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配合战争”说，似乎匪夷所思，又无史载明证，难成定论。但是，历次下西洋与当时所有重大军事行动如此密切相关、丝丝入扣，又不容忽视。无论是从积极角度推测的“两面出击”，还是从消极角度推测的“放逐大洋”，“配合战争”说均不妨聊备一格。
总之，大量史实证明，“外交”和“贸易”是下西洋使命中必有的重要成分，但在解释船队的巨大规模、耗费与明初特别是永乐时期政治、军事、经济形势的矛盾问题上，两说均为其他具体使命留下了可能空间。与现实可能性甚小的“踪迹建文”说相比，“配合战争”的史实依据更加充分。“配合战争”说将郑和下西洋视为永乐时期政治、军事政策中的合理环节，“外交”说和“贸易”说则视之为宋元以来的航海传统、明初政治经济形势综合作用的结果，两者从宏观和微观角度共同勾勒出了郑和下西洋的背景和使命。
[1]（明）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自序》、同书卷上《三佛齐国》，中华书局，1982年，7、36页。
[2]童书业：《重论“郑和下西洋”事件之贸易性质》，《禹贡》第七卷第一至三期合刊，民国二十六年，239－246页。
[3]洪焕椿：《明初对外友好关系与郑和下西洋》，载《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二集，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163页。
[4]《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记》、《长乐南山寺天妃之神灵应记》，载（明）巩珍：《西洋番国志·附录》，中华书局，1961年，51－55页。
[5]《明太宗实录》卷六八、七一、七二，永乐五年六月己卯、九月壬子、十月壬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校本，以下明诸朝实录均同。
[6]《明太宗实录》卷三八、四三、五○、五二、五三，永乐三年正月甲寅、六月庚寅、四年正月戊戌、三月丙午、四月辛未。
[7]《明太宗实录》卷五六、六七、七○、七一，永乐四年七月辛卯、五年五月甲子、八月己亥、九月壬子、乙卯。
[8]按，伯希和未知永乐五年至七年的出洋，故以永乐六年郑和使暹罗之记载为非（（法）伯希和著、冯承钧译：《郑和下西洋考（附拾遗）》，中华书局，1955年，38页）。其实郑和自述此次下西洋目的地中最后一个即暹罗，遣使暹罗而非西洋各国，正可为本次出洋历时甚短之证。
[9]《明太宗实录》卷八二、八三、八八，永乐六年八月丙子朔、丙戌、九月癸酉、七年二月壬午。
[10]《明太宗实录》卷八○、一二八、一三四、一三七，永乐六年六月己亥、十年五月乙酉、十一月丙申、十一年二月乙丑。
[11]《明太宗实录》卷一八一、一八三、一八六，永乐十四年十月癸未、十二月丁卯、十五年三月壬子。
[12]《明太宗实录》卷二三三，永乐十九年正月己巳、癸巳。
[13]《明宣宗实录》卷四七、六七、七一、一一二、一一三，宣德三年九月辛亥、乙卯、五年六月戊寅、十月丙子、壬辰、九年九月癸未、十月丙午。
[14]巩珍：《西洋番国志·敕书》，9－10页。
[15]（明）费信著，冯承钧校注：《星槎胜览校注·星槎胜览前集》“占城国”条，中华书局，1954年，1页。
[16]（明）祝允明：《前闻记·下西洋》，载（明）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1415－1416页。
[17]（明）刘序：《万历重修清净寺碑记》，载郑鹤声、郑一钧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齐鲁书社，1980年，34页。
[18]沈福伟：《郑和宝船队的东非航程》，载《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一集，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168－169页。
[19]《泉州灵山回教先贤墓行香碑》，载郑鹤声等编：前引书，7页。
[20]《明太宗实录》卷二六七，永乐二十二年正月甲辰。
[21]管劲丞：《永乐二十二年郑和受命未行考》，（上海）《大公报·史地周刊》，
[22]《明宣宗实录》卷六四，宣德五年三月己巳。
[23]《明宣宗实录》卷二，洪熙元年六月甲寅。
[24]洪焕椿：前引文，载前引书，164－165页。
[25]万历《明会典》卷一二四《职方清吏司·城隍·都司卫所》，《万有文库》本，商务印书馆，2542－2543、2567、2571、257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