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的对外关系形态，通常被称为“华夷秩序”。[1] (上册，第10-13页)华夷秩序的基本原则是以中国封建君主为核心，四夷君王接受中国封建君王的册封并向他“朝贡”，从而在双方君王之间结成准君臣关系，并由此形成中外国家之间的宗藩关系。从汉朝开始，中国封建王朝在与周边邻国交往过程中，逐渐把与它们的关系纳入到华夷秩序的建构中。而对于海外诸国，中国封建王朝在它们中间构筑华夷秩序则是一个艰难而又缓慢的过程，而且收效甚微。
    以海外诸国中与中国最为邻近的东南亚地区来说，虽然早在孙吴时代就曾派遣朱应、康泰一行“南宣国化”，隋炀帝也曾派遣常骏、王君政等人出使赤土国，但并未形成真正的宗藩关系。[2] (第22-47页)即使是唐朝贞观、开元之盛，在南海诸国的华夷秩序上也未有作为。[3] (卷一九七，《南蛮列传》)忽必烈则凭恃着游牧民族的强悍战斗力，企图在海外诸蕃国中形成自己的“天下共主”地位，但也没有效果。[4] (卷二一○，《外夷列传三》)只是明成祖通过郑和下西洋等频繁而又大范围的外交行动，明朝才在东南亚地区全面建立起华夷秩序。
    如何看待郑和下西洋对于明朝与东南亚诸国之间关系的影响？国内外学者之间曾有不同看法。不少国内学者认为，郑和下西洋把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政治往来和经济交流推向了新的高潮。（注：参见芦苇：《论郑和下西洋与东西方交往及东南亚地区的繁荣稳定》，载南京郑和研究会编：《郑和研究论文集》(第一辑)，第64-72页，大连海运学院出版社，1993年；芦苇：《郑和下西洋与东南亚贸易圈》，载南京郑和研究会编：《走向海洋的中国人》，第237-250页，海潮出版社，1996年；而比较全面的研究则推郑一钧《论郑和下西洋》，海洋出版社，1985年。）甚至还有中国学者认为，郑和下西洋推动了华人向东南亚地区的移民。（注：林金枝：《郑和下西洋与福建华侨》，载《南洋问题》，1985年第2期，第75-85页；翁国珍：《浅谈费信及其〈星槎胜览〉》，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第93-98页。）而一些西方学者则把郑和下西洋“说成是中国的扩张主义和帝国主义”，“时常把这些远航比做以后几个世纪的西方海上帝国主义。这样，就存在着把郑和的远航不祥地解释为中国在过去和未来对东南亚怀有不良企图的倾向”。[5] (第45页)
    不过，就国内学者的第一种看法而论，他们的关注点是郑和下西洋时期明朝与东南亚地区关系的繁荣表象，却相对缺乏对明朝与东南亚诸国关系形态的探讨。而就国内学者的第二种看法而论，在某种程度上却模糊地认可了西方学者所提出的郑和下西洋是明朝向东南亚地区扩张的观点，只不过扩张的形式不是官方力量而是民间移民而已。而郑和下西洋是否如西方学者所说，它表明了明朝向东南亚地区的扩张？我认为，这不仅涉及到明成祖的海外交通政策问题，而且也涉及中国传统的对外关系形态——“华夷秩序”的问题。同时，从长时段角度考虑，明成祖在东南亚地区所构筑的“华夷秩序”，是否形成了明朝与东南亚地区关系的长效机制？或许也是我们今天所应思考的一个问题。

    　　　　一、郑和使团与明朝和东南亚地区的政治关系

