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合马的专权使汉法的继续推行遇到严重的阻力，汉法派朝臣无不感到他们的已有成果面临毁于一旦的危险，于是纷起抗争。其中许衡的表现尤为突出。阿合马执政之初，许衡正担任中书省要职。恪守儒家道统，性格又梗直狷介的他，同阿合马的冲突在所难免。史载：至元七年，许衡被任命为中书左丞。至元八年，阿合马出任中书平章政事，领尚书省六部事，专权“征利”，遂与包括许衡在内的汉族同僚产生严重矛盾。许衡每每与阿合马针锋相对，毫不退让，如《元史》记载：“（阿合马）因擅权，势倾朝野，一时大臣多阿之，（许）衡每与之议，必正言不少让”。（注：《元史》卷158《许衡传》。） 对于阿合马滥用私人的行为，许衡尤为痛恨，他屡次指责“阿合马所用部官……多非其人”。（注：《元史》卷205《阿合马传》。）最为激烈的冲突发生在至元十年，当阿合马欲命其子忽辛为同签枢密院事时，许衡明确反对：“国家事权，兵民财三者而已。今其父典民与财，子又典兵，不可。”忽必烈问道：“卿虑其反耶？”许衡对曰：“彼虽不反，此反道也。”（注：《元史》卷158《许衡传》。） 阿合马得知后，当着忽必烈的面质问许衡：“君何以言吾反？”许衡答道：“吾言前世之反者，皆由权重。君诚不反，何为由此道？”阿合马阴险地反咬一口：“君实反耳。人所嗜好者，势力、爵禄、声色，君一切不好，欲得人心，非反而何？”许衡回答，掷地有声：“果以君言得罪，亦无所辞。”（注：《许文正公遗书》卷首《考岁略》。）许衡还利用“从幸上都”的机会，向忽必烈“论列阿合马专权罔上、蠹政害民若干事”。又上奏疏，痛陈时弊云：“故有昔之所言而今日忘之者，今之所命而后日自违者，可否异同，纷更变异，纪纲不得布，法度不得立，臣下无所持循，奸人因以为弊……”（注：《元史》卷158《许衡传》。） 矛头所向，也是阿合马。许衡的建言，并未被忽必烈所听信，却使“阿合马由是衔之”，欲寻机报复许衡。
阿合马先是“亟荐（许）衡宜在中书，欲因以事中之”。许衡觉察其阴谋，遂“以老疾辞中书机务”，（注：《元史》卷7《世祖本纪四》。）不久被任命为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深恨许衡的阿合马，竟以釜底抽薪的手段破坏国子学的后勤供应，来达到既摧毁汉法，又报复许衡的目的，此即史书所载：“权臣屡毁汉法，诸生廪食或不继，（许）衡请还怀”。（注：《元史》卷158《许衡传》。） 阿合马滥用职权，故意造成国子学“廪食不继”的局面，致使“诸生多引去”。对于诸生由于衣食无着而去，许衡是予以谅解的，所以他说：“先生尝言：‘为学者治生最为先务’。苟生理不足，则于为学之道有所妨。彼旁求妄进，及作官嗜利者，殆亦窘于生理所致也。……治生者农工商贾而已，士子多以务农为生。商贾虽为逐末，果处之不失义理，或以姑济一时，亦无不可。若以教学与作官，规图生计，恐非古人之意也。”（注：《许文正公遗书》卷末《国学事迹》。）许衡认为“民以食为天”是自然之理，国子学亦不例外。既然“为学者治生最为先务”，那么在“廪食不继”的情况下，诸生引去就是既无可奈何也无可指责之事。至于“商贾虽为逐末，果处之不失义理，或以姑济一时，亦无不可”等话语，则显然带有浓重的愤懑情绪，并非真的鼓励诸生去从事末流。正因为许衡受此打击而心灰意冷，才“请还怀”，欲辞职回归故里，同诸生一道离开国子学。
许衡毕竟是位资深名著的“藩府旧臣”，为开创元朝的基业多有建树，对他的去留问题，忽必烈自然不便随意处置。忽必烈先是征询翰林学士王磐的意见，王磐对曰：“衡教人有法，诸生行可从政，此国之大体，宜勿听其去。”忽必烈仍难以决断，于是“命诸老臣议其去留”。最后还是窦默“为（许）衡恳请之，乃听衡还，以赞善王恂摄学事”。（注：《元史》卷158《许衡传》。） 一旦并非情愿地退出政治舞台，许衡难免产生失落之感，返乡数年后即郁郁而终。
