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明初外交和郑和下西洋，人们津津乐道的往往是当时中国与亚非国家的交往，似乎不涉及与欧洲国家的关系。其实，明成祖登基后，实行的是全方位的开放政策，派遣郑和下西洋，也是为了与世界各国，包括西方国家建立友好关系。明成祖的全方位外交政策收到成效，永乐年间，有“日落国”入明朝贡。然而“日落国”究竟位于何处，始终是一个谜，本文拟就该问题作一初步的探索。

    　　　　一

    洪武元年(1368)，明太祖朱元璋推翻元朝，建立明朝。为了巩固新生的政权，明王朝对内采取“休养安息”的政策[1] (卷2，P19)，以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对外则对蒙古残余采取防御措施，认为“西北胡戎世为中国患，不可不谨备之”[2] (卷6，P486)，重点发展与东南海外诸国的和平外交，在朝贡制度的基础上，重建与海外各国的宗藩关系，建立以明朝为中心的天下共主的国际新秩序，营造适应国家发展的外部环境。洪武元年(1368)，遣知府易济颁诏于安南。[3] (卷37，P750)洪武二年(1369)，“遣使以即位诏谕日本、占城、爪哇、西洋诸国”。[3] (卷38，P775)洪武三年(1370)，又多次遣使诏谕安南、高丽、占城、西洋、琐里、爪哇、暹罗、三佛齐、渤泥(浡泥)、真腊等海外国家。据说朱元璋当皇帝期间，“命使出疆，周于四维，历诸邦国，足履其境者三十六，声闻于耳者三十一，风殊俗异，大国十有八，小国百四十九”[3] (卷243，P3534-3535)，足迹几乎遍及当时的东南亚主要国家和地区，于此可见他对海外入贡的期盼之殷切。然而到洪武末期，因三佛齐梗阻贡道，“自后诸国道路不通，商旅阻绝”[4] (卷8，P298)，只有少数几个周边国家前来“朝贡”，这标志着明太祖的对海外政策严重受挫。
    明成祖登上皇位后，认为“帝王居中，抚驭万国，当如天地之大，无所不载”[5] (卷24，P435)，除了继续推行明太祖的对外政策，还把和平外交的范围扩大到周边所有的国家，甚至包括北方蒙古诸部（注：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17《鞑靼》第540～541页载，明太宗派遣使臣诏谕鞑靼可汗：“今天下大定，薄海内外皆来朝贡。可汗能遣使往来通好，同为一家，使边城万里烽堠无警，彼此熙然共享太平之福，岂不美哉！”），开展积极主动的外交活动，遣使招徕外国朝贡，以期建立一个“万国来朝”的朝贡体制。正如《明史》所言：“当成祖时，锐意通四夷……西洋则和、景弘，西域则李达，迤北则海童，而西番则率使侯显。”[1] (卷304，P7768)“自成祖以武定天下，欲威制万方，遣使四出招徕。由是西域大小诸国莫不稽颡称臣，献琛恐后。又北穷沙漠，南极溟海，东西抵日出没之处，凡舟车可至者，无所不届。”[1] (卷332，P8625)可见明成祖推行的是全方位的外交，外交活动范围覆盖了当时的已知世界各地，目标是与所有的海外国家，包括西方、北方的国家建立友好关系，而不仅限于南洋、西洋诸国，郑和下西洋不过是明成祖开拓对外关系的重大举措中的一环。值得注意的是，明成祖赋于郑和的外交使命并不仅仅限于西洋，他也肩负着开拓对西方国家外交的使命。据《万历重修清净寺碑记》：“及我国朝永乐十一年四月太监郑和奉敕差，往西域天方国(今麦加)，道出陕西，求所以通译国语可佐信使者，乃得本寺掌教哈三焉。乃于是奏之朝，同往。卒之揄扬威德，西夷震吓。及回旆，海中风涛横作，几至危险，乃哈三吁天，恳恳默祷于教宗马圣人者。已而风恬波寂，安妥得济，遂发洪誓重修所谓清净者。”[6] (P34)
    明成祖的全方位外交收到显著成效，东南海外诸国在郑和下西洋之后，“各具方物及异兽珍禽等件，遣使领赍，附随宝舟赴京朝贡”。[7] (自序，P12)同时，西、北的拂菻、默德那、天方、哈密、土鲁番、赤斤蒙古、火州、撒马儿罕、亦力把力、于阗、哈烈、兀良哈、女直（注：以上诸国(部)于永乐年间入贡之事迹见严从简《殊域周咨录》。）、日落、亦思弗罕[8] (卷107，P1610)等国(部)也纷纷遣使入明朝贡，由此出现了“连年四方蛮夷朝贡之使相望于道”[5] (卷236，P2265)，“四夷君长执赆献琛顶踵相望”的空前盛况。[9] (P6041)
上述永乐年间入贡之西、北诸国，其地望多经史家考订，无大歧见，唯日落国长期以来无考，究其原因，盖有关日落国入贡之记载有如凤毛麟角，且语焉不详，欲考证其地望殊非易事，学者往往有难以措手之感，故鲜有问津者矣，有的人甚至认为日落国不过系传闻之国耳。近年中国学者沈福伟提出，日落国即西非尼日尔河的桑海国阿斯基亚王朝。[10] (P443-445)沈氏对外国地名的解释多未深入考证，且常喜任意杜撰，以致张冠李戴，诚不足为据。然永乐年间之日落国入贡乃中外关系史上一件大事，似有必要加以考证，以弄清其今地。

