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术与中国学者在17世纪和18世纪相遇之后，使中国学术界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考察这些变化，已经成为学术史研究中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本文意在解决两个基本问题：儒家学者对于西方自然科学的反应与西学究竟在何等层面上影响了中国的学术研究。
    从17世纪初期开始进入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经过明末清初的动乱，在清代前两任皇帝执政年间更牢固地站稳了脚跟。虽然与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持不同意见的龙华民(Nicolas Longobardi, 1559～1654)神父抱怨中国人不承认与物质分离的精神实质，而且在人类社会的伦理原则和宇宙的自然原则之间不做任何绝对的区别；虽然梵蒂冈在1705年派遣了铎罗(Charles de Tournon)主教出使中国以禁止传教士对中国人的传统习俗有丝毫宽容以及崇拜孔子和祖先，因而导致许多人离开基督教并且增长了对基督教徒们的仇恨，然而，仍有大量的传教士不断地涌入中国。他们分别来自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德意志、法国等地。
    这批人有自己使徒的使命和宗教义务，来到中国后勤奋地工作，学习汉语、满语，除了承担传教的使命之外，还展开测绘和天文学研究、编制地图集、地理学著作，一方面将西方的有关著作翻译过来，一方面又将中国的一些经典翻译过去。这些传教士的科学知识以及绘画和音乐方面的才能，赢得了皇帝和士大夫们的尊重。薛凤祚(仪甫，？～1680)与来自波兰的传教士穆尼阁(Jean-Nicholas Smogolenski, 1611～1656)合作撰成20种著作，汇集为《历学会通》或称《天学会通》，他们的著作以阐释天文学和历法为主，并顺便将球面三角形和对数介绍给中国。（注：参见《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92)，第900页。）
    1622年，出生于科隆(Cologne)的汤若望(Adam Schall Von Bell, 1592～1666)到达北京，在清兵入关前，他一直担任钦天监正。1650年，他获准在北京建造了第一座天主教堂南堂，这座教堂在两年后峻工。但是在此期间，汤若望受到更信奉伊斯兰教的杨光先(长公，1597～1669)的攻击，1655年，汤若望被判处死刑，在最后一刻，他却由于一场颇富戏剧性色彩的地震而获救。汤若望的继承者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是一位著名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在1688至1689年间，战胜了杨光先的盟友，令皇帝明确地相信欧洲天文学的优越性，同时也加强了传教士在中国的地位。（注：参见刘梦溪：《汤若望在明清鼎革之际的角色意义》，《传统的误读》(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第46-67页。另外参见杨光先《不得已》(黄山书社，2000)及附录一中所录各家对于这次事件的反应。）

    　　　　一、科学与经史的交融

    虽则如此，乾嘉学术与西学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却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然而问题又最多的学术课题——不是过分地强调了就是过低地估计了西学对乾嘉学术的影响作用。也许正是由于这种不确定性，才更准确地展示出了西学与乾嘉学术间的复杂关系。
