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宋东京／里坊崩溃／侵街／夜禁
唐宋时期，中国在城市形态、市民生活等方面均发生了历史性变革，而里坊制的崩溃，就是这次变革的重要标志。对于里坊制崩溃的进程及时间，中外史学界曾从经济史或城市发展的角度进行过探讨，产生了北宋初年、末年、仁宗庆历、景祐年间诸说。如中国学者贺业钜认为，“东京坊制约在宋仁宗庆历年间就废除了”①；还有学者认为具体是在仁宗景祐年间，东京“市坊制度彻底崩溃”②。而日本学者梅原郁却指出，“唐代的坊制，至少其社会风气在五代初期就已经不存在了，宋代的开封，当然从一开始就是不存在这种框子的城市”③；另一位日本学者加藤繁则认为，“唐代的坊制至宋初时也仍在沿用，可以证实在真宗天禧年间还存在，到神宗熙宁年间才开始衰落，直到北宋末年最后崩溃了”④。这些观点，由于缺乏对里坊制整个崩溃过程的系统揭示及考证，往往流于简单化，易导致片面性。并且，上述诸说多忽视“侵街”在里坊崩溃过程中的作用及崩溃的表现。为此，笔者依据大量文献记载，对中国里坊制的崩溃过程、影响因素及表现内容等方面予以探讨，力求揭示这一重大历史变革的真相。
一、里坊制崩溃萌芽于唐中后期的长安城
里坊，或称里、坊，是我国古代城市的基层居住单位。早在先秦时期，即已存在。《诗·郑风·将仲子》有“将仲子兮，无逾我里”之句，毛传曰“里，居也”。西汉长安城，则划分为160里，且“室居栉比，门巷修直”⑤。此后，里坊制度日益完备，至隋唐长安城达到鼎盛。这时，在城市结构上，里坊整齐划一，“千百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⑥，诸坊“棋布栉比，街衢绳直，自古帝京未之有也”⑦。在市民生活上，实行严格的“夜禁”制度，即“昏而闭，五更而启”⑧。对于“诸犯夜者，笞二十”⑨，甚至曾出现“中使郭里曼酒醉犯夜，杖杀之”⑩的现象。这样，唐长安城夜间坊门紧闭，坊外空无人行，呈现出“六街鼓绝行人绝，九衢茫茫空有月”⑾的寂静夜色。朱熹对唐代的里坊制度甚为赞赏，说：“唐宫殿制度正当甚好，居民在墙内，官街皆用墙，民出入处皆有坊门，坊中甚安”⑿。这种严格的里坊制度以强化城市管理、防范盗贼为目的，却给市民生活、生产及人际交往带来了诸多不便，于是，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唐代中期以后，长安城内侵街建房、坊内开店、开设夜市等破坏里坊制的行为不断出现。
本来，里坊制下，城市街道严禁侵占，早在唐高宗永徽年间(650—655)颁布的《唐律疏议》中即有“诸侵巷街、阡陌者，杖七
与“侵街”行为相伴的，还有对“夜禁”的破坏。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长安坊中有夜拦街铺设祠乐者，迟明未已”⒄。至文宗太和五年(831)y．有左右巡使卜奏说，长安坊门“或鼓未动即先开，或夜已深犹未闭”⒅。唐末的长安崇仁坊，更是“一街辐辏，遂倾两市，昼夜喧呼，灯火不绝，京中诸坊，莫之与比”⒆。
在交易地点上，出现了坊内开店的现象。本来，唐长安城内设有东、西二市，作为交易的集中场所。与坊一样，市亦为市墙围合的封闭场所，且聚散以时，“凡市，以日中击鼓三百声而众以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声而众以散”⒇。中唐以后，工商店铺冲破“市”的樊篱，渗入坊内。如长安内延坊有造玉器和出售珠宝的[21]，颁政坊有馄饨曲，长兴坊有毕罗店[22]，宣阳坊有綵缬铺[23]，永昌坊有茶肆[24]，道政坊和常乐坊有酿酒店[25]。1999年在礼泉坊还发现了唐三彩作坊遗址，出土了大量的三彩砖、高足盘、水盂、粉盒及各种三彩俑等[26]。
