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历史教科书编撰上的特点

　　周朝民先生把二十世纪初 年历史 教科书编撰上的特点概括为：“文不繁，事不散，义不 隘 。” [16] 这确是对这一时期历史教科书编撰的非常有见识的总结。历史教科书的出现，是为了适应新史学思潮的要求，在学制改革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编纂者确立编写原则时，既要贯通古今，顾及历史发展的系统，又要能表达历史进化的观点，同时还要便于传播历史知识，培养国人的爱国热情。基于此，历史教科书必须文笔简洁，叙事集中而有条理，这样才便于学堂教学，和国人获取历史知识的需要。

　　章节体历史教科书是在新史学思潮 勃 兴的时代条件下出现的。新史学思潮要求表达历史进化的情况，寻求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据往事以知来”。新的历史观点，新的历史内容，需要有新的形式来表现它。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开头几节是“史学之要”、“地理”、“人种”、“历史源流”等等，这些内容都是在新形势下史学研究的新课题。因此，要叙述过去封建史家所没有接触的新内容、新问题，在编撰方法上不摆脱旧的编年体、纪传纪事本末体是不行的。夏曾佑将西方输入的分章叙述的方法，和中国传统的纪事本末体有机地结合起来，达到创新的目的。《中国古代史》按篇、章、节叙述， 同时又寓含以 大事为纲的特点。刘师培著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也是用章节体叙述中国历史的杰作，作者在“凡例”中表示：“其用意与旧史稍 殊 。其注意之处，在于历代政体之异同，种族分合之始末，制度改革之大纲，社会进化之阶级，学术进退之大势。” [17] 关注的重心，由旧史的王朝政治，治乱兴衰，转到对政治、民族、学术、文化等关系整个历史发展进化的探索。

　　传统编年体、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大多网罗繁富，卷帙浩繁，用于教学是不切实际的。司马光曾说过：“春秋之后，迄今千余年，史记至五代史，一千五百卷，诸生历年不能尽其篇 第 ，毕生不暇举其大略。”纪传体不适宜教学，编年体同样卷帙浩繁，以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为例，它 上起韩 、赵、 魏三家分晋 ，下迄五代后周政权的灭亡，把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按年代编成 294卷，可谓篇幅浩繁，用于教学也不适宜。因此，编写能够贯通今古，文笔简洁，叙事有条理，反映历史发展进化的教科书，成为二十世纪初历史编撰学不断前进的目标。夏曾佑编撰《中国古代史》的要求是“文简于古人，而理富于往籍”。 陈庆年在 《中国历史教科书》“序”中明确指出：“历史之学，其文不繁，其事不散，其义不 隘 ，而后足以为教。三者 一 不备焉，皆无当也。” [18] 陈氏之言，比较精到地概括出历史教科书编撰的特点。

　　所谓的“文不繁”，是指新式教科书在内容安排上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符合受教育者的接受能力，体现了科学的现代教育规律。中国历史教科书作为提供给大、中、小学堂的教学用书，凡编著的深浅程度，都 按教授 的对象而定，每章节的篇幅适宜，文字晓畅明白。如国学保存会在“编辑国学教科书出版广告”中写到：“本会所编教科书皆就国学之一面着手，盖以吾国学术历五千年，浩瀚渊博，典籍浩如烟海，学人苦无门径，每兴望洋之叹。非荟萃群籍，提要钩元，折衷至当，重行编辑，不足以发扬国学之精粹，而合学堂教学之用。” [19] 刘师培也指出：“读中国史书有二难：上古之史多荒渺，而记事多相 歧 ；后世之史咸浩繁，而记事多相袭。中国廿四史即不合于教科，《通鉴》、《通典》、《通考》亦卷 繁多，而今日所出之历史教科书，复简略而不适于用。欲治中国史，非编 一 繁简适当之中国历史莫由。” [20] 他首次根据课时和学时来编排教学内容，使之容易传授和学习。他还受西洋历史编撰学的启发，批判中国古代史书不分时代，杂乱无章。他在编撰《中国历史教科书》时，吸取西洋历史编撰学的优点，以时间为经， 以事类为 纬，重点论述了历代政体之异同，种族分合之大势，制度改革之大纲，社会进化之阶级等内容。夏曾佑著的《中国古代史》“荟萃群籍”，参考几百种传统典籍，用进化史观对中国历史演进作了别开生面的叙述，全书 30万字，对近三千年的历史“提要钩元”，可谓“文简于古人”。