    明成祖在其统治的1402至1424年间，曾向东南亚国家频繁地派遣使团。其中，向占城(位于今越南中部)派遣使团14次、向真腊(今柬埔寨)派遣使团3次、向暹罗(今泰国)派遣使团11次、向爪哇(位于今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派遣使团9次、向浡泥(位于今加里曼丹岛北部及文莱苏丹国一带)派遣使团3次、向满剌加(位于今马来西亚马六甲州一带)派遣使团11次、向苏门答剌(位于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西北部的亚齐一带)派遣使团11次。[5] (第34页)按照明初人对海外的地理划分，爪哇、浡泥等国属于“东洋”国家(东洋范围包括自今菲律宾群岛至爪哇岛的广大海域)，而占城、暹罗、满剌加等国则属于“西洋”国家(“西洋”范围则包括自今中南半岛至马来半岛、苏门答腊岛以及印度洋区域)。（注：参见刘迎胜：《“东洋”与“西洋”的由来》，陈佳荣：《郑和航行时期的东西洋》。刘文载南京郑和研究会编：《走向海洋的中国人》，第120-135页；陈文载前揭书，第136-147页。）而在明成祖派遣到东南亚以及整个海外国家的所有使团中，郑和使团则最为突出，一是规模大到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左右，[6] (卷三○四，《郑和传》)二是次数多达六次(另外，明宣宗也曾派遣郑和下西洋一次)，三是所访问国家众达三十余个。[6] (卷三○四，《郑和传》)
    仅就永乐时期(1403-1424)郑和六下西洋过程中所访问的东南亚国家来看，第一次(永乐三年六月至永乐五年九月间)所访问的东南亚国家主要有占城、满剌加、爪哇、苏门答剌等；第二次(永乐五年冬至永乐七年夏)所访问的东南亚国家主要有占城、暹罗、满剌加、爪哇等；第三次(永乐七年九月至永乐九年六月间)所访问的东南亚国家主要有占城、真腊、暹罗、满剌加、爪哇、苏门答剌等；第四次(永乐十一年十一月至永乐十三年七月间)所访问的东南亚国家主要有占城、满剌加、爪哇、苏门答剌、彭亨(今马来西亚的彭亨州一带)、急兰丹(今马来西亚的吉兰丹州一带)等；第五次(永乐十五年十月至永乐十七年七月间)所访问的东南亚国家主要有占城、满剌加、爪哇、苏门答剌、彭亨等；第六次(永乐十九年至永乐二十年间)所访问的东南亚国家主要有占城、暹罗、满剌加等国。
    占城是郑和下西洋的首站和必到之国。明成祖登基之初，占城人正与北邻安南人围绕领土而发生战争。永乐元年，占城国王占巴的赖就派遣使臣前来明朝通报安南人的扩张行径，期望得到明成祖的干预。[7] (卷二一，“永乐元年七月丁酉”条)于是，明成祖于当年就派遣蒋宾兴、杨渤等人分别前往占城和安南劝和。明成祖从“天子”的立场对安南出当权者提出了警告：“夫两国土地传自先世而主于天子，何得恃强逾越为恶受祸？……自今宜保境安民，息兵修好，则两国并受其福。”[7] (卷二二，“永乐元年八月癸丑”条)永乐二年，占巴的赖又遣使来告安南侵略占城之事，并提出自己“恐不能自存，愿纳国土，请吏治之”。[7] (卷三三，“永乐二年八月庚午”条)但明成祖还是很明智地拒绝了占城国王的请求。不过，他对于安南的扩张行径还是派遣使节给予了警告。[7] (卷三三，“永乐二年八月壬申”条)永乐四年三月，安南当权者胡氏以迎请逃难到中国的原陈朝后裔陈天平回国继承王位为名，却于边境地区在明朝护送人员面前明目张胆地杀害陈天平，恣意向明成祖的权威挑衅，从而激起明成祖的征安南战争。在明成祖征讨安南胡氏的檄文中，第十四条至第十六条所列的理由就是安南对占城的三次武装侵略。[7] (卷六○，“永乐四年十月乙未”条)可是，当明成祖将原安南领土直接纳为明朝版图并设交阯布政使司进行管理时，占城国王也甚感恐惧，即在暗中支持安南黎季扩集团的反明活动。为此，明朝兵部尚书陈洽建议对占城用兵，但遭到明成祖拒绝。他只是派遣使节前往占城对占巴的赖予以警告。[7] (卷一七○，“永乐十三年十一月辛酉”条)不过，郑和使团前往占城，仍然是向占城国王传达明成祖的好意并向他转交“赏赐”品，同时补充船队的给养。
