇。”[64]潘楼一带,更是富商云集之地,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65]。皇城东华门外的白矾楼酒店,自宋真宗以来,即是东京最大的一家正店,每年用官曲五万斤,乃京师酒肆之甲,饮徒常千余人”[66]。还有马行街,作为皇城东面的南北大道,商业活动更是繁盛。宋人蔡绦说:马行()南北几十里,夹道药肆,盖多国医,咸巨富”[67]

    街市的繁盛,使原来集中的,失去了作用,而转变成了刑场。如开宝六年(973)二月丙戌,斩廷翰于西市”[68]。景德二年(1005)四月,斩布衣宗古于西市”[69]。直到北宋末年,东京梁门外,西去瓮市子,乃开封府刑人之所也”[70]

    其次,东京城中,尤其是街市中,楼阁普遍出现,也是里坊崩溃的表现。在唐长安城,为了维护里坊的严密性与整齐性,代宗大历十四年(780)六月一日,即下诏:诸坊市邸店,楼屋皆不得起……”[71]。唐文宗太和六年(832),又敕:其士庶公私第宅,皆不得造楼阁,I临视人家”[72]。尽管唐代末年有显贵违禁营建楼阁的现象,但毕竟是少数,且一直被视为违章建筑。但是,至五代后周世宗时,开始许京城(开封)民居起楼阁”[73],公开取消了这条禁令。为此,大将军周景率先应诏,踞汴流中要,起巨楼十二间。景后邀钜货于楼,山积波委,岁人数万计”[74]。北宋东京城更是大建高楼,其中有酒店、邸店、民居等。如宋仁宗景佑三年八月三日诏日:天下士庶之家,凡屋宇非邸店楼阁临街市之处,毋得为四铺作闹斗八”[75]。此诏令表明当时临街市处普遍存在着邸店楼阁。就酒店而言,史籍中酒店亦多以楼相称,如孟元老所说:“街市酒店,彩楼相对,绣旆相招,掩翳天日”[76]。更有甚者,将酒楼建在皇城根下。如皇城东华门外有座白矾楼,三层相高,五楼相向,只是内西楼后来禁人登眺,以第一层下视禁中”[77]。而唐长安城登高临视宫中者,徒一年”[78]。显贵之家,也大建高楼。如李文和居永宁坊,有园亭之胜,筑高楼临道边,呼为看楼李家”[79]

另外,宋东京城与隋唐长安还有一个显著的区别,即官民混居的形成。在里坊制度下,早在隋文帝时,即在长安皇城之内惟列府寺,不使杂人居住,公私有便,风俗齐肃”[80]。于是,唐中央五省、九寺、一台、四监及十八卫,皆分布于皇城内[81]。不但如此,官民居住也是分开的,唐人苏鄂说:方,类也。易日:方以类聚,居必求其类”[82]。唐长安皇宫东诸坊多为王公贵族集中区。对此,宋人吕大防甚为赞赏,认为“()朝廷官寺居民市区不复相参,亦一代之精致也”[83]。而北宋东京城,除了中书省、都堂及枢密院保留在皇城内之外,其他众多的中央机关则安排在皇城前南北御街两侧的街巷中。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宣德楼前省府宫宇》中予以介绍,计有两府八位、尚书省、御史台、门下省、秘书省、大晟府、太常寺、五寺三监等。这种状况,发展至清代,形成了皇城天安门前的千步廊,按照“左文右武”的原则,安置文职六部、武职五府等中央机构。同时,北宋官员也散居于民间。有住内城者,还有移于外城者。为了这些官僚上朝之需,内城门要开得早一些,“朝时自四鼓,旧城诸门启关放入,都下人谓之四更时”[84]。甚至还有住于新城外的,如梅圣俞之第,即在外城东之汴阳坊[85]。另外,《宋会要·方域四》记载有宋廷历次赏赐给官僚的第宅,所分布的坊有:信陵、永丰、积珍、清平、泰宁、崇仁、宝积、昭庆、道德、定坊、安远、敦教等,遍布城区内外。

 

五、小结

 

我国古代里坊制度,是一种落后的城市管理手段。那坚固的坊墙,严格的夜禁,截然分离的坊市,像一幅沉重的枷锁,限制了人们的活动自由。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客观上要求打碎这个枷锁。唐中晚期长安城内房屋侵街、坊内开店、开设夜市,即说明了这一点。至北宋时期,私人掀起的侵街浪潮,终于将里坊制送入坟墓。但是,由于宋廷的竭力遏制,使得这一过程呈现出复杂性、反复性,甚至有点扑朔迷离,于是在史学界出现了诸多观点。但是,通过上述考察,人们仍可以看出里坊崩溃的脉络,排出宋东京里坊崩溃的“时间表”:后周世宗时允许街道两侧种树、掘井、修盖凉棚,为以后的“侵街”打开方便之门;宋太祖时的三鼓以来不得禁止行人,是对夜禁的放宽;宋徽时收取侵街房廊钱及废除夜禁,至此,实行千余年的里坊制度,彻底走进坟墓。从此,城区街市充斥、楼阁遍布、官民混居,呈现出与唐长安城截然不同的城市面貌,从而掀开了中国城市发展史上崭新的一页。

