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圣三年(1025)四月，官卑位低的范仲淹上《奏上时务书》，纵论当今之务，倡言“兴复古道，厚其风化”；要求朝廷广开言路，实施变革。他说“傥国家不思改作，因循其弊，官乱于上，风坏于下，恐非国家之福也。”矛头直指守旧的执政大臣。他的上书，揭开了仁宗时期新政运动的序幕。天圣五年，丁忧中的范仲淹又陈《上执政书》，力言变革之道。他说：“圣人设卦观象，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非知变者，其能久乎?”并尖锐地指出：“今圣人在上，老成在右，岂取维持之功而忘磐固之道哉？”又云：“务因循而重改作，岂长世之策哉?”再次对旧日派势力发起了挑战。在这篇洋洋七八千言的上书中，他提出了“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明国听”等具体建议，初步形成了十多年后上《答手诏条陈十事疏》中的基本构想。天圣八年，他再次上书，公开批驳了道家的处世哲学，表达了与朝廷保守势力绝不两立的决心。这是他对在“清静无为”的烟幕下实行苟安政治的又一篇檄文。

　　景祐三年(1036)，时任天章阁待制、权知开封府的范仲淹，对权倾一时的宰相吕夷简再一次发起攻势，进献政治论文四篇，从理论的多角度上对“清静无为”政治和保守官僚集团进行了强有力的批判，从根本上否定了弥漫朝廷数十年的无所作为的苟安局面。同时，他再次驳斥了黄老之道主张的无名无欲思想，高唱儒家名教说，提倡献身社会的思想作风。

　　天圣年间(1023～1032)，刘太后听政，事多徇情。晏殊于五年正月、范仲淹于七年十一月、曹修古等于九年十一月，均因抗章忤太后意旨被贬外任。论者谓奋发于庆历之时的直言之风，实胚胎于此时(吕中《宋大事记讲义》卷五)。太后死后的明道二年(1033)四月，范仲淹任右司谏。这年年底，皇后郭氏因无子被废，范仲淹，孔道辅等十人伏阁谏诤，并斥吕夷筒辅佐无方，有损君德。此事引起朝论哗然，结果范仲淹又被贬责。

　　吕中《大事记》云：“谏官伏阁，乃祖宗美意也，而夷筒实沮之。此夷简入相之初，而国论为之一变也。”也正如吕祖谦所论：“至范仲淹空一时所谓贤者而争之，天下议论相因而起。”(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四七)范氏虽迭遭贬斥，而名望益高。从此舆论大起，政治气氛趋于活跃而一改旧观，一时群臣纷纷上言，要求延引忠直敢言之士，在政治上改弦易辙。

　　随着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尖锐化，社会危机日益加深。宋仁宗亟欲摆脱困境，不得不启用新锐之士，使朝政有了新的气象。庆历三年（1043）三月，吕夷简罢相，守旧势力受到沉重打击。在此前后，以范仲淹为代表的新派人物纷纷被进用。石介作《庆历圣德颂》诗，欢呼一时的盛况。蔡襄等人上疏，历数吕夷简误国的罪行。欧阳修作《朋党论》，公开为“君子党”正名。此时，持循默态度的官僚已难以立住脚跟了。

　　宋仁宗统治中期的政治风尚与宋初以来的情况相比较，变化是非常明显而重大的。北宋前期庙堂安靖，形象庄重。而后矛盾暴露，静极而动。议论蜂起，朝野动荡，侈谈理想，倾言改革，一发而不可收拾了。在这种剧变中，我们不应忽视如下两个因素对于推动政风之变所起的积极作用：一是制科考试的复置，二是谏臣地位的提高。

　　制科是用以“待非常之才”的特殊之选，宋人谓之大科。宋初以来，时置时罢，应者殊少。景德二年(1005)七月，诏复置“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等六科。四年闰五月，宋真宗强调说：“比设此科，欲求才识。若但考文义，则积学者方能中选。”因此要求“策问宜用经义，参之时务”(《长编》卷六五)。天圣七年(1029)二月又诏复置，于是增损旧名，为“有官者”设置了六科，为“未仕者”设了三科。由于贡举考试内容在庆历前基本袭唐之旧，而制科考试受诗赋和经义注疏的束缚较少，注重针对现实问题的策论，故一些土人特别看重此科。《邵氏闻见录》卷九载：“富韩公(弼)初游场屋，穆修伯长谓之曰：‘进土不足以尽子之才，当以大科名世。’”范仲淹天圣五年《上执政书》中曾说唐代“常设制科，所得大才将相非一”，建议予以施行。天圣八年他上《议制举书》力言：“斯文丕变，在此一举。”建议“命试之际，先之以《六经》，次之以正史，该之以方略，济之以时务”，引导士人“翕然修经济之业，以教化为心，趋圣人之门，成王佐之器”，以达到为国家培养有用人才的目的。张方平以进士中茂才异等科，后又中贤良方正科，对制科的作用深有体会。他说：“自设六科以来，士之翘俊者，皆争论国政之长短。二公(王曾、吕夷简)既罢，则轻锐之士稍稍得进，渐为奇论以撼朝廷，朝廷往往为之动摇。庙堂之浅深既可得而知，而好名喜事之人盛矣。”(苏辙《龙川别志》卷上)张方平在政治和思想学术上的观点立场比较保守，故而不满新风溢于言表。制科之设，导致士人了解国情政事，指陈得失。这在旧派官僚看来，不免形成下重而上轻，自然感到世道时风在变坏了。

　　谏臣地位日重，也是宋仁宗以来朝政中的一个重要变化。章如愚《山堂考索》续集卷三六谓：“天禧之广谏员，明道之置谏院，所以重其职也。”据《长编》载：明道二年(1033)十二月，宰相任命张沔、韩渎二人为台官，有人指出：“台官必由中旨，乃祖宗法也。”仁宗也说：“宰相自用台官，则宰相过失无敢言者矣。”遂出二人，“仍诏台官有缺，非中丞、知杂保荐者，毋得除授”(卷一一三)。宝元二年(1039)十二月，鉴于中丞孔道辅举其姻亲王素为台官，仁宗下令：自今御史缺员，“朕自择官令举人”(卷一二五)。又庆历四年(1044)八月，诏“自今除台谏官，毋得用见任辅臣所荐之人”(卷一五一)。仁宗之意，显然在于以台谏的纠弹来牵掣辅臣的权势，这样便使台谏官的作用大大重要起来。正如苏轼所言：“仁宗之世，议者讥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东坡先生全集》卷二五《上神宗皇帝书》)又王夫之论云：“自仁宗之为此制也，宰相与台谏分为敌垒，以交战于廷。”(王夫之《宋论》卷四)庆历三年三月，王素、欧阳修、余靖被仁宗任为谏官，为改革派大壮声色。张方平曾述谏官势力的增长说：“其始也，范讽、孔道辅、范仲淹三人，以才能为之称首。其后许公(吕夷简)免相，晏元献(殊)为政，富郑公(弼)自西都留守入参知政事，深疾许公，乞多置谏官，以广主听。上方向之，而晏公深为之助，乃用欧阳修、余靖、蔡襄、孙沔等并为谏官。谏官之势，自此日横。”(苏辙《龙川别志》卷上)事实上，台谏之职已成为仁宗中期推动政治改革，抨斥保守势力的一个阵地。
　　宋仁宗即位以来政风及政坛的变化，给庆历新政的出台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作好了思想舆论上的准备。大批具有新型思想的革新派人物被推到了政治舞台的前列，演出了宋代历史上波澜壮阔的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