    　　　　二

    其实，日落国之名最早可以追溯到腓尼基人时代。古代腓尼基人是善于航海的民族，在他们的航海活动实践中，对东西方有了一定的认识。腓尼基人把大地分为两块，东方是亚洲，西方是欧洲。古希腊人则汲取了腓尼基人的地理知识，也把世界划分为东西两大部分，从而奠定了西方的东西方对立的地理概念。[11] (P33，39，41)他们的世界观是以地中海为中心，东方的亚洲是“日升之地”，西方的欧洲则是“日落之地”。“因为亚细亚和欧罗巴这两个字，好像是由腓尼基的Asu和Ereb或Irib讹误而成，前者意指日出、东方、晨国、东洋，后者意指日没、西方、晚国。北方以黑海为界，南方的非洲起先算入亚洲，后来才把它划出来。”[12] (P12)由此可见，欧洲之名的原始意义就是“日落的地方”，日落国从广义上指的是欧洲，非洲则从来不属日落之地的范围。
    阿拉伯人兴起后，继承了古希腊人的地理学知识，“因为古代(指古希腊)的书籍仍然较好地保存着，且成为阿拉伯科学的基础。”[12] (P47)随着阿拉伯人的东来，有关欧洲为“日落之国”的传说也传入中国。南宋赵汝适的《诸蕃志》有如下记述：“茶弼沙国，城方一千余里。王着战袍，缚金带，顶金冠，穿皂鞋。妇人着真珠衫。土产金宝极多。人民住屋有七层，每一层乃一人家。其国光明，系太阳没入之地。至晚日入，其声极震，洪于雷霆。每于城门用千人吹角呜锣击鼓，杂混日声，不然则孕妇及小儿闻日声惊死。”[13] (卷上，P259)
    宋人陈元靓的《事林广记》亦有类似的记载：茶弼沙国，“前后无人到，惟古来有圣人名徂葛尼曾到其国，遂立文字。该载其国系太阳没入之地，至晚日入，其声极震，洪于雷霆。国王每于城上用千人，吹角及鸣锣打鼓，混杂日声，不然则小儿惊死也。”[14] (前集卷五，P4-5)
    上述“茶弼沙国”即阿拉伯语Djabulsa，或Djabirso、Djaborso之译音，为古代阿拉伯人传说之西方“日没”之城，日落国则为意译，乃指欧洲。比赵汝适稍晚，13世纪中叶意大利人柏朗嘉宾(Plano Carpini)出使蒙古，所遗《游记》中也有此说。[15] (P24，77，注34)[16] (P21)
    随着中国与阿拉伯的交往日益频繁和中国对外交流地区的扩大，宋人对欧洲也有了更多的了解。在赵汝适的《诸蕃志》中，还记载了以下两个欧洲国家：“斯加里野国，近芦眉国界，海屿阔一千里。衣服、风俗、语音与芦眉同。本国有山穴至深，四季出火，远望则朝烟暮火，近观火势烈甚。国人相与扛舁大石，重五百斤或一千斤，抛掷穴中，须臾爆出，碎如浮石。每五年一次，火从石出，流转至海边复回，所过林木皆不燃烧，遇石则焚如灰。”[13] (卷上，P261)
    按，斯加里野国即西西里岛(Sicily)，意大利语拼作Sicilia，斯加里野即转译自意语。宋高宗时，居留西西里岛爱德利奚(Edrisi)受岛王罗哲二世(Roger Ⅱ)之命，著《地理志》一书，其中颇有关于中国之记载，他特别提到：“蒋府(Janku)亦在克姆丹河之上，距康府有三日程。此城有制造玻璃业，善织丝货。”[17] (第二册，P238)蒋府即泉州，可见早在南宋初西西里人已知道中国，或与中国亦有交往。赵汝适所记火山即埃特纳火山(Etna M. )，艾儒略云：该火山虽终年喷火不绝，爆发时火烬直飞逾海达利未亚(指北非)境，然“山四周多草木，积雪不消，常成晶石”（注：参见艾儒略原著、谢方校释《职方外纪》卷2《意大理亚》，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87页；第86页又载：意大利维苏威(Vesuvius)火山“昼夜出火，爆石弹射他方，恒至百里之外”。），与赵氏所言颇合，可证《诸蕃志》所记不虚矣。
    “芦眉国，自麻啰拔西陆行三百余程始到，亦名眉路骨。其城屈曲七重，用黑光大石甃就。每城相去千步，有番塔三百余，内一塔高八十丈，容四马并驱而上，内有三百六十房。人皆缠头塌顶，以色毛段为衣，以肉面为食，以金银为钱，有四万户织锦为业。地产绞绡、金字越诺布、间金间丝织锦绮、摩娑石、无名异、蔷薇水、栀子花、苏合油、鹏砂及上等碾花琉璃。人家好畜驼、马、犬。”[13] (卷上，P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