    明成祖在即位当年和永乐元年，曾三度遣使暹罗，并赐予暹罗国王驼纽镀金银印，且把暹罗视为明朝开展与其它海外国家交往的桥梁。（注：参见《明太宗实录》卷17，“永乐元年二月甲寅”条，第304页；卷24，“永乐元年十月辛亥”条，第435页；卷34，“永乐二年九月壬寅”条，第598页。）然而，当明成祖了解到暹罗阿瑜陀耶王朝在东南亚地区谋求霸权并对明朝发展与东南亚其它国家关系构成障碍时，他于永乐五年十月专门以“敕谕”警告暹罗国王昭禄群膺哆罗谛：
    占城、苏门答剌、满剌加与尔均受朝命，比肩而立。尔安得独恃强拘其朝使，夺其诰印？天有显道，福善祸淫，安南黎贼父子覆辙在前，可以鉴矣。其即还占城使者及苏门答剌、满剌加所受印诰，自今安分守礼，睦邻境，庶几永事太平。[7] (卷七二，“永乐五年十月辛丑”条)
    为了使这种警告更具效果，永乐六年，明成祖还专门让“郑和使其国。其王遣使贡方物，谢前罪”。[6] (卷三二四，《暹罗传》)昭禄群膺哆罗谛去世后，其子三赖波波磨剌札的赖继承暹罗王位，又对满剌加国进行侵略扩张。消息传来，明成祖再次派遣使节到暹罗进行交涉：
    满剌加国王既已内属，则为朝廷之臣。彼如有过，当申理于朝廷，不务出此而辄加兵，是不有朝廷矣！……辑睦邻国，无侵越，并受其福，岂有穷哉？王其留意焉。[7] (卷二一七，“永乐十七年十月癸未”条)
    而暹罗王朝从维护对明朝贸易利益的立场出发，也主动派遣使节来明朝“谢侵满剌加之罪”。[7] (卷二三六，“永乐十九年四月辛亥”条)
    统治爪哇的麻喏巴歇王朝在14世纪后期曾极为强盛，周邻的苏门答腊岛、小巽他群岛、苏拉威西岛、马鲁古群岛、加里曼丹岛甚至马来半岛上的诸国都成为它的属国。但在15世纪伊始，麻喏巴歇王朝由于内战已开始走向衰落。明成祖对于爪哇对立两方的东王(威拉布弥)和西王(威格拉玛跋达拿)采取了中立立场，并且与他们都有使节往来。不过，郑和使团下西洋途中经过爪哇国时，正值“爪哇国西王与东王相攻杀，遂灭东王。时朝廷遣使往诸番国，经过东王治所，官军登岸市易，为西王兵所杀者七百十人。西王闻之惧”。[7] (卷七十一，“永乐五年九月癸酉”条)于是，他派遣使节专程来明朝谢罪。明成祖也宽大为怀，要求爪哇西王赔偿六万两黄金。永乐六年，爪哇国西王使臣送来一万两赔偿金，明朝礼部官员认为违约，建议将爪哇使臣治罪。但明成祖认为：“朕于远人，欲其畏罪而已，岂利其金耶？今既能知过，所负金悉免之。”[7] (卷八十六，“永乐六年十二月庚辰”条)明朝收取这种象征性的赔款，更加促进了爪哇麻喏巴歇王朝与明朝的交往，麻喏巴歇王朝甚至开始借助于明朝的影响来保护自己在巴林邦地区(位于苏门答腊岛的东部)的利益。当时，满剌加国王企图借明成祖权威从爪哇人手中骗夺对巴林邦地区的控制权。爪哇国王立即遣使向明朝报告，明成祖因而知道了真相并阻止了满剌加国王的企图。[7] (卷一四三，“永乐十一年九月癸未”条)