 

注释:

    贺业钜:《唐宋市坊规划制度演变探讨》,载《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论丛》,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年版。魏天安《宋代行会制度史》亦力主此说。

    吴涛:《北宋都城东京》,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页。

    ③[]梅原郁:《宋代的开封与城市制度》,载《鹰陵史学》三、四合刊,1977年版。

    ④[]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1卷,台北华世出版社1981年版,第464页。

    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06页。

    ⑥()曹寅等编纂:《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5041页。

⑦()宋敏求:《长安志》卷7,中华书局1990年影印本。

⑧(五代)王溥:《唐会要》卷25,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有故者不坐()长孙无忌:《唐律疏议》卷26《杂律》,中华书局1993年版。

⑩(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15,中华书局1986年版。

⑾()曹寅等编纂:《全唐诗》,第979页。

    ⑿()黎靖德:《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283页。

    ⒀⒁⒂⒃⒅(五代)王溥:《唐会要》卷86

⒄()王谠:《唐语林》,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⒆()宋敏求:《长安志》卷8“崇仁坊条。

⒇()张九龄:《唐六典》卷20,中华书局,1992出版。

[21]()高彦林:《唐阙史》,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22]()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1,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23]()陶宗仪:《说郛》卷100,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

[24](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169

[25]()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5

[26]张国柱、李力:《西安发现唐三彩窑址》,《文博》1999年第3期。

    [27]()魏征:《隋书》卷56《令狐熙传》,中华书局1997年版。

    [28][29][30]()曹寅等编纂:《全唐诗》卷299《汴路即事》,卷360《令狐相公见示河中杨少尹赠答兼命继之》,卷300《寄汴州令狐相公》。

    [31](五代)王溥:《五代会要》卷26《城郭》,中华书局1998年版。

[32]()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92,中华书局1956年版。

[33]()王钦若:《册府元龟》卷14《帝王部·都邑》,中华书局1960年版。

    [34](五代)王溥:《唐会要》卷86,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35]()盂元老:《东京梦华录·序言》,中华书局1982年版。

    [36][37][38]()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41181430页。

    [39][40]()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9861038页。

    [41]()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版,第846页。

    [42]()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86页。

    [43][]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44]()刘肃:《大唐新语》卷10《厘革》,中华书局2005年版。

    [45]()徐松辑:《宋会要辑稿·方域·东京杂录》,中华书局1957年影印本。

    [46]()长孙无忌:《唐律疏议》卷8《卫禁上》。

    [47]()宋敏求:《长安志》卷7《唐京城》。

[48]()杜佑:《通典》卷3,中华书局1992年版。

[49]()长孙无忌:《唐律疏议》卷8《卫禁上》。

[50][5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76

[51]()窦仪:《宋刑统》卷26《犯夜》,中华书局1977年版。

[53]()宋敏求的《春明退朝录》成书于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上推二纪即24年,约为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

[54]()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98,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55]《开封府题名记碑》在今开封市博物馆。

    [56]()盂元老:《东京梦华录》卷2《州桥夜市》。

[57][58]()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3《马行街铺席》。

[59]()徐松辑:《宋会要辑稿·方域·第宅》。

    [60]()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兵》。

[61]()盂元老:《东京梦华录》卷3《天晓诸人人市》。

[62]()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

    [6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62

[64][65]()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2《东角楼街巷》。

[66]()周密:《齐东野语》卷11,中华书局1983年版。

[67]()蔡绦:《铁围山丛谈》卷4,中华书局1983年版。

[68]()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

    [69]()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9

[70]()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3《大内西角楼街巷》。

[71](五代)王溥:《唐会要》卷59《工部尚书》。

    [72](五代)王溥:《唐会要》卷31《杂录》。

    [73]()王闢之:《渑水燕谈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0页。

    [74]()释文莹:《玉壶清话》卷3,《丛书集成·初编》第2747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

[75]()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舆服·臣庶服》。

[76][77]()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2《酒楼》。

[78]()长孙无忌:《唐律疏议》卷8《卫禁上》。

[79]()王明清:《挥麈前录》,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

    [80]()宋敏求:《长安志》卷7《皇城》。

    [81]()张九龄:《唐六典》卷7《唐长安》,中华书局1992年版。

    [82]()苏鹗:《苏氏演义》,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83]()吕大防:《隋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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