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理学沿承宋、元、明，但有着自己的特点。

    　　　　一、无主峰可指，无大脉络可寻

    关于清代理学，钱穆在《〈清儒学案〉序》中曾说：“至论清儒，其情势又与宋、明不同；宋、明学术易寻其脉络筋节，而清学之脉络筋节则难寻。清学之脉络筋节之易寻者在汉学考据，而不在宋学义理。”又说：“清儒理学既无主峰可指，如明儒之有姚江；亦无大脉络大条理可寻，如宋儒之有程、朱与朱、陆。”[1] (P361-362)论断精到。诚如钱氏所言，清代于顺治、康熙朝虽有一批理学名儒名臣，但多守成而少创获，实无可与明代发展陆九渊心学之王守仁相比肩，更不能与宋代理学开派者、集大成者的程颢、程颐、朱熹和陆九渊相比拟。“无主峰可指”，“无大脉络大条理可寻”，洵为有清一代理学的一个特点。

    　　　　二、学理无创新，重在道德规范

    清代理学，总的说来，陆王心学一系趋于衰颓，程朱理学一脉则多在于卫护、阐释程、朱之说，于学理无甚创新发展，而作为清政府的官方统治思想，更为突出的是纲常伦理的道德规范，强调躬行实践。康熙帝称“自幼好读性理之书”，将朱熹从原配享孔庙东庑先贤之列升于大成殿十哲之次，颁行《朱子全书》、《四书注释》、定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科举考试的必考内容。但他对理学有自己的解释，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1683年12月11日)与讲官张玉书、汤斌等人谈论理学时说：“朕见言行不相符者甚多，终日讲理学，而所行之事全与其言悖谬，岂可谓之理学？若口虽不讲，而行事皆与道理符合，此真理学也。”张玉书回应说：“皇上此言真至言也。理学只在身体力行，岂尚辞说。”[2] (P1089-1090)三十三年(1694)，又以“理学真伪论”为题考试翰林院官员。五十四年十一月十七日(1715年12月12日)，康熙帝在听取部院各衙门官员面奏后训诫说：
    尔等皆读书人，又有一事当知所戒，如理学之书，为立身根本，不可不学，不可不行。朕尝潜玩性理诸书，若以理学自任，则必至于执滞己见，所累者多。反之于心，能实无愧于屋漏乎？……昔熊赐履在时，自谓得道统之传，其没未久，即有人从而议其后矣。今又有自谓得道统之传者，彼此纷争，与市井之人何异？凡人读书，宜身体力行，空言无益也。[3] (P2222)
    可以看出，康熙帝对于理学并不关注哲理层面，认为“空言无益”；如果“所行之事与其言悖谬”，就是伪理学，只有“行事与道理相符合”，才是真理学。他所重视的是按照理学的道理去“身体力行”，“道学者必在身体力行，见诸实事，非徒托之空言。”[2] (P1194)所谓真理学、身体力行，说到底就是对皇帝的忠诚。康熙帝指责已故的理学名臣汤斌所说的话就很明白，他说：“使果系道学之人，惟当以忠诚为本，岂有在人主之前作一等语，退后又别作一等语者乎？”[4] (P18)雍正年间，云南巡抚杨名时是个讲理学的清官，他曾做过一些减轻农民负担的事，却遭到雍正帝的痛骂，斥责他“只图沽一己之名，而不知纲常之大义”，是逆子、逆臣，天理难容，罪不能恕。[5] (P860-861)乾隆帝所关注于程朱理学者，也在于其“实有裨于化民成俗、修己治人之要”，他说：
    有宋周、程、张、朱子于天人性命、大本大原之所在，与夫用功节目之详，得孔、孟心传，而于理欲、公私、义利之界，辨之至明。循之则为君子，悖之则为小人。为国家者，由之则治，失之则乱。实有裨于化民成俗、修己治人之要，所谓入圣之阶梯，求道之涂泽也。[6] (P876)
    作为封建帝王尊崇的程朱理学，无非是其统治术中所需要的工具，他们并不喜欢那些抽象谈论性理的空言，而是看中其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纲常伦理，让臣民们忠诚于君主，为之身体力行。而“理学名臣”们自然领悟皇上的意图，表示理学不尚“辞说”，“只在身体力行”。清代理学在哲理上无所创新，只在纲常伦理规条的应用，不可避免会趋于偏枯。