    在1668年至1669年中国历法与西洋历法孰优孰劣展开争论之际，康熙帝开始注意科学事物并对数学发生兴趣。当他发现朝中大臣对此几乎一无所知时，他亲自加以钻研。而耶稣会士们的测算在被证实是准确的之后，他任命他们来执掌钦天监，并向他们请教西方科学。在康熙帝的最后10年中，他选拔了一批满汉青年交由耶稣会教士传习，这批人共同编纂了一部包含数学、历法、音乐的丛书，名为《律历渊源》。由于康熙的提倡，西学风靡一时，而“西学”或“天学”这门自晚明兴起的新异之学，在清初也成为最优秀学者争相谈论和研究的对象之一。（注：不过，马国贤神父对康熙帝却有这样的评价：“这位皇帝认为他自己是位出色的音乐家，又是卓越的数学家，但是，尽管总的说来他对科学以及其他知识怀有兴趣，他对音乐一无所知，也几乎不懂最基础的数学知识……”见《清代名人传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译，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上册第679页。）
    西学在康熙一朝迅速兴起，其原因当如梁启超所说以下两种：
    其一，跨越明末清初持续了数十年的中西历法优劣之争与轰动一时的“康熙历狱”的最终结局，既使西方天文历算等科学知识获得了远较中法“精密”的声誉，也大大地刺激了中国学人对于天文历法的关注与研究之热情。他们普遍相信，在实测方法和事实验证方面，西学可为中学借鉴。
    其二，明末清初以来所刊行的大量的西学书籍，尤其汇辑了明末传入的西方宗教与科学的《天学初函》、《崇祯历书》以及它的修订本《西洋新法历书》等，为清初及以后的士人研习西学提供了基本的参考读物。《天学初函》是西方宗教与科学的丛书，《西洋新法历书》则是欧洲古典天文学的百科全书，黄宗羲和梅文鼎等人都曾经阅读过它。（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见《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第486页起。）
    毫无疑问，耶稣会士们的著作有助于加强考证学派的科学倾向，同时他们也促使了中国一些古老学科——如数学——的复活。中国学者欣喜地发现，出现在西方科学中的某些内容在中国的典籍中同样也有所体现。清初最著名的科学家王锡阐(寅旭，1628～1682)和梅文鼎(定九，1633～1721)是这方面的代表性人物，他们对乾嘉学术有着直接的影响。
    出于对西方天文学的信任，清廷采用西洋新法编制历书，王锡阐则认为西法在回归年长度变化、岁差、月亮及行星的拱形运动、日月视直径、交食时刻、食分等多个问题上并不完善，根据这样的批评，王锡阐主张中西兼用。王锡阐曾这样说：
    欲知新法之诚非，须核其非之实；欲使旧法之无误，宜厘其误之由。然后天官家言在今可以尽革其弊，将来可以益明其故矣。旧法之屈于西法也，非法之不若也，以甄明法意者无其人也。若是则何从而可？从乎天而已。古人有言：“当顺天以求合，不当为合以验天”。法所以差，固必有致差之故；法所吻合，犹恐有偶合之缘。测愈久则数愈密，思愈精则理愈出。以古法为型范，而取才于天行，考晷漏、审圭表、慎择人、详著法，则异同之见渐可尽泯。成宪一定，不难媲美羲和，高出近代矣。（注：引自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岳麓书社，1998)，第309页。）
    对于王锡阐来说，折衷中西学术是一件可能而且值得做的事情。王锡阐最重要的天文著作是1663年著的六卷《晓庵新法》，在另一部著作《五星行度解》中，他建立了自己的宇宙模型。该模型与主张行星绕太阳转、太阳绕地球转的第谷(Tycho Brahe, 1546～1601)体系颇为相似。（注：罗素曾经认为，第谷的体系比哥白尼倒退了一步，见《西方的智慧》(崔权醴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第401页。）他的一些观点在今天看来虽然价值不大，但较之理学家所惯用的以阴阳二气解释一切现象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在西学的启示下，中国学人的科学思想和方法已经发生变化。