二、北宋东京的“侵街”与里坊制崩溃
如果将里坊崩溃视作一粒种子，那么它在唐中晚期的长安城即已萌芽，并有破土而出之势。但随着唐朝走向灭亡，长安城亦退出都城之舞台。伴随着政治中心的东迁，五代，尤其是北宋时期，东京开封即成为这颗种子破土生长并开花、结果的沃土。
说起宋东京里坊制的崩溃，早在隋唐汴州城(宋东京前身)已见端倪。隋开皇年间，文帝东封泰山后返回长安，路过汴州，“恶其殷盛，多有奸侠”，乃以令狐熙为汴州刺史，“禁游食，抑工商，民有向街开门者杜之”[27]。可见当时汴州已出现商业繁荣、向街开门的现象。至唐代，随着汴河漕运的发达，汴州商业更为发达，“草市迎江货，津桥税海商”[28]，“四面诸侯瞻节制，八方通货溢河渠”[29]。并且“水门向晚茶商闹，桥市通宵酒客行”[30]，竟然出现了通宵夜市。
五代梁、晋、汉、周皆定都开封，社会经济继续发展。后周时期，“东京华夷辐辏，水陆会通，时向隆平，日增繁盛”[31]，“民侵街衢为舍，通大车者盖寡，上命悉直而广之，广者至三十步”，却招致一片“怨谤之语”[32]。于是，官方作出让步，“其京城内街道阔五十步者，许两边人户于五步内取便种树掘井，修盖凉棚。其三十步以下至二十五步者，各与三步，其次有差”[33]。相比之下，在唐长安城大街上，连植树也是禁止的，因为代宗广德元年(763)曾下诏：“城内诸街衢，勿令诸使及百姓辄有种植”[34]。这是官方对突破坊墙，进行营造活动的认可，为以后北宋开封的“侵街”行为打开了方便之门。
历史进入北宋时期，东京城“八荒争凑，万国咸通”[35]，商业繁盛，客观上要求拆除坊墙，建立新的街市制度。但是，宋廷却逆历史潮流而动，力图维护与恢复昔日的里坊制，于是官私双方展开了激烈斗争，这场斗争以“侵街”为标志。
北宋伊始，即已出现“侵街”浪潮。如早在宋太祖时期，据《宋史·魏丕传》记载，曾任作坊使的魏丕，“撤本坊旧屋，为舍衢中，收僦直及鬻死马骨，岁得钱七千余缗，工匠有丧者均给之”。开宝九年(976]五月，宋太祖“宴从臣于会节园，还经通利坊，以道狭，撤侵街民舍益之”[36]。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七月，“八作使段仁诲部修天驷监，筑垣墙侵景阳门街，上怒令毁之，仁诲决杖，责授崇仪副使”[37]。
面对“侵街”浪潮，真宗时期，宋廷曾动真格予以制止。如咸平五年(1002)二月，“京城衢巷狭隘，诏右侍禁閤门祗侯谢德权广之。德权即受诏，则先毁贵要邸舍，群议纷然。有诏止之，德权面请曰：‘今沮事者，皆权豪辈，吝屋室僦资耳，非有它也，臣死不敢奉诏。’上不得已，从之。德权因条上衢巷广袤及禁鼓昏晓之制，皆复长安旧制，乃诏开封府街司，约远近，置籍立表，令民自今无得侵占”[38]。看来，在谢德权的以死相争下，宋廷这次可谓是痛下决心：拆除权贵的侵街邸舍，竖立表木，作为道路“红线”，并重建禁鼓昏晓制度。
当然，现实是复杂的，表木的竖立并非意味着“侵街”现象的终结，这场斗争还在继续。据《长编》卷79记载，大中祥符五年(1012)十二月诏：“前诏开封府，毁撤京城民舍之侵街者，方属严冬，宜俟春月”。仁宗天圣二年(1024)六月，“京城民舍侵占街衢者，令开封府榜示，限一岁，依元立表木毁拆”[39]。此后在仁宗景祐元年(1034)十一月甲辰又下诏：“京旧城内侵街民舍在表柱外者，皆毁撤之。遣入内押班岑守素，与开封府一员专其事，权知开封府王博文请之也”[40]。《宋史·王博文传》也说：“都城豪右邸舍侵通衢，(王)博文制表木按籍，命左右判官分撤之，月余毕。”神宗元丰年间，“京师并河居人，盗凿汴堤以自广，或请令培筑复故，又按民庐侵官道者使撤之”[41]，居然出现了“侵河”现象。