    　　　　三、理学于西学既抵拒又有会通

    明末清初，随着欧洲耶稣会士来华传教，西学也在中国传播。西方自然科学技术在皇帝和士大夫中产生了一定影响，如康熙帝、李光地、陆世仪、陆陇其等对西方的技艺颇为赞赏。但在士大夫中也不乏排拒西教、西学的。其著者如康熙初年杨光先以程朱理学立论排斥西教和西历，从一定意义上说，反映了理学与西学的冲突。
    道光二十年(1840)，爆发了鸦片战争。此后，中国从一个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随着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西方文化在中国大量传播，并与包括理学在内的中国固有文化发生碰撞。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一些宗程朱理学者强调要“严夷夏之大防”，有的甚至提出“用夏变夷”，将中国之“圣道”推行于西方，以免西方人“终古沦为异类”，而其焦点即在于纲常伦理。
    程朱理学是一种道德实践哲学，但也讲“内圣外王”。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面对着内忧外患，宗程朱理学者也在分化，这就是所谓理学经世和理学修身的分野。前者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后者则连“西学为用”也予以抵拒。不过，二者在维护纲常伦理上是一致的。曾国藩虽主经世而办洋务，但认为：
    彼外国之所长，度不过技巧制造，船坚炮利而已。以夷狄之不知礼义，安有政治之足言。即有政治，亦不过犯上作乱，逐君弑君、蔑纲常、逆伦纪而已，又安足法。[7]
    至于理学名臣倭仁等人，则更是以维护纲常伦理为己任，甚至认为以此就可以治国。同治六年(1867)，他在反对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班招收科举正途出身人员入馆学习时倡言：“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8] (P24)“欲求制胜，必求之忠信之人；欲求自强，必谋之礼义之士。”[9] (P11)以为靠理学所倡导的忠信礼义就可以“立国”、“自强”，实属迂阔之论。及至戊戌维新运动，宗程朱理学的文悌虽不反对西学为用，但强调“必须修明孔、孟、程、朱《四书》、《五经》、《小学》、《性理》诸书，植为根柢，使人熟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纲常伦纪、名教气节以明体，然后再习学外国文字、语言、技艺以致用”。[10] (P30)
 宗程朱理学者维护的封建纲常伦理，遭到维新人士和革命党人的批评。如谭嗣同以西方的民权、自由、平等思想“冲决伦常之网罗”，对君为臣纲的批判尤为尖锐。维新人士指斥“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官可以无罪而杀民，兄可以无罪而杀弟，长可以无罪而杀幼，勇威怯，众暴寡，贵凌贱，富欺贫，莫不从三纲之说而推。是化中国为蛮貊者，三纲之说也。”他们认为这是由于汉之儒者“既以灾祥之说胁其君，又以三纲之说制其民。宋儒庸劣，复张其焰而扬其诐，竟以道统所存即在于是，遂令历古圣贤相传之心法晦盲否塞，反复沉痼者二千余年。”[11] (P354-355)革命党人对程朱理学的纲常伦理也多有批评，提出“三纲革命”、“孔丘革命”，这里不多赘述。
    陆王心学在晚清的情况与程朱理学有所不同，它没有经历过一段时间的“复兴”，但却受到维新人士和革命党人的青睐，他们当中不少人喜陆王心学而薄程朱理学。早期维新人士王韬称赞“阳明经济学问，为有明三百年中第一伟人”。[12] (P261)维新派的领袖康有为曾师从岭南名儒朱次琦，据梁启超《南海先生传》说，朱次琦的理学“以程、朱为主，而间采陆、王”，康有为则“独好陆、王，以为直捷明诚，活泼有用，故其所以自修及教育后进者，皆以此为鹄焉”。[13] (P61)梁启超受其师的影响，也“服膺王学”，认为“子王子提出致良知为唯一之头脑，是千古学脉，超凡入圣不二法门。”[14] (德育鉴，P24)辛亥革命党人中也多有推崇王学者，如宋教仁虽认为阳明心学只得“圣人之道之半部分”，即只讲心而遗物，但“吾人可以圣人之道一贯之旨为前提，而先从心的方面下手焉，则阳明先生之说，正当吾膺之不暇者矣。”[15] (P575)刘师培也认同阳明心学，他在《中国民约精义》一书中认为王阳明的“良知”说和卢梭的“天赋人权”说相同，“天赋人权”是说人的“自由权秉于天”，而“良知亦秉于天”，所以可以说“良知即自由权”，“阳明著书虽未发明民权之理，然即良知之说推之，可得平等、自由之精理。今欲振中国之学风，其惟发明良知之说乎！”[16] (P585)他在《王学释疑》一文中说：
    阳明以大贤亚圣之资出于学术坏乱之后，而德行功业彪炳三百年。当其盛也，其学固风靡天下，然数传以后，宗朱者力诋之，至拟之洪水猛兽，此固所谓蚍蜉撼大树者矣。[17] (P333)
    蔡元培也称赞阳明心学，认为：
    孔子所谓我欲仁斯仁至，孟子所谓人皆可以为尧、舜焉者，得阳明之说而其理益明。虽其依违古书之文字，针对末学之弊习，所揭言说，不必尽合于论理，然彼所注意者，本不在是。苟寻其本义，则其所以矫朱学末流之弊，促思想之自由，而励实践之勇气者，则其功固昭然不可掩也。[18] (P100)
    他对朱子学说虽也给以肯定，但多指摘其弊端，认为朱学“尤便于有权势者之所利用，此其所以得凭科举之势力而盛行于明以后也”。[18] (P93)蔡元培对朱、王学说的评价明显不同，实为扬王抑朱。他的《中国伦理学史》出版于1910年，是以新思想新体裁撰写的，它标志着理学从官方统治思想转为学者学术研究的对象。