    梅文鼎在1647年中秀才之后将学习的兴趣集中在历法和数学方面，这些学科在1645年官方正式采纳了耶稣会士修订的历法之后曾经引起广泛的议论。梅文鼎的主要贡献在于复兴中国传统的天文和算学知识，并且推动了中西天文学的融合。梅文鼎在著作中再次阐明了已失传的古代历理——如郭守敬的三次内插法、黄赤相求术——并使之大放异彩。他写了《交食》、《七政》、《五星管见》、《揆日纪要》、《恒星纪要》等书介绍第谷式的西方天文学。他还借鉴西方天文仪器的原理制成璇玑尺、揆日器、侧望仪、仰观仪、月道仪等多种仪器。梅文鼎在另一部著作《历学疑问》中论述了中西历法的异同，并将许多西方天文知识纳入中国古代学术体系中，如他称西学的“地球寒暖有五带”，即《周髀算经》中的“七衡六间说”。梅文鼎的这部书由李光地出资刊印，康熙帝也因这部书而对梅文鼎大加赏识。对于他的贡献，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总结了以下五项：
    一，历学脱离占验迷信而超然独立于真正科学基础之上，自利、徐启其绪，至定九乃确定。
    二，历学之历史的研究——对于诸法为纯客观的比较批评，自定九始。
    三，知历学非单纯的技术而必须以数学为基础，将明末学者学历之兴味移到学算方面，自定九始。
    四，因治西算而印证以古籍，知吾国亦有固有之算学，因极力提倡以求学问之独立，黄梨洲首倡此论，定九与彼不谋而合。
    五，其所著述，除发表自己创见外，更取前人艰深之学理，演为平易浅近之小册，以力求斯学之普及。此事为大学者之所难能，而定九优为之。（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486页。）
    梅文鼎在自然科学方面可能并没有太多的创造与发明，然而通过他的影响，许多学者都将精力投入到天文历算方面。而他的“会通以求超胜”这句口号，也成为后人接受西学时的一个指南。
    1672年，梅文鼎在完成一部关于代数的论著《议程论》后惊奇地发现，西方人在这方面的成就被高估了。许多代数和几何学定律在像《九章算数》这样的中国早期著作中就已经早见端倪。但他在重新协调自然哲学与数学研究时，还是把“理”作了与宋明理学不同的归纳，即“理”是可以用数学推演来进行把握的。艾尔曼曾经认为：“在清代数学从象数学向数学科学转变中，数学在儒学话语中的运用出现根本性变化。”（注：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赵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第126页。）有许多精通数学的考据学家相信，数学是研究实学的关键性学科之一。而研究明清实学，也必须把科学技术的因素考虑在内。
    戴震的老师江永可能是那个时代中最确信西学的人，这种态度深刻地影响了戴震。
    早年戴震的学术兴趣尽管体现在研究儒家经典注疏以及音韵训诂方面，但看一下戴震著作的编年就可以发现，最先让世人熟知的是他在名物礼制与天文历算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他在中年以前就已经写出《原象》、《历问》、《历古考》、《策算》、《勾股割圜记》等著作，从而把数学、天文方面的知识与精湛的小学研究融为一体。（注：梁启超认为《四库全书》子部天文算学类的提要，也全部出于戴震之手。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488页。）因为他发现，没有精湛的天文历算造诣就不可能理解六经里面与天文、工艺、历法有关的章节与内容，因此也不能正确地理解经典中的重要内容与准确含义。他最早刊行的《考工记图》，就是他相信没有受过科学知识训练的学者无法理解经典记录的古代实用工程技术的原则的应用，他利用数学知识计算和测定了《考工记》中提到的古代礼器铜钟的形状与尺寸，并且准确地恢复了铜钟的原形。程瑶田受他的启发，也开始运用数学知识以恢复古文献之真。
