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次下西洋，郑和受命于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月，名义上的目的是陪同久居京师的使节们回国。但是，正是在受命前不到一个月，随着蒙古的阿鲁台打败瓦剌，一度雄踞漠北，明朝和阿鲁台维持多年的关系终告破裂 [12]。到夏天，明朝调集各路军队入京，准备亲征，结果因阿鲁台远遁而未出，但到第二年还是发动了第三次绝漠亲征。参考第三、四次下西洋与亲征的关系，可知第六次下西洋的决定必与第三次亲征的决策紧密相连。
　　第七次下西洋，郑和受命于宣德五年（1430年）六月。此后的十月，明宣宗离京赴宣府一带巡阅。按，明宣宗出巡或亲征共三次，第一次是宣德三年（1428年）九月，偷袭东北边外的兀良哈部，事发突然；第三次是宣德九年（1434年）九月至十月，巡至宣府 [13]，当时瓦剌最终攻杀了阿鲁台，北边形势大变，事出仓促。与第一、第三次离京行为相比，第二次出巡是经过长期准备的，而恰与定策下西洋前后相联。
　　历次下西洋受命虽早，实际出洋却可以很晚，虽然下西洋所历时间的记载各异，其实不外两种情况，即当年回还和次年回还，断难想象船队会在西洋逗留两年以上。第二次和第六次即当年回还者。永乐十九年正月郑和方受命于北京的皇帝，则当年必然来不及出发而滞留南方，所以才会有永乐十九年十月十六日给郑和的敕书 [14]，即第六次下西洋发生在永乐二十年（1422）年春至秋。其他五次则均为次年回还。如上述，第一次下西洋为永乐四年初至五年秋在外。第三次下西洋，郑和于永乐六年受命后，直到永乐七年秋才从刘家港出发，而船队正式从福州出洋，一直拖到永乐七、八年之际 [15]，即永乐八年初至九年（1411年）秋在外。第七次则明确记载为宣德六年（1431年）十二月九日到宣德八年（1433年）六月二十一日 [16]。以上三次的明确历程有助于澄清其他两次的出发时间。第四次下西洋，由郑和迟至永乐十一年四月尚羁留陕西 [17]，加上郑和等自述或十一年、或曰十二年出发判断，必与第三次下西洋相似，于永乐十一、十二年之际出洋，即永乐十二年（1414年）初至十三年（1415年）秋在外。第五次下西洋，郑和于永乐十四年受命，所历不及第四次之遥远，亦远达东非 [18]，且自述于十五年出发，迟至永乐十五年五月尚驻泉州 [19]，故其在外时段，亦应断为永乐十六年初至十七年（1419）秋。由此，第三到第六次下西洋的实际出发时间，依次为永乐八年、十二年、十六年和二十年，其中八年、十二年、二十年正是明朝发动前三次绝漠亲征的年份。
　　综上所述，郑和七下西洋的决策和出发，是与永乐、宣德时期的开战、亲征、巡狩等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定策和实施密切相关的。永乐、洪熙、宣德年间，明朝的主要军事行动无非是两攻安南，五征漠北（其中四次朱棣亲征），其间伴随着朱棣三次由南京而北京的北巡，以及宣宗的三次巡边（包括一次小规模亲征）。第一次下西洋，受命于闻安南之变以后，出发于定策进攻安南之时，归国于攻陷安南之际；第二次，为第一次下西洋的配套措施；第三次，受命下西洋紧随定策第一次北巡、再攻安南之后，出洋之年则为第一次亲征之年；第四次，受命紧随定策第二次北巡，出洋之年为第二次亲征之年；第五次，受命紧随定策第三次北巡；第六次，受命紧随定策第三次北征，出洋之年为第三次亲征之年；第七次，受命于定策宣宗唯一一次有充足准备的出巡之后。
　　除去宣宗两次临时出巡与下西洋无关外，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的第四次、二十二年（1424年）的第五次亲征也未见郑和“统领舟师”的配合。其实，当时虽连年北征，财政窘迫，朱棣仍于二十二年正月命郑和出使旧港 [20]，只不过年内朱棣去世，郑和未及成行 [21]，改为率船队守备南京。揆明政府之本意，必欲在亲征之年再遣大军下西洋。
　　下西洋与诸重大军事行动的密切关系，似乎说明郑和下西洋有为其他军事行动壮声威、固后方的使命，这也与郑和船队的旧港、锡兰山、苏门答腊之役相吻合。但是，南北两面作战、海陆分耗巨资，绝非合理的军事策略，何以明朝一而再、再而三地执行，而不顾轻重缓急和财政负担呢？从另一个角度看，七下西洋或许揭示了明朝决策者的一个隐隐的原则性措施：当皇帝或大军离开南京之时，乃至皇亲征军离开北京到塞外之时，明朝的海军也要尽量离开南京，乃至南直隶和东南沿海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