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资料显示，在当时农村两极分化中，富裕起来的大致有两类，而其致富手段与性质完全不同。
第一类，凭借权势致富，或即由官而富。明代官僚自己说：“官豪势要之家，其堂宇连云，楼阁冲霄，多夺民之居以为居也；其田连阡陌，地尽膏腴，多夺民之田以为田也。至于子弟恃气凌人，受好人之投献，山林湖泊，夺民利而不敢言。当此之时，天下财货皆聚于势豪之家。”到了清代，还有人指出：“前明缙绅，虽素负清名者，其华屋园亭，佳城南亩，无不揽名胜，连阡陌。推原其故，皆系门生、故吏代为经营，非尽出己资也。”这些依靠“夺民利”而致富的“官豪势要之家”，不仅兼并大量土地，而且千方百计逃避应尽的纳税义务，有人公开抗拒不纳，有人一再拖欠，有人隐瞒税额。总其大要，不外掠夺、逃税两端，而非通过自己劳动所得，只是致富的手段有不同，有人一朝暴发，有人不断积累。
第二类，依靠自己努力经营致富。这类致富者，大致有三种人，一种是大力经营新兴手工业（棉纺织业）；一种是“改粮他种”，种植经济作物，发展商业性农业；再一种是弃农从商。这些情况，首先出现于东南沿海地区，特别是当时经济最发达的苏、松、杭、嘉、湖等处。而后，风气所及，影响巨大，把全国各地带动起来。
如果说，第一类致富者主要是凭借权势，沿袭掠夺他人财富的传统手段富起来的，在性质上是阻碍社会前进的一种可耻、落后行为，那么，第二类的致富者则主要是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显现时代本色，在性质上是推动社会发展的进步活动。
了解了以上两类人起家致富及其途径与原因之后，对于在两极分化中的贫者是谁及其为何而贫，也就不难理解了。贫者固然多种多样，贫困的原因也不尽相同，但除了不可抗拒的自然原因，就人为因素而言，最主要的也是两类人。
作为第一类富者的受害者、牺牲品，无疑是由于没有权势受到欺压、掠夺而失去土地的农民；与第二类富者相形见绌的，自然是那些思想保守、观念落伍，缺乏经济头脑，不善于进行多种经营，或者害怕艰苦的老农。
贫富两极分化，也是一种社会风气。它随着社会经济和思想观念的发展变化而起伏。
明中叶以前，整个说来，国家处于经济恢复和调整时期，生产发展缓慢，生活水平低下而单调，社会风气比较淳朴，价值取向、消费观念尚未明显改变，因而社会竞争不甚激烈，贫富两极分化尚不明显。明中叶以后，形势就大不一样了。这一时段，商品经济空前繁荣和赋役改革“计亩征银”的出现，引来消费领域空前扩大，消费水平日益提高，思想意识和行为准则随之大变，社会风气从此日益腐败。当此之时，商品、金钱可以代替一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凡是有市场价值的，都可以转化为货币和财富。同时，财富私有观念空前强烈，并在整个社会形成一股纵欲思潮。人们纷纷以“奢华”为时尚。于是在一些人看来，只有拼命追逐财富，才能满足不断高涨的物质欲望和精神刺激，舍此别无选择。也正是在这种大环境下，缙绅势力迅速成长壮大起来，其剥削、掠夺的范围、种类与对象进一步扩展，手段与方式愈为凶残，或是明目张胆、假公济私，侵吞国家财产，或是“政以贿成”，贪污受贿。贫富两极分化从此进一步加快，形成一种互相争夺，贫富无定势的混乱局面。
这种局面所造成的结果，是农村贫富差别更加悬殊。
一方面，以土地为大宗的社会财富，日益集中于以缙绅为代表的少数人手里。明末钱士升说：“缙绅豪右之家，大者千百万，中者百十万，以万计者不能枚举。”另一方面，更多的农民走向破产，沦为佃户、雇工、奴仆、无业游民。从明代后期（或明末清初）的文献资料里，人们看到当时全国各地佃户、雇工、奴仆、无业游民各色人等数量之多，及其去向和活动的记录骤然增多，原因就在于这一时期农民贫困的严重性，成为一个空前突出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不然，当时农村也不可能出现人口大分流。
农村贫富两极分化，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但像明代中后期涉及层面如此之广，贫富差别如此之大，则是前所未有的。通过这些现象，可以看到：第一，社会变动越激烈，贫富两极分化越快。明代社会大变动，始于成、弘，正、嘉以后步伐加快，至万历基本定型。是时经济繁荣，而风气败坏，贫富两极分化更加迅速，就是这种变动趋势的深刻反映。第二，经济文化发达区域，贫富差别可能更大。贫富两极分化，必有其经济基础和思想原因。明代经济文化发达之区，首推江南。江南为全国财赋重地，国家经济命脉所系。“今天下财货聚于京师，而半产于东南”，“国朝岁供军储四百万，大抵取给江南”。有明一代，代变风移，风气变化最快、思想最开放、最勇于开拓进取之地，在江南。而在明代中后期，农村社会矛盾最复杂尖锐、土地兼并最激烈、贫富差别最明显、财富最集中，富者极富、贫者实贫的地方，也恰恰在江南。明人归有光说：“（江南）富家豪民兼百室之产，役财骄佚，妇女、玉帛、甲第、田园、音乐，拟于王侯，故世以江南为富，而不知其民实贫也。”