在四库书馆时间，戴震以整理古代的算学著作为首要任务，他整理出了《周髀算经》、《五经算术》、《海岛算经》、《孙子算经》、《张丘建算经》、《夏侯阳算经》、《五曹算经》。（注：刘师培《戴震传》还特别提到：“尝谓《周髀算经》即古盖天之法，自汉迄明，皆主浑天，惟欧罗巴人入中国，始称别立新法。”见《戴震全书》(黄山书社，1995)第七册附录之二，第84页。）对于戴震的这一贡献，阮元有很清楚的认识：“九数为六艺之一，古之小学也……后世言数者，或杂以太一、三式、占候、卦气之说，由是儒林实学，下与方技同科，是可慨矣！戴庶常……网罗算氏，缀辑遗经，以绍前哲，用遗来学。盖自有戴氏，天下学者，乃不敢轻言算数，而其道始尊。然则戴氏之功，又岂在宣城下哉！”进言之，从江、戴二人开始，历算成为经学研究者所必须掌握的知识，这在明以前的儒家学者中是不可想象的。
    另一位乾嘉学术大师钱大昕的一出场，竟也是以精于天文历算而闻名。《清代朴学大师列传》记：“先生在京，与同年褚寅亮、吴朗辈讲明《九章算术》暨西洋测量弧三角诸法，尚书何宗国久领钦天监事，精于推步，先往候之，与论宣城梅氏并明季利、徐诸家之学，洞若观火，何辄逊谢，以为不及……又以御制《数理精蕴》兼综中西法之妙，悉心探核，曲鬯旁通，由是用以观史，则自太初、三统、四分中至大衍，下迄授时，尽能得其测算之法，故于各史朔闰剥蚀凌犯进退强弱之殊，指掌立辨，咸为抉择而考定之。”（注：《清代朴学大师列传》，第31页。）这段文字提醒我们注意到钱大昕十分精通于《九章算术》、西洋测量弧三角诸法、梅文鼎、利玛窦、徐光启以及《数理精蕴》等知识——这些正是由于康熙帝的喜爱而流行一时的显学！不过，同江永或戴震比起来，他并不是一个热烈的自然科学的信奉者，而毋宁是一个历史人文主义者或文化保守主义者，因此他虽然精通西法，但却以提倡中法自任。在钱大昕的眼中，中国古代历法向称先进，因此弄清中国古代的历法更为重要。
    在中国有历史文献记载的两千多年中，先后改历达七十余次，其大致情况皆载于历代史书历志之中，它形成了史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但是，因这一部分内容横跨历史、天算、数学几个领域，不少史学家束手无策，无法进行深入的研究。面对这种情况，钱大昕运用丰富的数学和天文学知识并以其原理对历代史志所载天算一一加以审核验证。1754年，钱大昕撰成《三统历术》一书，对《汉书·律历志》中保存的中国古代最完整的一部历法《三统历》进行了全面的研究，于其错谬之处刊正脱误，于其文简意奥之处疏通疑难，从而使二千年已绝之学昭然若揭。他的《元史朔闰表》、《三统术衍》、《算经答问》等著作都是发扬中法的代表性著作。
    钱大昕还极力提倡宋人秦道古的《数学(书)九章》，顾广圻曾经仔细地校正过这本书，后来又有沈钦裴和宋冕之再次精校并写出札记，使这部书不仅变得可读，并且成为中国算学与西方算学一个可资比较的资源。钱大昕的学生李锐(尚之，1768～1817)也是著名的数学家。（注：李锐在嘉庆间佐浙江巡抚阮元修《畴人传》，又佐扬州知府张敦仁校《缉古算经细草》、《求一算术》等。鲍廷博刻《知不足斋丛书》时，李锐又参与校注《测圆镜海》、《益古演段》。二书在传写中有许多讹误，李锐加注语百余条。自己的著作则有《勾股算术细草》和《方程新术草》等，他的《开方说》最为学者们所称颂，与汪莱、焦循齐名，有“谈天三友”之誉。他曾经有这样的说法：“四时成岁，首载《虞书》；五纪明历，见于《洪范》，历学乃致治之要，为政之本。《通典》、《通考》置而不录，不亦慎乎？”见《清代朴学大师列传》第320页。）