也许，认识到“侵街”潮流势不可当，于是在宋徽宗崇宁年间，宋廷开始征收“侵街房廊钱”[42]，等于承认了其合法性。结果，商业店铺纷纷沿街而建，形成了街市，这在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有形象的描绘。这场围绕“侵街”的官私斗争，正应验了恩格斯的那句名言：“传统是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惰力。但是，这是消极的，因此一定要被摧毁”[43]。
这里有一个问题：东京坊墙，是何时拆除的；如果拆除，作为全城性工程，必然兴师动众，为何不见任何官方或私人记载，甚至很少提及坊墙之事。笔者查遍了宋朝诸臣奏议，有关京城开封的营造内容相当丰富，论及修筑城池及宫殿寺庙等等，但是涉及到全城的坊墙，关于其修或拆的奏议，却只字未见。我推测是因为有侵街建筑的出现，坊墙变得无关紧要。并且，当时官民双方共同关注及斗争的焦点只是侵街建筑。因此，随着侵街建筑的增多，坊墙也会因失去作用而被蚕食。尤其是当宋廷在街道两侧竖立众多的“表木”，充作街道“红线”之后，作为旧有“红线”的坊墙，更显多余，于是，被铲除尽净，悄无声息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三、宋东京街鼓的兴废与里坊制的恢复、崩溃
在探讨宋东京里坊制崩溃的过程中，太宗年间建立街鼓与仁宗年间的废除，常为史学界所提及，甚至被视作里坊制恢复与废除的标志。对此，应予以辨明。
街鼓，为设置在街道上的警夜鼓，宵禁开始与终止时击鼓通报。唐太宗时，长安城“始置街鼓，俗号冬冬鼓，公私便焉”[44]。宋太宗时期，在制止东京“侵街”的同时，亦效法唐长安城，设置街鼓。据宋敏求的《春明退朝录》记载：“京师街衢，置鼓于小楼之上，以警昏晓。太宗时，命张公洎制坊名，列牌楼上。按唐马周始建议，置冬冬鼓，惟两京有之。后北都亦有冬冬鼓，是则京都之制也。”此后，东京里坊“分布定列，始有雍洛之制”[45]。《宋会要辑稿·方域一》的“东京杂录”条中，还记载了改名后的宋东京8厢120坊之名称。
“始有雍洛之制”说，常为史学界所采用，并作为宋东京恢复唐代里坊制的依据，事实上，这只是形似而已，与隋唐长安的里坊制度大相径庭。首先，街道上侵街建筑的存在，已非原有的里坊景观。再就坊墙而言，唐代是受到严格保护的，有“越……坊市垣篱者，杖七十，侵坏者亦如之”[46]的处罚规定。而在沿袭唐律而来的宋初《宋刑统》中却无此条款。并且，作为里坊管理者的坊正，隋代为“官从九品下”[47]，唐代坊正“掌坊门管钥，督察奸非，並免其裸役”[48]，又规定：“其坊正市令，非时开闭坊市门者，处徒刑二年”[49]。而宋代的坊正，为了适应里坊新的内容，其职能也发生了质的变化，据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所修的《两朝国史志》记载：“州县郭内旧置坊正，主科税。”宋神宗时，又进一步“废户长、坊正，其州县坊郭税赋、苗役钱，以邻近主户三、二十家排成甲次，轮置甲头催纳，一税一替”[50]。在夜禁方面，北宋初年颁布有与《唐律疏议》相同的条文：“诸犯夜者，笞二十，有故者不坐”[51]。但是，并未认真执行。如早在宋太祖乾德三年(965)四月，下诏“令京城夜漏，未及三鼓不得禁止行人”[52]。《宋会要辑稿·食货》亦记载：“(乾德三年)四月十三日，诏开封府，令京城夜市至三鼓以来，不得禁止。”宵禁至三更，大大延长了人们的夜生活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