    作为一个由于受到麻喏巴歇王朝和暹罗王朝双重扩张而逃亡到马六甲地区的巴林邦王子拜里迷苏剌所建立的新兴王国，满剌加国能在建立之初就进入明成祖的视野，据研究可能与来明朝贸易的南印度穆斯林商人介绍有关。[5] (第72-91页)于是，明成祖在永乐元年十月就立即安排内官尹庆前往招谕，“宣示威德及招徕之意”。[2] (卷三二五，《满剌加传》)拜里迷苏剌也感到这是一个借明朝力量来化解强邻对满剌加国威胁的大好机会，随即遣使回访，并向明成祖表示“愿同中国属郡，岁效职贡”。[7] (卷四十七，“永乐三年十月壬午”条)此后，满剌加国的前三位国王拜里迷苏剌、母干撒于的儿沙、西里麻哈剌还曾四次朝觐明成祖，另外还有王室成员的三次来访，力图表示满剌加王室对明朝的忠诚。明成祖也全力维护满剌加王国的安全，曾派遣使节专门制止暹罗对满剌加国的扩张。明成祖对于满剌加国的全力支持，不仅在于满剌加国王的四次朝觐，也在于该国在“下西洋”活动中所独具的重要战略价值。从郑和第二次下西洋开始，满剌加国就已成为庞大的郑和使团的海外基地。明朝不仅帮助满剌加王国修建起防御外敌入侵的城堡，使“暹罗莫敢侵扰”，[8] (“满剌加国”条)而且“郑和至此，乃为城栅鼓角，立府藏仓廪，停贮百物，然后分使通于列夷，归则仍会萃焉”。[9] (卷上，“满剌加国”条)就是说，郑和使团在到达满剌加国后即被划分成若干分团分别前往其他国家，然后各分团又回到该国以集合返回国内。
    苏门答剌国由于面向印度洋，也是庞大的郑和使团的重要海外基地。郑和从首次西洋之行就来到该国，并在该国设立有“官厂”(仓库)。郑和在第四次下西洋期间，还曾在该国被迫卷入一场战斗。当时，苏门答剌国王宰奴里阿必丁有位政敌苏干剌，一直觊觎王位。他不满郑和“(赏)赐不及已，领兵数万邀杀官军”。[7] (卷一六八，“永乐十三九月壬寅”条)郑和指挥明朝水军，在宰奴里阿必丁方面的军队协助下，最终打败并俘获苏干剌。双方的这次合作更加深了苏门答剌王室与明朝的关系。
位于东洋的浡泥等国也利用爪哇麻喏巴歇王朝走向衰落的有利形势，有意摆脱对爪哇的臣属而加强与明朝的往来。永乐六年，浡泥国王麻那惹加那乃甚至亲自率王室成员朝觐明成祖。[7] (卷八十二，卷八十二，“永乐六年八月乙未”条)不料，麻那惹加那乃却在明朝病逝，随同访问的王子遐旺继承王位。遐旺在回国前夕请求明成祖“敕”令爪哇国王，让浡泥停止对爪哇的“进贡”；同时，他还请求明成祖派遣官兵护送他回国并在浡泥镇守一年，“以慰国人之望”。[7] (卷八十五，“永乐六年十一月戊申”条)明成祖满足了遐旺的所有要求，派遣中官张谦率官兵护送遐旺回国并在浡泥留守，[7] (卷八十六，“永乐六年十二月丁丑”条)直到永乐八年九月张谦一行才返回国内。永乐九年，张谦再次受命前往浮泥访问，而浡泥国王遐旺也于永乐十年率领庞大使团随张谦一行再次来明朝朝觐明成祖。（注：参见《明太宗实录》卷一三一，“永乐十年八月辛酉”条；卷一三二，“永乐十年九月丁未”条；卷一三四，“永乐十年十一月庚寅”条；卷一三四，“永乐十年十一月辛丑”条；卷一三七，“永乐十一年二月癸亥”条。）此后，苏禄(位于今菲律宾的苏禄群岛)东王、西王、峒王也仿效浡泥国王，于永乐十五年结伴一起来明朝朝拜明成祖。[7] (卷一九二，“永乐十五年八月甲申”条、“永乐十五年八月辛卯”条)而通过苏禄的外交桥梁，明朝使臣张谦又叩开了古麻剌朗(位于今菲律宾的棉兰老岛)的交往之门。永乐十八年，古麻剌朗国王也随张谦等人来中国朝觐明成祖。[7] (卷二三○，“永乐十八年十月乙巳”条)至此，在张谦的努力下，明朝的东洋交通也取得了重大成就。