    阮元相信，数学是研究实学必不可少的和关键性的学科与途径之一。对于他来说，中国早期的数学遗产是研究儒家经典必不可少的辅助性学科之一，阮元区分了邵雍(1011～1077)在研究《易经》时所用的象数学方法和数学的差异，这种差异显然是重要的。他的学友焦循(里堂，1763～1820)也是18世纪晚期以及19世纪初期著名的数学家。他早年曾以大量的时间研究数学，并把自己在数学方面的著作合称为《里堂学算记》，其中包括五个项目。他依靠数学以及语言学方面的知识，发现运算逻辑是《周易》数理的核心内容，它包括了严密的数学规则，因而使用数学法则排列了《易经》的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他这样说过：“非明九数之齐同比例，不足以知卦画之行；非明六书之假借转注，不足以知彖辞、爻辞、十翼之义。”他进而认为，如果不能做到上述的一些事情，就“不足以知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道”。所以阮元在为《里堂学算记》作序时认为：
    数为六艺之一，而广其用，则天地之纲纪，群伦之统系也。天与星辰之高远，非数无以交其灵；地域之广轮，非数无以步其极。世事之纠纷繁颐，非数无以提其要。通天地人之道曰儒，孰谓儒者可以不知数乎！自汉以来，如许商、刘歆、郑康成、贾逵、何休、韦昭、杜预、虞喜、刘焯、刘炫之徒，或步天路而有验于时，或著算术而传之于后。凡在儒林，类能为算。后之学者，喜空谈而不务实学，薄艺事而不为，其学始衰。（注：阮元：《揅经室集》(中华书局，1994)，第681页。原标点有错误，已改正。）
    对于阮元来说，能够精通天文历算之学，是恢复实学的一个标志，而且也是承继汉魏三国时期儒林传统的一条有效的回归之路。
    相对于人文科学来说，数学是种不带任何功利目的的纯科学，而数学在文史考证中的运用，也使得清代的学者们开始向纯学术方面递进，这种学术因不受当时解经学中浓厚的道德观点的影响，因此更多地充满了一种知识主义的特征。

    　　　　二.“西学中源”：儒者的应对策略

    西学传来，为中国人的学术生活与知识观念打开了一扇从来没有开启过的天窗。然而，令人深思的是，至少在19世纪晚期之前，西方科学的渗透并未使传统的儒教受到置疑；（注：谢和耐提到：“西方的数学知识甚至在两个世纪中导致了有关中国数学史上的一场大运动，但这些新鲜事物并没有动摇实质性的内容，即他们自己的世界观。”《入华耶稣会士的儒教观》，《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耿昇译，巴蜀书社，1993)，第84-85页。）西学最早的接受者中间有许多人都企图用西学来为儒学再次注入活力。虽然在耶稣会士以及一些信徒那里并不缺乏对儒学表示置疑的思想，然而当他们把能使儒教的基础受到置疑的论据都收集在一起时，其最后结果却是朝廷决定把基督徒遣返欧洲——这是儒教中国面对外来教理时所能做出的最为真实的反应。
    一位法国学者在研究明清之际耶稣会士与北京人文科学二百年间的共处做出什么样的贡献时，得出了以下的结论：
    ——基督教可以填补一种神修的空白；
    ——西方科学也可以有其用途；
    ——耶稣会士们在明末的中国知识界形成了一个从内外均可以看得清楚的边缘集团；
    ——耶稣会士们自己也关心艺术爱好者们那蒐集了奇异物之样品的特藏(其中无疑也包括欧洲物品)；
    这位学者最后强调，在做了这样的分类之后，他们便被中国社会吞并了，也就是说大家从此以后不再讲论他们了。（注：约翰·圣索利厄(Jean Sainsaulieu)：《入华耶稣会士的儒教观》，前引书第147-148页。）