四
从许衡生前际遇来看，似乎失意时多于得意时，他虽意在从政也曾用事当朝，但终究不得遂其志。许衡晚年，身陷汉法、回回法激烈冲突的旋涡之中，实际上成为一名失败者。许衡的命运，也是当时一批同他境况相似的汉族儒士的共同命运，他们大都经历了由踌躇满志到彷徨无主这样一种心路历程。这些汉族儒士，是在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的特定历史时期展开他们的政治、文化活动的，其人生理想能否实现完全取决于元世祖忽必烈一人，而这正是许衡等人命运的悲剧所在。
归根结底，忽必烈代表的是蒙古统治集团的利益，在他身上充满了矛盾性和不稳定性；他的“祖述变通，附会汉法”也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和可变性，一切从其政治需要出发。有的学者曾指出：忽必烈虽采用汉法，但是他真正赏识并加以重用的汉族士大夫，主要是“尚霸术，要近利”的人物，对于只知道讲道德性命、圣贤之道的儒生，他虽然也收养使用，但实际上并不是很重视的。（注：参见陈高华：《金元二代的衍圣公》，《文史》第27辑。）诚然，早期的忽必烈为了改变“汉地不治”的局面，巩固蒙古在中原地区的统治，还是标榜“文治”、主张“变通”、采行汉法的。中统和至元初年，是忽必烈与汉族儒臣合作最为默契的时期，在最高权柄操纵于己的前提下，让众儒臣行使最大限度的行政规划权和执行权。正如元人王结所云：“自中统之初，稽古建官，庸正百度，一时硕儒元老，屹然立朝，文献彬彬，莫可及也。”（注：（元）王结：《文忠集》卷4《书松厅事稿略》。）
然而，自13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忽必烈逐渐偏离了倚重汉儒、采行汉法的轨道，开始宠信色目“权臣”，实行聚敛政策。究其原因，主要是：
（1）在成功夺取汗位，并初步奠定了立国规模法度之后，忽必烈就不想沿着汉法的道路继续前进了。入据中原的蒙古贵族的统治地位，是靠民族特权来保证和维护的。彻底改行汉法就意味着取消这一类特权，这是蒙古贵族所难以接受的。忽必烈是蒙古贵族特权利益总代表，这决定了他在采行汉法时是有条件和有限度的。
（2）忽必烈即位后，先是同其弟阿里不哥进行了长达四年的争位之战，后又屡次出兵对付西北藩王的叛乱，同时拉开了灭宋战争的序幕，军需浩繁；加之按照蒙古惯例，每年需对诸王勋戚进行厚赐；还有祭祀、佛事及宫廷宴筵等，所费也极为可观。凡此种种，造成财政开支骤增，忽必烈急于敛财以增加国库收入。
（3）中统三年，在山东发生“李檀之乱”，涉及汉臣甚多，尤其是当朝宰相王文统也参与了李檀的叛逆活动。这场乱事，大大增加了忽必烈对汉人的疑惧心理，对汉人的不信任感渐渐体现在他的用人和决策中。
上述三点，以第三点最为关键。史载：李檀之乱被平定后，“西域之人为（王文统）所压抑者，伏阙群言：‘回回虽时盗国钱物，未若秀才敢为反逆’”。（注：（元）姚燧：《牧庵集》卷15《姚枢神道碑》。）这些回回人乘机向忽必烈表白他们在政治上较汉人为可靠。这正符合了此时忽必烈的需要。元初，回回商人已遍布中原各地，“兴贩营运百色”，（注：（元）王恽：《秋涧集》卷88《为在都回回户不纳差税事状》。）经济力量相当雄厚。元人许有壬有云：“我元始征西北诸国，而西域最先内附。故其国人柄用尤多，大贾擅水陆利，天下名域区邑，必居其津要，专其膏腴。”（注：（元）许有壬：《至正集》卷53《西域使者哈只哈心碑》。）回回人文明程度较高，擅长经商与理财，又远来自中亚等地，在汉地难以作乱。对蒙古统治者来说，这些人可供驱使而不致构成危险，自然是辅佐蒙古统治集团辖治广大汉人的的理想助手。就这样，李檀之乱后，回回人利用忽必烈猜忌汉人、急于功利的心理，乘机崛起，势力迅增。以“聚敛之才”见长的阿合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得到赏识与重用的。