这种分化有其环境和复杂原因，它扩大了贫困群体，激化了人际关系，加剧了社会矛盾，明王朝也从此陷入无法摆脱的危机之中。同时，也要进一步看到：贫富两极分化的客观规律，是贫富无定势。富与贫的角色转换，就人为因素而言，关键有两条，一条是权势；一条是能否抓住机遇，敢于创新，搞出特色。
晚明社会的时代特点
所谓“晚明”，一般系指嘉靖至明末这一百多年的历史时期。在整个中国古代史上，这一时期出现许多新的时代特点，占有特殊历史地位，很值得深入研究和讨论。
一、晚明社会的时代特点
晚明社会的时代特点，概括起来讲，就是中国传统封建社会高度成熟，并开始起步由传统的封建社会向新的近代社会转型，晚明恰是转型的起点。
中国由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是一个十分漫长、非常曲折的历史过程，而且具有本民族的特色。在转型启始之时，社会呈现出新旧交织的纷繁复杂的历史画面。一方面，封建经济、社会、政治结构和思想观念依然牢固地占据统治地位，封建社会的固有矛盾正在深化；另一方面，经过长期的积累和聚集，中国社会自身已经孕育出一些不同于传统封建社会的、具有近代社会性质的新的经济、社会、政治、习俗和思想因素，社会正在发生深刻而强烈的变动。
这些新因素乃是转型启始的标志。它们主要是：在经济结构方面，商品性农业、民营手工业、商业空前发展，国家货币实现银本位、白银流通量大增，全国市场网络形成，工商业城镇蓬勃兴起，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有的学者反对再使用“资本主义萌芽”的提法，而主张使用“市场经济萌芽”或“早期工业化”的概念。其实这是从不同层面和角度来概括明中后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变化的。“市场经济”是从经济运行机制和交换、流通的层面，“早期工业化”是从手工业发展程度的层面，而“资本主义萌芽”则主要是从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层面来表述晚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变化的。应该说，生产方式、生产关系是在更高、更深的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的变迁，它是以整个社会生产的发展为基础的。
在社会结构方面，由“本业”转向“末业”（工商业）者增多，城乡人口流动加快，自由雇佣劳动者队伍扩大，市民阶层出现。在政治方面，封建君主专制控制力减弱，超经济强制和封建宗法关系松弛，东林党、复社等近代政党雏形出现，公众领域扩展。在社会习俗方面，由崇尚节俭朴实转向崇尚消费和奢华。在思想文化方面，出现早期启蒙思想，或出现近代思潮萌芽。
二、晚明的进步社会思潮
晚明经济、社会、政治、习俗的新变化对社会思想和文学艺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与社会开始起步转型相呼应，思想文化也开始出现由传统儒学向近代思想转型的迹象。这种转型初始阶段的进步思想潮流，可以称之为早期启蒙思潮，或近代思想萌芽。所谓“启蒙”，包含两层基本要素，一是与传统儒学思想有所不同，对传统儒学中的一些重要理论原则进行批驳；二是提出一些具有近代思想因素的命题。
晚明以及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潮由早期人文主义思潮和实学思潮所组成。晚明的人文主义思潮由阳明心学中的一支发展演变而成，以王艮、颜山农、何心隐、李贽等人为代表，强调人的自心自性的醒悟，宣扬离经叛道，要求人性解放；反对封建礼教，要求行为自由；鼓吹人欲、私欲，要求物质利益；肯定心性无别，要求贵贱平等。李贽一派的思想具有一定规模的代表性，引起众多人乃至平民百姓的共鸣。这种要求人性解放的思想在文学艺术领域反映得更为敏感。汤显祖、袁宏道等人的作品以及空前繁茂的民间文学、通俗文学中的优秀之作，如《西游记》、《金瓶梅》、《三言》、《二拍》等，都宣扬了反封建礼法、追求人性解放的人文精神。
