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芦眉国，为Rum译音，史家谓为阿拉伯人对地中海东岸希腊罗马人居留地之名称，在今土耳其、叙利亚；或谓Rum又由Rome而来，乃指东罗马而言，或又谓指君士坦丁堡和罗马。然而，波斯人甚早即称罗马为Rum。观上文所引斯加里野国之地理风土，云：“近芦眉国界，海屿阔一千里。衣服、风俗、语音与芦眉同。”芦眉国其地与西西里岛毗邻，其人与西西里人同文同种，习俗相同，非罗马则不足以当之。又“观其所谓城有‘七重’，以及其他描述，殆即罗马之概况也。然此亦似为斯加里野(即西西里)国之概况，地在罗马边境，且之所述之风俗，又甚似于西西里岛者也。”[13] (卷上，P232，夏德(F. Hirth)、柔克义(W. Rockhill)注)赵汝适于本条所述者，虽混以地中海诸地的传闻，但芦眉之名指罗马至为了然。
    公元13世纪以后，蒙古迅速兴起，尤其是拔都的西征，蒙古的兵锋抵达黑海地区，震撼了整个欧洲，欧洲各国纷纷派遣使者东来以刺探虚实，并企图制止蒙古进一步西进。作为回应，元朝廷也不断派人出使欧洲，双方开始了直接的接触，关系日趋密切，往来于双方之间的使者、商人和旅行家不绝于途，从此揭开了中欧关系史上新的一页。
    在元代载籍中，将欧洲称为“佛朗”、“弗兰”、“发郎”、“富浪”、“佛郎”、“佛林”、“拂郎”、“佛”等等。名称虽多，都是来源于伊斯兰教徒对欧洲人，或基督徒的称呼Frank的译音，所以意大利人裴哥罗梯说：中国人把东罗马以西的基督教徒“悉称为法兰克人也”。[17] (P315)但是元人往往也把欧洲称为“日没之地”，即日落国，或茶弼沙国。
    事实上，当时无论来华之欧人，还是中国人都认为日没之处，或日落国即欧洲。元人朱德润记：“至正丁亥冬，寓京口乾元宫之宝俭斋。适昆陵监郡岳忽难(Yuhannan之译音，基督教徒之名)，平阳同知散竺台偕来访。自言在延祐间，忝宿卫近侍。时有佛国使来朝，备言其域当日没之处。”（注：参见朱德润《存复斋文集》卷5《异域说》。另慎懋赏《四夷广记》载：“延祐间，佛国来朝，疑即拂菻国也，备言其域日没处。”《览堂丛书续集》本，第12册，无页码。）“佛”为Frank之音译，即欧洲之一称谓。另，至元二年(1336)，元顺帝给罗马教皇之谕旨云：“咨尔西方日没处，七海之外，法兰克国基督教徒，罗马教皇……朕使人归时，仰尔教皇，为朕购求西方良马，及日没处之珍宝，以免飨壁。”[18] (P180-181)此“日落之处”无疑指的就是欧洲。于此又可见，日落国乃指欧洲，并非实指某个国家。
 这个日落国，或茶弼沙国，不是传闻之地（注：汪大渊将茶弼沙国列为异闻之国，盖汪大渊未亲履其地，所撰《岛夷志略》，则“非其亲见不书”，故也。参见汪大渊原著、苏继庼校释：《岛夷志略校释》，中华书局1981年版，《张序》第1页。），而是与中国已有直接的交往，甚至通过海上发生了通商关系。周致中《异域志》有沙弼茶国，沙弼茶显系茶弼沙之误，该条曰：茶弼沙“乃太阳西没之地，有异人名狙葛尼到此，遂立文字。每至晚，日入声若雷霆，国王每于城上聚千人吹角、呜锣、击鼓，混杂日声，不然则人皆惊死，汉有人至之(中华书局1981年本改为“罕有人至之”，误)。”[16] (P20)从“汉有人至之”一语度之，元代中国商人一定有到过那里的。而欧洲商人亦曾来到中国，《大德南海志》记和广州通商的国家中，便有这个茶弼沙国以及芦眉国[19] (P8432)，因此许多欧洲商人和传教士在广州侨居。[20] (P218)[15] (P272)

    　　　　三

    如上所述，宋元时期的茶弼沙国，即日落国，乃指欧洲之地。降至明代，人们仍然称欧洲为茶弼沙国，或日落国，两者其实同指一地。明《异域图志》茶弼沙国条：“前后无人到，唯古来有圣[人]祖葛尼曾到，遂立文字。记(该)载其国系太阳西没之地，至晚日入，声若雷霆，国王每于城上聚千人吹角呜锣击鼓，混杂日声，若不然则小儿惊死也。”[16] (前言，P3)《三才图会》亦绘有茶弼沙人礼拜日没之图，文曰：“茶弼沙(原文误为“沙弼茶”，因改之)国，前后无人可到，唯古来有圣人狙葛尼曾到，遂立文字。其国系太阳西没之地，至晚日没声若雷霆，国王每于城上聚千人吹角呜锣击鼓，混杂日声，不然则小儿惊死。”[21] (P826)朱思本撰《广舆图》，把日落国列为西北夷[22] (P527)，《明史》则列为西域之国[1] (卷332，P8597)，皆正确地标明了它的方位。然而欧洲地域甚广，邦国林立，永乐年间入贡的“日落国”使节究竟来自哪个国家？