阿合马等人跃登政坛伊始，就极力推行西域剥削方式（时人称之为回回法或“西域法”）来赋敛民财，这与中原汉制完全背道而驰，自然受到汉族臣僚及汉化的蒙古、色目官贵的反对，由此开始了激烈的汉法、回回法之争。
在汉法、回回法之争中，忽必烈实际是站在阿合马等色目官僚集团一边。在忽必烈的纵容与支持下，以阿合马为首的“理财”派势力迅速增长。数年之间，朝廷实权已为阿合马等所攫取，所以被时人称为“权臣”。史称“权臣屡毁汉法”，（注：《元史》卷158《许衡传》。）他们就是企图以回回法来抵消和取代汉族儒臣所倡导实行的汉法，为自身及支持他们的蒙古贵族谋取最大的政治、经济利益。这些“权臣”的行为正迎合了忽必烈的需要，这位最高当政者再也不愿继续为儒臣所鼓吹的“仁政”思想所约束了，正如元人苏天爵所云：“奚当国者急于功利，儒者之言弗获进用。”（注：（元）苏天爵：《滋溪文稿》卷8《静修先生刘公墓表》。）正是因为有恃无恐，所以“权臣屡毁汉法”，气焰甚嚣尘上。此时朝廷上的汉族臣僚已难以同阿合马等相抗衡，实行汉法愈益困难。为此，有的儒臣发出如下怨言：“国朝自中统元年以来，鸿儒硕德，济之为用者多矣！如张（文谦）、赵（璧）、姚（枢）、商（挺）、杨（惟中）、许（衡）、王（鹗）之伦。盖尝处朝端、谋王体而断国论矣！固虽圣神广运于上，至于弼谐赞翼、俾之庥明、贞一诸人，不无效焉。今则曰：彼无所用，不足以有为也。是岂智于中统之初，愚于至元之后哉？故曰：士之贵贱，特系夫国之轻重、用与不用之间耳！”（注：（元）王恽：《秋涧集》卷46《儒用篇》。）这番话曲折地反映出儒臣由被重用到遭冷落的情状，殊堪玩味。
许衡等汉族儒臣之所以失势，阿合马等色目官僚之所以得势，皆由忽必烈此时的政治倾向所决定。忽必烈愈到后来，偏离汉法的道路愈远，正如清人赵翼对他的评论：“内用聚敛之臣，视民财为土苴；外兴无名之师，戕民命如草芥。嗜利黩武之心则根于天性，终其身未尝少变。”（注：（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30《元世祖嗜利黩武》。）已经将理财富国视为当务之急的忽必烈，对于儒家的政治说教不再感兴趣，甚至当面申斥儒臣“不识事机”。（注：《元史》卷205《阿合马传》。）倘无忽必烈的首肯与支持，阿合马之辈是不敢也不能“屡毁汉法”、肆意横行的。以阿合马故意断绝国子学的供给，造成许衡主持的国子学廪饩不继一事为例，可以明显看出忽必烈此时的倾向。对于许衡所以要辞职返乡的原由，忽必烈不会不清楚，真欲挽留住许衡，只需颁发一纸诏书，解决了国子学的廪饩问题，便可达到目的，根本无需要廷臣反复讨论此事。但事情的结局则是“诸生多引去”和“乃听（许）衡还”。（注：《元史》卷158《许衡传》。）可见忽必烈权衡再三后，是宁肯损害许衡也不愿纠罚阿合马，究竟孰轻孰重，忽必烈对人对事的态度昭然若揭。
其实许衡对于在蒙古政权下推行汉法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早就有清醒的认识，估计会遇到重重阻力，这在其所上《时务五事》奏疏中表达得相当清楚。为了使忽必烈“笃信而坚守汉法”，许衡可说是不遗余力。史称他“每入奏对，以格君心为己任”。（注：《国朝名臣事略》卷8《左丞许文正公》。）可见许衡非常清楚：倘若不从思想上对蒙古君主尽心改造，使之彻底儒化，则“致治之功”难于实现。可惜事与愿违，许衡所宣讲的那一套“纯乎儒者之道”的理学，终难为忽必烈所理解和接受。