    　　　　四、汉宋之争与兼采

    宋学与汉学既互相贬抑又兼采并蓄的关系问题，出现于清代，明代无之。明代的问题在理学内部，即陆王心学与程朱理学“同室操戈”。二者之间的互相排斥延续到清代，晚清罗泽南书撰《姚江学辨》，以尊朱黜王。
    谈到清代汉学、宋学的关系，很容易想到所谓“汉宋之争”。的确，宗宋学者与宗汉学者之间存在着门户之见，甚至互相诋讥。如姚鼐视“程、朱犹吾父师”，为卫护程、朱，不仅攻驳非议程、朱之说者，且加以人身攻击：“其人生平不能为程、朱之行，而其意乃欲与程、朱争名，安得不为天之所恶。故毛大可、李刚主、程绵庄、戴东原，率皆身灭嗣绝。”[19] (再复简斋书，P78)但也不能因此情绪化之言辞而认为姚鼐完全排拒汉学。他攻驳程廷祚(字绵庄)，却为其文集作序，序中虽仍不满其非议程、朱，但称赞他为“今世之一学者”，“观绵庄之立言，可谓好学深思，博闻强识者矣。”认为“绵庄书中所论《周礼》为东周人书，及解‘六宗’，辨《古文尚书》之伪，皆与鄙说不谋而合。”（注：姚鼐《程绵庄文集序》收入《惜抱轩全集》(中国书店1991年版206-207页)，但程廷祚《青溪集》卷首载姚鼐之序，与此内容甚有差异。姚氏《青溪集》序多称赞程廷祚，无不满其非议程、朱之辞，谓：“其心胸阔大，气魄雄毅，直欲自立于汉、唐、宋、明之后，以上接孟子之传。读之使人奋然而兴，信孟子所谓豪杰之士，绝去后来甚远。然其学虽与伊川、元晦有异，而究当于圣人之意旨，合乎天下之公心，非若舛异交争，好立纲宗者也。”二序所署时间均为嘉庆十五年，或收入《惜抱轩全集》时作了改易？）如所熟知，姚鼐主张合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为一事，不过其间有“大小”、“精粗”之别。他在《复蒋松如书》中说：“夫汉人之为言，非无有善于宋而当从者也。然苟大小之不分，精粗之弗别，是则今之为学者之陋。……博闻强识以助宋君子之所遗则可也，以将跨越宋君子则不可也。”[19] (P73)可见姚鼐虽认为汉学“有善于宋而当从者”，但只能从属于宋学，不能跨越宋学。这种宋学为主汉学为辅的主张，反映了一般宗宋学者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