    《明史》记曰：“日落国，永乐中来贡。弘治元年，其王亦思罕答儿·鲁密·帖里牙复贡，使臣奏求纻、丝、夏布、瓷器，诏皆予之。”（注：参见《明史》卷332《西域四》，第8619页。另，《续通典》亦有相同记载，见《续通典》卷149《边防三》，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010页。）
    按，亦思罕答儿，当译自阿拉伯语，或波斯语Iskanderih，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皆称亚历山大(Alexandria)为Iskanderih。此处亦思罕答儿即当时任罗马教皇的亚历山大六世(Alexander Ⅵ, Pope, 1492-1503)。1492年，教皇英诺森八世(1484-1492)逝世，西班牙人罗德里果·博贾(Rodrigo Borgia)继位为亚历山大六世。[23] (P163)鲁密，即阿拉伯语，或波斯语Rum的译音，即宋元时期的芦眉，指今罗马。帖里牙，为the Curia的译音，即罗马教廷。因此，以上《明史》的引文中，“弘治元年”应为“弘治六年”之讹，盖“六”和“元”字型相似，极易弄错，“元”系“六”的钞刻之误。从《明史》所录弘治六年(1493)入贡的“日落国”的王名、地名和国名可证明它就是罗马教皇国，故在明代载籍中又称“鲁密国”。
    永乐年间中外交往扩大，入贡国家繁多，为接待海外贡使，明成祖于永乐五年(1407)设四夷馆，以培养翻译人员。[1] (卷74，P1797)在四夷馆学成的译字生，则充任十三馆通事。当明廷接待各国来宾时，就分别由四夷馆的各馆译字官生“译其文字”，十三馆通事则“译其语音”。[24] (卷6，P73)在四夷馆和十三馆通事中，回回馆教习阿拉伯语，因阿拉伯语是当时国际贸易中的通用语言，所以回回馆的地位也最为重要。明《四夷馆考》曰：“回回在西域，地与天方国邻……书兼篆草楷，西洋诸国皆用之……其附近诸国如土鲁番、天方、撤(撒)马儿罕旧隶本馆译审。此外如占城、日本、真腊、爪哇、满剌加诸国皆习回回教，遇有进贡番文，亦属本馆代译，今具列于后……西域诸国称王者唯土鲁番、天方、撒马儿罕三国，如日落诸国名甚多，朝贡绝少，且与土鲁番诸国不相统。”[25] (P9-14)即各国朝贡，包括日落国的笔译和口译大多由回回馆担任，将各国语言文字从阿拉伯语转译为汉语，以故《明史》记载的日落国王名、地名和国名皆为阿拉伯语的译音。
    关于日落国始入贡之年份，《明史》云：“永乐中来贡”，未言及具体的年份。但清初谈迁修《国榷》，有曰：“永乐二十一年二月辛酉，鲁迷入贡。”[26] (P185)此鲁迷国是否即鲁密？
    明代入贡的国家中有鲁密和鲁迷，两者的译音相近，极易混淆。其实，鲁密指的是罗马(Rum)，即日落国，明人皆记其始贡年份是永乐中。《大明会典》：“日落国、八荅黑商、俺都淮、亦思弗罕，俱永乐中遣使朝贡。”[8] (卷107，P1610)《皇舆考》：“又永乐中来朝十六国……曰拂菻……曰鲁密……曰日落……”[27] (P455)《名山藏》：“有鲁密国……以上海外小夷永乐中遣使朝贡”[9] (P6237)；“日落国，永乐中朝贡。”[9] (P6406)《西洋朝贡典录》：“西洋诸国，永乐间初来朝贡者四十有二。其阿鲁虽琐细岛夷，因中使临顾其地，故得牵联而载之。若娑罗至日落等二十九国，皆未尝至焉，不得诬而书也。”[28] (卷中，P64)而鲁迷是Rumi的译音，指的是土耳其帝国，始贡年份是嘉靖三年(1524)。《大明会典》：“鲁迷，嘉靖三年自甘肃入贡。”[8] (卷107，P1609-1610)《名山藏》：“鲁迷，嘉靖三年始通贡”。[9] (P6402)可见鲁密与鲁迷，两者不能混为一谈，谈迁所记永乐二十一年(1423)二月入贡的国家“鲁迷”应为“鲁密”之误，即日落国也。