正因为如此，许衡最后悻悻地对忽必烈说：“臣所学迂远，与陛下圣谟神算未尽吻合。”（注：《国朝名臣事略》卷8《左丞许文正公》。）看来许衡的心血是白费了。许衡去世后，时人胡祗鹬为他写了这样的挽诗：“忆昔朝廷求直言，奇谟伟画争后先。对病之药不易得，大策与众殊相悬。不从事事论得失，清流莫若先澄源。曰心曰性阐圣学，敷陈详悉登经筵。惟先格王正厥事，此心一片金石坚。当年群儒那解此？迂阔讥议何绵绵。陶钧高志惜未遂，沁南养疾桑麻田。”（注：（元）胡祗鹬：《紫山集》卷4《挽左丞许文正公》。）对于许衡的赍志而殁，其友人是深感惜痛的。
需要指出的是：在阿合马等色目权臣擅政之时，汉法虽然受到损毁，但并未根绝，仍在艰难地施行；汉人儒臣尽管遭到排挤和疏远，但大多仍旧在职，未曾脱离政务。其所以如此，除了忽必烈为平衡各种政治势力，从全局考虑尚须继续利用汉族儒臣外，还因为阿合马等人有一个强有力的对立面——以太子真金为首的一批接受汉化的蒙古贵族勋戚。忽必烈早期的重儒政策，不仅奠定了元朝立国的规模和法度，而且培养出太子真金、中书左丞相安童等一些汉化程度很深的贵族、大臣。受汉文化的长期濡染，真金具有浓厚的重儒思想，奉行“以儒道治天下”的信条，故而对其父信用阿合马实行聚敛政策颇有异议，声称阿合马“实国之大蠹”，（注：《元史》卷115《裕宗传》。）对他深恶痛绝，必欲除之而后快。凡是反对阿合马的蒙古亲贵、色目朝臣及汉族官员，均聚集到真金麾下，逐渐在朝中形成一派坚持汉法的政治力量。真金一贯亲近儒臣，对有师生之谊的许衡更是关怀备至。至元十年，当许衡“以疾请还怀”时，真金一方面请求忽必烈任命许衡之子许师可为怀孟路总管，以奉养其父；同时又遣东宫官员来晓谕许衡说：“公毋以道不行为忧也，公安则道行有时矣，其善药自爱。”（注：《元史》卷158《许衡传》。）真金所说的“道”，无疑是指儒术和汉法，真金对许衡讲“公安则道行有时矣”，可见他视许衡为实行汉法、恢复儒治的干城，寄予了很大期望。
尽管真金对阿合马“恶其奸恶，未尝少假颜色”，（注：《元史》卷115《裕宗传》。）阿合马对这位太子也颇为畏惧，（注：[波斯]拉施特著，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2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但由于阿合马的敛财行为正合乎忽必烈的需要，所以得到后者的全力支持，将财政和人事方面的实权俱委付给他，使他“独当国柄”。而汉族儒臣所倚为靠山的真金虽贵为皇太子，又被任为中书令，兼判枢密院事，但并无实际权力。史称真金“十有余年，终守谦退”，不敢“可否君父之命”，“惟有唯默避逊而已”。（注：《元史》卷148《董文忠传》。）至元二十二年，真金陷身于阿合马余党答即归阿散等制造的“禅位”阴谋当中，竟因此忧惧成疾，英年早逝。真金之死，使坚持汉法的朝臣失去了最有力的支持者，只能目睹“理财”权臣的飞扬跋扈而无能为力了。至元二十四年，忽必烈出于形势所迫和实际需要，再次改变统治策略，重新开始“重儒”，局面才有所改观。此时一项重大措施是正式设立国子学而定其制，大起学舍，广增生员，完全按照理学要求规定课业，并由许衡的弟子耶律有尚出任国子祭酒。国子学“大抵其教法一遵（许）衡之旧”，“儒风为之丕振”。（注：《元史》卷174《耶律有尚传》。）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汉法、回回法之争的终结。有元一代，统治集团内部两大政治势力的对峙始终存在，它们之间的矛盾与斗争也始终未曾平息，只不过双方力量的均势时有变化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