    正是在郑和与张谦等明朝使节的积极推动下，东南亚诸国对于明朝也做出了积极的外交回应。据统计，永乐时期来自东南亚地区主要国家的使团情况如下：占城18次，真腊7次，暹罗21次，爪哇17次，满剌加12次，苏门答剌11次，渤泥9次。[5] (第34页)显然，永乐时期明朝与东南亚地区之间的政治关系，达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潮。

    　　　　二、明成祖在东南亚地区构建的华夷秩序

    明成祖为何要大规模向东南亚国家以及其他国家派遣使团？他在永乐九年七月间与吏部尚书夏骞义的一次谈话中，曾涉及到与四夷的交往问题：“朕初即位，恒虑德不及远。今四方夷狄，皆归忠心。”[7] (卷一一七，“永乐九年七月丙戌”条)所谓“德”，自先秦以来就是一个涵盖十分宽泛的综合概念，包括有信仰、道德、政策等方面的内容，甚至“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可包括在德之中”，[10] (第38页)而“招携以礼，怀远以德”，[11] (左传·“僖公七年”条)也是先秦时期管仲提出的政治思想，并为后代儒家学者们所看重。明成祖在即位之初就考虑向四夷布“德”，显然是要通过主动的外交行动在四夷中树立自己的美好形象。而隐藏在对这一美好形象追求背后的现实因素，则是他通过靖难之役夺得皇帝宝位后在国内所面临的政治权威缺乏。[12] (第71-77页)为此，他要全面地开展明朝与四夷诸国的交往，通过构建华夷秩序来树立他作为“天下共主”的至高无上权威。
    对于东南亚地区，他在夺得帝位70余天后就向安南(位于今越南北部)、占城、暹罗、爪哇等国送去了自己即位消息的诏书。他在这封诏书中宣布：
    太祖高皇帝时，诸番国遣使来朝，一皆遇之以诚，其以土物来市易者，悉听其便。或有不知避忌而误干宪条，皆宽宥之，以怀远人。今四海一家，正当广示无外。[7] (卷十二上，“洪武三十五年九月丁亥”条)
    他的这份诏书表明了两点立场，一是对于早先明朝在与这些东南亚国家交往过程中所发生的不愉快事件，他要采取既往不咎的立场；二是他要从“四海一家广示无外”的立场出发，来建立明朝与上述国家之间关系的新秩序。
    所谓“四海一家广示无外”，正是《春秋公羊传》中所宣传的“王者无外”思想的具体体现，它构成了明成祖在东南亚推行华夷秩序的理论基础。而“王者”所以“无外”，则是由于“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13] (诗经·小雅·谷风之什·北山)。所以，圣王的理想和奋斗目标是“合天下为一家，进世界于大同”。[14] (第455页)明成祖正是从“广示无外”的立场出发，在永乐元年十月专门要求礼部官员做好抚绥“远人”的工作：
    帝王居中抚驭万国，当如天地之大，无不覆载。远人来归者，悉抚绥之，俾各遂所欲。[7] (卷二十四，“永乐元年十月辛亥”条)
    永乐七年，他在派遣郑和出使海外诸国并由郑和带交给海外诸国王等人的《皇帝敕谕》中，则明确表达了他的“天下共主”理想：
    皇帝敕谕四方及海外诸番王及头目人等：
    朕奉天命君主天下，一体上帝之心，施恩布德。凡覆载之内日月所照、霜露所濡之处，其人民老少，皆欲使之遂其生业，不致失所。今遣郑和赍敕谱谕朕意。尔等祗顺天道，恪守朕言，循理安分，勿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事太平之福。若有摅诚来朝，咸锡皆赏。故兹敕谕，悉使闻知！[15] (第851-8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