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政治颇尚“无为”。
　　黄老思想在宋初虽有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一面，但长期以来，“士大夫以冲晦自养”(王闢之《渑水燕谈录》卷三)，“相与养成浑厚诚实之风”(吕中《宋大事记讲义》卷六)，使得“人人因循，不复奋励”(范仲淹《上手诏条陈十事疏》)。近人刘咸炘《史学述林·北宋政变考》有论云：“真宗以前及仁宗初年，土大夫论洽则主旧章，论人则循资格，观人则主禄命，貌以丰肥为福，行以宽厚为尚，言以乎易为长，文以缛丽为美，修重厚笃谨之行而贱振奇跞驰之才。”这一概括，比较准确地揭示了当时包括政治风尚在内的社会风尚。

    南宋时朱熹曾论道，宋太宗、真宗朝“可以有为而不为”，太宗“不过写字作诗，君臣之间以此度日而已”，真宗则“东封西祀，糜费巨万计，不曾做得一事”(《朱子语类》卷一二七)。朱熹这番话，是近乎事实的。在清静无为、因循持重的政治气氛中，统治者虽然一意粉饰太平，但潜伏着的社会危机却在发展，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终于日益严重而暴露出来。天圣五年(1027)，范仲淹在《上执政书》中，便以敏锐的眼光，察觉出一系列隐伏着的深刻危机：

　　朝廷久无忧矣，天下久太平矣，兵久弗用矣，士曾未教矣，中外方奢侈矣，百姓反困穷矣。朝廷无忧则苦言难入，天下久平则倚伏可畏，兵久弗用则武备不坚，士曾未教则贤材不充，中外奢侈则国用无度，百姓困穷则天下无恩。苦言难入则国听不聪矣，倚伏可畏则奸雄或伺其时矣，武备不坚则戎狄或乘其隙矣，贤材不充则名器或假于人矣夕国用无度则民力已竭矣，天下无恩则邦本不固矣。

　　历史的进程正如范仲淹所预料的那样，此后十数年间，成堆的问题就完全暴露出来了。这表现在：包括军队在内的国家机器庞大松散，效率低下，运转不灵；国家财政开支巨增，常年入不敷出；农民的反抗斗争越演越烈，震撼了朝野；党项族势力在西北崛起，与宋关系紧张，威胁加剧。危机四起，内外交困的严峻局面，是数十年来笼罩政坛的清静循默之风造成的必然结果。

　　嘉祐四年（1059），翰林学士欧阳修上言指出：

　　国家自数十年来，士君子务以恭谨静慎为贤。及其弊也，循默苟且，偷堕宽弛，习成风俗，不以为非，至于百职不修，纪纲废坏。时方无事，固未觉其害也。一旦黠寇犯边，兵出无功，而财用空虚，公私困弊，盗贼并起，天下骚然。(李焘《长编》卷一八九)
这是有识者对北宋前期“恭谨静慎”的政风给国家和社会带来的严重危害的深刻检讨。

　　面对“天下弊事极多”（朱熹语）的形势，宋王朝再也不能照老样子继续混下去了。朝野士人不得不作出新的思考和判断，要求改革弊政的呼声因此强烈起来。他们怀抱儒家“王道”的政治理想，呼望君为尧舜之君，民为尧舜之民”，志切救世，情思愤悱，“言政教之源流，议风俗之厚薄，陈圣贤之事业，论文武之得失”(范仲淹《奏上时务书》)，沉闷的政治空气从此被打破而活跃起来。在野者如李觏，因科场失意而长期羁居山岩，“诵味经籍，窥测教意”，撰写了大量探寻改革之道的政论文章，依托《周礼》等儒家经典，要求进行彻底而全面的政治经济改革，以达成“先王之治”。李觏之论对当时逐渐开展起来的新政运动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代表了思想潮流和政治风尚的重大变化；得到了范仲淹等人的高度称赞。对政风之变起着重要推动作用的正是庆历新政的领导者范仲淹，《宋史》本传说他：“泛通《六经》，长于《易》，学者多从质问，为执经讲解，亡所倦。尝推其俸以食四方游士，诸子至易衣而出，仲淹晏如也。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历尚风节，仲淹倡之。”朱熹也曾论道：“祖宗以来，名相如李文靖、王文正诸公，只恁地善，亦不得，至范文正时便大厉名节，振作士气，故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朱子语类》卷一二九)政风的变化是北宋中期儒学复兴思潮激荡的必然结果，范仲淹的活动正是这种变化的真实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