    我们可以想象二百年间耶稣会士与中国文人之间的频繁交流以及发生在他们之间的一些纠葛。中国学人确实从西人那里学到了有用的科学知识，然而却有一种观念阻止了中国学者虚心地学习、接受和吸收西学精华，这就是盛行于朝野上下的“西学中源”说。即使是在黄宗羲与王夫之那里，也认为西学乃从中国传去，西学不过是“剽袭中国之绪余”而已。（注：另外，王夫之还对利玛窦“地形周围九万里之说”加以批判，竟谓“而百年以来，无有能窥其狂呆者，可叹也。”见《思问录》。《船山全书》(岳麓书社，1992)，第12册第459-460页。）梅瑴成《数理精蕴》卷一认为：“周末畴人子弟失官分散，嗣经秦火，中原之典既有缺佚，而海外之支流反得其真。”钱大昕更是认为：“祖冲之《缀术》，中土失其传，而契丹得之，大石林牙之西，其法流转天方，欧逻巴最后得之，因以其术夸中土而踞乎其上。”（注：钱大昕：《赠谈阶平序》，《潜研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第377页。）《四库全书总目》评《周髀算经》也说：“西法出于周髀……特后来测验增修，愈推愈密耳。明史历志，谓尧时宅西居昧谷，畴人子弟散入遐方，因而传为西学者，固有由矣。”阮元虽然在表面上所持观点不偏颇于任何一方，认为中之与西“枝条虽分，而本干则一”，然而，他却将“西学中源”的观点一一加以坐实，在《畴人传》的凡例中肯定“西方实窃于中国”。
    “西学中源”说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士人对于西学的认识，即使在晚近，仍有许多人持这种看法。对于乾嘉时期的学者来说，这样认识问题可能是一种策略，即他们可以根据传统来接受或判断他们所要接受的内容，因为他们确实比较容易接受那些与传统相吻合或可能比较容易与之相融合的内容。这样，关于计算的技术与方法就可以融入儒家学者的视界之中。（注：详见徐海松：《清初士人与西学》(东方出版社，2000)第八章《从会通中西到中学西源》。）
    然而，在乾嘉学者中，不论是有限度地还是敞开地接受西学，都清楚地展现出他们拒绝与西方科学知识密切相关的世界观以及伦理意识，这可以从乾嘉学者对一件事情的反应中充分地看出他们对西学的态度。
    1660年，安徽人杨光先以《正国体呈》上礼部，控告汤若望所编《时宪历》有“依西洋新法”字样，乃属“窃正朔之权以予西洋”；1664年，杨光先再上礼部《请诛邪教状》，告钦天监汤若望造妖书和谋反两项罪名，执政鳌拜准予受理，在次年判处汤若望死刑并禁天主教，将在京的教士发配充军，外省教士则驱逐出境，钦天监被株连的官员有12人。随后，清廷任命杨光先为钦天监，本不精通天文历法的杨光先虽然以“但知推步之理，不知推步之数”为由推辞了5次但都没有得到批准。处境十分尴尬的杨光先将所写的历次奏疏在1659年汇为《不得已》后就职，尽废西法，改用已经早被徐光启弃用的《大统历》，后来又改用回历。不难想象，他所颁的历书屡有错误。此后正值康熙亲政，汤若望的助手南怀仁上疏反杨，杨遂下狱。1670至1671年，天主教才再次被允许传教，西人也渐渐重新得到信任。（注：参见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冯承钧译，中华书局，1955)，第340-350页。南怀仁留下了许多著作，关于科学者，主要有《仪象志》十四卷，1673年刻于北京。阮元《畴人传》题作《新制灵台仪象志》，分十六卷；《仪象图》二卷，1673年刻于北京；《康熙永年历法》三十二卷，1678年刻于北京；《坤舆全图》；《坤舆图说》二卷，1672年刻于北京；《赤道南北星图》，1672年刻于北京；《测验纪略》一卷，1668年刻于北京；现藏于巴黎气象台图书馆的《各种天文研究》，以及满文译本欧几里德《几何》前六卷；在1687年，他还写有《康熙亲政后在清帝国一度遭受遏抑的欧洲天文学又大放异彩》一书，第十三章至第二十八章历述诸传教师实验物理、数学各门，若日时计制造法，弹道学、引水法、机械学、光学、反射光学、透视法、静力学、流体静力学、动力学、气体学、音乐、气象学等科之成绩；1668年还有《康熙皇帝时代中重新采用欧洲天文学综述》一书，内有图画125页，大都是关于数学、天文学、地理学、机械学、光学、水力学、农业及其他应用方法的图画，每图附以汉文说明。诸图皆为南怀仁所制之仪器，即《大清会典》中的“黄道经纬仪”。此外，他还将一些哲学著作介绍给康熙皇帝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