　　所谓“事不散”、“义不隘”，是指历史教科书叙事集中有条理，重视用进化史观和因果律探索历史发展进化的规律。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叙事脉络分明，以大事为纲结构全篇。作者说，文字虽繁，以关乎皇室、关乎民族、关乎社会风俗三者为纲，属于此三者的大事则详，“如与所举大事无关，皆不见于书”。

　　历史教科书体裁新辟，文字浅显，叙事集中而 有统系 ，故刊行后受到读者一致好评。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出版后，读者认为“使人有心 开目朗之 感”，“上下千古，了然在目。”学界要求再版，直到1934年商务印刷馆第9次印行并改名《中国古代史》，列为“大学丛书”之一。 横阳翼天氏 《中国历史》上卷出版后，被誉为“体裁新辟，材料丰多，而又以民族主义为其宗旨。诚我国历史界开创之大作，而普通学历史教科书中稀有之善本也。” [21] 陈庆年的 《中国历史教科书》刚成书，就被友人索去，在浙东一带广为传抄，出版后又风行于时，在民国初年由商务印刷馆重订再版，定为中学历史教科书。

　　综观这一时期的历史教科书，不仅数量日益众多，而且种类繁复，除了一般的中外通史著作，还出现了乡土历史和时务掌故教科书等。这些教科书的编印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它满足了新式学堂对历史教科书的需要；其次，它也是用新观点、新体裁编写中国历史的尝试，将历史从帝王的庙堂中解放出来，为普及教育与发扬爱国主义思想服务。总之，清末历史教科书的编撰不仅促进了中国历史编撰学的发展，在中国传统史学近代化进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而且而且 以史教救国，迅速成为清末社会各阶级“教育救国”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起了救亡图存的舆论先导作用。

[1] 张元济 . 答友人问 学堂事书 . 张元济诗文 [M]. 北京： . 商务印刷馆， 1986,172.

[2] 屠寄 . 中国地理学教科书·凡例 .[M]. 北京：商务印刷馆 ,1905,218 .

[3] 陈登原 . 中国文化史（下） [M].. 香港：世界书局， 1935,300.

[4] 江苏 [J],1904,7 。

[5] 汤志钧 . 章太炎政论集 [C]. 上海 , 中华书局 ,1977,276.

[6] 曾鲲化 . 中国历史 . 附录 [M]. 长沙：东新译社 ,1903 。

[7] 曾鲲化 . 中国历史 . 附录 [M]. 长沙：东新译社 ,1903 。

[8] 曾鲲化 . 中国历史 [J] 浙江潮 [J,],1903,7 。

[9] 夏曾佑 . 中国古代史·叙 [M]. 上海 : 商务印刷馆 ,1933,1-3 。

[10] 国粹学报 [J],1907,27 。

[11] 1899 年，王国维为樊炳清译《东洋史要》“序”所述。

[12] 普通书室 . 普通新历史 . 凡例 .

[13] 曾鲲化 . 中国历史 . 附录 .[M] . 长沙：东新译社 ,1903.

[14] 陈庆年 . 中国历史教科书 . 总论 [M]. 上海 : 商务印刷馆 ,1904 。

[15] 夏曾佑 . 中国古代史·叙 [M]. 上海 : 商务印刷馆 ,1933 。

[16] 周朝民 . 戊戌变法后的历史教科书编撰 [J]. 史学史研究 ,1983,4,73.

[17] 刘师培 . 中国历史教科书“凡例” . 上海 : 商务印刷馆 ,1907.

[18] 陈庆年 . 中国历史教科书 . 序 [M]. 上海 : 商务印刷馆 ,1904 。

[19] 陈庆年 . 湖北乡土地理教科书 [M]. 国学保存会 1907 年版后 附广告 .

[20] 刘师培 . 中国历史教科书 . 凡例 . 上海 : 商务印刷馆 ,1907.

[21] 浙江潮 [J]190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