晚明及明清之际实学思潮的构成和理论观点比较复杂。其中的一些人，如王廷相、黄馆、赵南星、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唐甄等，在对心性空谈的批判中，在对晚明社会弊病的探寻中，在对国计民生实际社会问题的研究中，提出一些超越儒学传统观念的具有启蒙性质的新的政治思想和经济思想。在政治思想上，批判封建君主专制，主张众人共治、民众是天下的主体，要求对君权和政府权力加强舆论监督和制约，认为“凡为帝王者皆贼也”，君主是“天下之大害”，“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在经济思想上，抛弃流传久远的“重本抑末”论，提出“工商皆本”的革命性命题，为工商业发展制造舆论，为工商业者改变社会地位辩护。稍早的丘浚还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提出劳动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
三、晚明的政治腐败与经济繁荣
完整地讲，明代政治既有积极力量，又有腐败力量，二者并存，此消彼长。明前期的休养生息政策，明中后期持续不断的改革，都是积极政治力量，它们在与腐败力量的斗争中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
进入明中后期以后，政治腐败日渐突出，贪贿公行，士风败坏；荒淫怠政，玩忽职守，党争不息，纪纲不振；兼并土地，转嫁赋役，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民不堪命。这些都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阻碍力量。
政治腐败日趋严重有着十分复杂的原因，其中有两点是很重要的。第一点，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大大刺激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贪婪欲望，于是他们便凭借政治权力和地位，通过贪污受贿和兼并欺隐搜刮钱财，以满足其奢华生活的需要。他们只知吞噬商品经济发展带来的文明成果，而不愿承担稳定社会的责任。这样，一方面是商品经济的空前发展，另一方面是政治腐败日益加重，形成鲜明的反差，构成一幅极不谐调的历史画面。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金钱关系和市场法则也凶猛地扩展到社会和政治生活领域，一切以金钱买卖关系为准则。封建统治阶级抵挡不住金钱、商品关系的侵袭，便大肆搜刮起来。嘉靖皇帝只要大臣为他修仙服务，而“不怪人要钱，贪夫从而和之”。臭名昭著的卖官宰相严嵩父子，有“钱痨”之称。万历皇帝“酒、色、财、气”俱全，滥派矿监税使到全国暴敛金银财宝。天启皇帝昏庸无能，阉党乱政。“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于是贪贿、兼并、奢靡之风便在士大夫和官绅间弥漫开来。
第二点，封建统治阶级没有能力从根本上整治、削除本阶级的腐败，没有能力从根本上约束、扼制本阶级的贪欲。张居正改革是明中后期一次规模最大、力度最强、触动最深的改革，其目的就是为了整治腐败。但是他死后，反改革腐朽势力把持朝政，改革遭到破坏，大部分改革成果，特别是整顿吏治的成果付之东流，此后直至明亡的半个世纪中再也没有出现具有重要意义的改革。这标志着明朝封建统治集团已经丧失自我调控能力，自万历中期以后，政治腐败已成不可阻止之势，社会阶级矛盾愈来愈尖锐，统治阶级分崩离析，再加上对天灾丧失抵抗能力，终于导致农民大起义的爆发和明朝的灭亡。史家称：“明之亡，实亡于神宗”，万历中期以后，已出现“崩解之势”，是符合实际的。
明末农民大起义推翻了腐朽的明王朝，具有重要历史意义，但是它并没有能够巩固胜利成果。紧接着，清朝乘机而入，进行了半个世纪的征服战争。政治腐败及由其酿成的明末社会大动荡以及清初的民族压迫，使明中后期形成的商品经济空前发展的良好势头受到巨大打击和挫折。这个历史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