    永乐年间日落国入贡后，明朝廷与罗马教廷建立了正式的通贡关系，明朝廷授予罗马教廷勘合文册。“所谓勘合者，盖符信也”[29]，是明王朝为了辨别外国朝贡使团真伪所分发的凭证，于洪武十六年(1383)开始实行。最初获得勘合有暹罗、日本、占城、爪哇、满剌加、真腊、苏禄国东王、西王、峒王、柯支、浡泥、锡兰山、古里、苏门答剌、古麻剌等15国。[8] (卷108，P1620-1621)永乐时增加为五十九国，日落国即为其一。对此明人高岱记曰：“洪武十六年癸亥，上以海外诸国进贡信使往来不实，乃命礼部置勘合文簿，给发诸国……于是暹罗、占城、安南、真腊……日落……凡五十九国尝来进贡者，皆给勘合文册。”[24] (卷6，P73)于此又可证，日落国并非传闻之国，而是明朝的勘合朝贡国。
    明朝与日落国建立了正式的通贡关系之后，双方是有着外交往来的。《明史》记载了弘治六年罗马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曾遣使入贡，然而明朝使者是否也曾出使罗马教廷？明代史籍虽无记载，但15世纪意大利著名的地理学家托斯卡内利(Paolo Toscanelli)称，在教皇尤金尼斯四世(Eugenius Ⅳ, 1431-1447年)在位时，中国大汗的一个使节来到罗马，“他对基督徒表示极大的好感”，“我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说到他们巨大河流的长度和宽度，以及沿河的众多城市……”[30] (P47)托斯卡内利的记述表明，明朝使者确曾到过罗马教廷。教皇尤金尼斯四世(Eugenius Ⅳ)登位于公元1431年，即明宣宗宣德六年，卒于公元1447年，即明英宗正统十二年。
    据载，宣德五年(1430)五月，因明宣宗“以践阼岁久，而诸番国远者犹未朝贡”[1] (卷304，P7786)，“今命太监郑和等往西洋忽鲁谋斯等国公干”[7] (敕书，P10)，这就是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值得注意的是，郑和此次下西洋的目的是前往忽鲁谟斯(Ormuz, Hormuz)，招徕诸番远者朝贡。忽鲁谟斯位于波斯湾入口，是中世纪世界著名大商港。马可波罗曾于1272年与1293年两度造访忽鲁谟斯，记曰：在波斯湾，“海边有一城，名曰忽鲁模思(Ormus)。城有港，商人以海舶运载香料、宝石、皮毛、线绸、金锦与夫象牙暨其他货物数种，自印度来此，售于他商，转贩世界。”[31] (P113-114)汪大渊也说：于此装船东运的“所有木香、琥珀之类，均产自佛朗国来，商贩于西洋互易”。佛朗即欧洲也。汪大渊还说：中国商船则载运“丁香、豆蔻、青缎、麝香、红色烧珠、苏杭色缎、苏木、青白花器、瓷器、铁条”等至此交换欧洲产品。[32] (P364)《明史》则云：“忽鲁谟斯，西洋大国也……其国居西海之极，自东南诸蛮邦及大西洋商舶，西域贾人，皆来贸易。”[1] (卷326，P8452)此大西洋商舶即来自欧洲的商人，可见当时忽鲁谟斯是联结欧亚的海上交通的枢纽和贸易中转港，也是欧洲商人荟萃之地。当时来自东方满载各种商品的“船只从波斯的入口处的霍尔木兹上行，抵达巴士拉。大马士革、阿勒和特拉布宗的商队从那里把香料及其他赢利丰厚的商品运往黑海或叙利亚的大港口，而威尼斯人、热那亚人和加泰罗尼亚人再到这些港口来购买”。[33] (P1181)郑和船队于宣德七年(1432)十二月二十六日抵达忽鲁谟斯，至宣德八年(1433)二月十八日才开船回洋[34] (P57)，驻泊忽鲁谟斯达3个月之久。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郑和船队与意大利商人在忽鲁谟斯难免是会发生接触的，对欧洲应有进一步的了解。郑和船队的分曾从这里前往西亚、东非各国，“遍谕诸番”[7] (自序，P5)[35] (卷67，P1576-1577)，有可能一部分分成员曾辗转抵达欧洲，以招徕诸番远者朝贡，因此托斯卡内利所见到的中国使者或许即来自郑和船队亦未可知也。
    综上所述，史籍记载表明，日落国即茶弼沙国，指的是欧洲之地，而明永乐年间入贡的日落国即罗马教皇国。“日落国”的入贡和明朝与罗马教皇国建立外交关系，是明成祖全方位外交政策与郑和下西洋的一大成就，也是中欧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