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北宋后期文臣与宦官统军体制的流弊
北宋后期出现的文臣与宦官统军体制，可以说是宋代历史上的一大弊政，其流弊到北宋末年又产生了最为严重影响。
首先，以科举出身的文臣完全负责枢密院的最高军政，已存在明显的问题。宋仁宗朝以降，文臣主宰枢府后，由于大都不熟悉军事及战场活动，注意力多集中在案牍事务，对全局战略及防务却少有贡献。如知枢密院事李谘得到颇高的评价：“在枢府专务革滥赏，以遏侥幸。其戎马功簿之目，能悉数上前，号为称职。”[33]称职者不过如此，能力低下者就更可想而知。如宋仁宗朝的王鬷 、陈执中及张观三位文臣西府长贰，面对元昊反宋不知所措，“帝数问边计，不能对”。于是，王、陈及张三人同日被罢官 [34]。此 例反映出文官大臣身居枢府，却对突发危机难以应对 。
北宋后期的其他枢府文官，同样少有知兵者。所谓君子者如吕公著，在枢密院任内所留下的活动，不外乎反对恢复肉刑、批评宋军主动征讨西夏而已[35]；所谓小人者如林摅、郑居中之流，则奔走于蔡京门下，惘顾边防安危[36]。更可悲又可笑的是，文臣孙傅在开封城被围时出任同知枢密院事，面对女真军队的猛烈进攻，他拿不出任何有效的防御的办法，最终只能求助于“神灵”的帮助。饱读诗书的孙傅竟不顾他人劝阻，将重要的城防职责交给了一介装神弄鬼的兵丁郭京，遂终于演出郭京开门迎敌的荒唐闹剧 [37]。
其次，在北宋后期各地统军，特别是指挥军队作战过程中，文官因懵懂军事而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早在宋仁宗朝对夏战争中，主持前线战事的大多数文臣统帅便已力不从心，常常导致用兵失利。如 夏竦 出任陕西宋军主帅时 ，畏缩自守、怯懦无能，“但阅簿书、行文移而已”[38]。以后，言官“皆言竦奸邪，在陕西怯于用兵，今用之则边将之志惰矣”[39]。 侬智高造反后，文臣杨畋最初主持军务，但其“儒者，迂阔无威，诸将不服”，遂接连失利， “以无功斥，名称遂衰。” [40]范雍 出守延州，由于指挥无方，导致将领刘平、石元孙盲目行动，终于出现三川口之役惨败[41]。
韩琦与范仲淹号称能臣，“朝廷倚以为重，故天下称为‘韩、范'。”[42]但康定二年发生的 好水川之败，韩琦作为总指挥难逃其责。谏官余靖也不得不承认：“况好水之败，韩琦等为招讨使，定川之败，王沿为都部署，皆号本朝精选，尚犹不免丧师。”[43]这就难怪西夏投书讽刺道：“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辈，犹自说兵机。”[44]范仲淹以献身精神长期指挥军队，但总的说来，仅能维持防守局面。后人 王夫之即中肯地评说道：“ 匪特夏竦、范雍之不足有为也。韩、范二公，忧国有情，谋国有志，而韬钤之说未娴，将士之情未浃，纵之而弛，操之而烦，慎则失时，勇敢则失算。”[45]
北宋后期， 除王韶等不多的几位文臣懂得一些兵略，又有用兵经验外，其余大都难以胜任军事指挥者的角色，于是在统兵作战方面或表现无能，或导致失败，有关这方面的例证可谓不胜枚举。投机分子蔡攸之流的情况，可以舍而不论，而大多数文官的所为也同样触目惊心。如前述宋钦宗在京师周围设四总管府，以文官分别负责防务。但当金军第二次南下之际，西道总管王襄竟“弃城遁”，北道总管赵野则回避与金军交锋，东道胡直孺被金俘虏，惟有南道张叔夜以三万人援京师 [46]。同知枢密院事李回与文臣折彦质率大军守河，结果临阵逃跑，“众溃而归” [47]。在金军再度包围开封城后，陕西制置使钱盖率十万之众抵达颍昌，“闻敌登城，遂弃军奔湖北”。江淮等路发运使兼浙江、福建经制使翁彦国统东南数万兵丁，“徘徊泗上”。以后，陕西宣抚使范致虚征召西线各路宋军勤王，当时环庆经略使王似、熙河经略使王倚、泾原经略使席贡、秦凤经略使赵点和鄜延经略使张深皆为文臣，除王似与王倚领兵听命外，其余四路“皆不至”。可笑的是，范致虚在长安合兵十多万，却“不晓军事”。有地方官推荐僧人宗印，“致虚喜其口辩善谈兵，”竟委以重任，令其统率大军，结果一无成效 [48]。至于北宋后期将领的意见和作用，则遭到极大地限制，武将仅仅只能扮演斗将的角色。如 靖康危难之际，文官杨时深感文人误兵之害，主动要求用武将统军：“臣本书生，军旅之事，未之学也，不敢自信其说。有如种师中、刘光世之徒，皆一时名将，始至而未用。” [49]但并未得到采纳。
最为突出的例证莫过于北宋灭亡前夕文臣李擢守城的表现。当金军两路大军最终围攻开封时，在先攻东面城垣不能得逞的情况下，乃改攻南壁。面对金军日夜运薪土填护城河的情况，南壁守御提举李擢竟置若罔闻。史称：“贼于冰上布板置草，覆之以土，将以攻城，而擢不介意”。“初，城上以松脂为束，悬以铁盆，燃火照城外，更备守，视贼渡河，箭砲俱发，故贼不能至。及擢守南壁，防备废弛，或夜不燃火疏闇，故贼得乘闲塞河，遂附城札寨，攻城愈急”。更不可思议的是，“擢于城楼上修饬，坐卧处如晏阁宾馆，日与僚佐饮酒烹茶，或弹琴讌笑，或日醒醉。”本壁统制官、武将何庆源要求严加防范，“擢不从”，“故壕不数日而填成”。守御使孙傅等大臣“皆知而不问，将士莫不扼腕者”。当宋钦宗登城发现后，虽将李擢贬官，但为时已晚。不久，金军便首先攻下南壁之宣化门，又出现郭京开门用“神 兵”的闹剧，开封城终于陷落 [50]。
最后，宦官在北宋后期，特别是北宋末年往往自恃皇帝宠信，骄横喜功，遂不计后果肆意所为，从而对军事体系和边防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性后果。其中权宦童贯长期执掌枢密院和充当重大战事主帅，所作所为连宋徽宗都承认：“贯以昏耆，所施为乖谬，故相隐匿，蔽不以闻，致边事机会差失，为朝廷之害，莫大于此。”[51]宋钦宗时，朝臣也指出：“国家童贯握兵，为国生事，一十余年，覆军败将，朝廷不闻。”[52]如在主持西线战事期间，曾随意派大将刘法进攻西夏军，刘法对此表示反对，童贯遂以恶言相逼：“君在京师时，亲授命于王所，自言必成功，今难之，何也？”“法不得巳出塞，遇伏而死。法，西州名将，既死，诸军汹惧”。但童贯隐瞒真相，“以捷闻，百官入贺，皆切齿，然莫敢言” [53]。
在积极导演的收燕云之役中，童贯同样盲目指挥，造成惨重失败的后果。据记载，宣和四年童贯统军北上至雄州，惘顾军事将领的意见，分派军队行动。久经沙场的大将种师道对草率用兵提出异议，童贯不予理睬。将官杨可世再谏道：“ 事起之由毫发未尝预，一旦临利害，若仓卒失计。”即认为将领事先并未参与作战计划便仓促临阵，势必难以应战。知雄州、文官和诜不考虑将官的意见，而配合童贯对杨可世加以威胁：“公自谓有万人敌，胆气绝人，视堂堂之师如摧拉枯朽，今日观之，一懦夫耳……公欲扇衅败我事耶？”杨氏及其他武将只能屈服 [54]。于是， 在“遵依圣旨及宣抚司（即童贯）约束诸将”的情况下，宋军继续北上。种师道领兵至白沟，“如（童）贯素约指挥诸将”，执行童贯不得妄杀的命令。杨可世领前军在白沟桥向辽军招降，结果在毫无戒备之下遭到辽军的进攻，“矢石如雨，我军不为备，又拘节制”。面对如此战况，杨氏只得要求动武，但宋军已陷入不利的处境，“杨可世与辽军战，诸将不利”。此时，承担监督之责的和诜竟又劝种师道杀杨可世，“号令诸部以明宣抚司出旗榜本意”，“使虏人知朝廷无意用兵” [55]。终于，招降辽残余势力的幻想破灭，在辽军的追击下，种师道领军败退。这次所谓的北伐的失败，完全是童贯无能指挥的结果，所谓“先是，既以招抚为名，（童）贯下令中军不许妄杀人，及虏骑犯我师，皆不敢施放矢石，听其杀戮。故诸将亦愤然”。但童贯为了逃避追究，“于是贯以契丹尚盛未可图，奏劾种师道”，种师道被迫致仕。据种师道部下康随跋种师道责官谢表指出：“此役，（种师道）初不与谋，中则强委任之，又兵之节制皆不得专，考其行事，罪有所归矣。” [56]可见无辜的将领种师道成为此役失败的替罪羊。
金军将辽燕京等地归还宋廷后，文臣王安中出任燕山宣抚使，宦官谭缜为河东北宣抚使，负责北部防务。王、谭二人对金朝的动向缺乏清醒的认识，盲目招降金南京留守张觉归顺，加之在其它一些事情上处理失误，遂诱使金军着手对宋展开攻势，而原来归顺北宋的辽军将领也转投金朝。在此危急关头，宋徽宗“复命童贯总师”，主持对金防御。结果，当女真挥师南下之际，坐镇太原的主帅童贯仓皇逃跑，宋军北部防线随之崩溃[57]。
除童贯及谭缜的昏聩、无能表现外，其他宦官统军指挥者也在战场上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如负有河防重任的内侍梁方平“日与其徒纵饮，探报不明，御敌无备”。当斡离不率领金军南下渡黄河时，梁方平“惧不敢拒战，单骑遁归，麾下兵皆溃散”，并导致临近何灌所部防线亦崩溃，金军遂顺利渡河包围开封[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