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历史文物的见证

    更重要的是，我们有“大朝”文物的证明。这些文物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陆续发现的，这是最直接、最权威的历史见证。
    关于“大朝通宝”钱，一些前辈古钱学家提出它是元初铸钱的推论后，也有些古钱专家一直存在不同意见。其主要原因是“大朝通宝”均是传世品，缺乏出土文物证明。直到1986年，宁夏维修拜寺口双塔清理西塔塔刹时发现一枚原藏的银质“大朝通宝”钱，这个问题才得到科学证明。
    拜寺口双塔位于宁夏贺兰县金山乡贺兰山拜寺口北坡一处西夏寺庙废墟内，东南距银川市50公里。双塔东西对峙，相距约80米，同为13级八角密檐式。据文物考古专家考证，拜寺口双塔始建于西夏中晚期，元代初期曾进行过维修。“大朝通宝”钱就是在西塔的刹室内发现的。同时发现的有元初中统元宝交钞，以及唐噶、印花布、铜佛像等，均具有元初风格，是较为典型的元代早期文物。考古专家认为，大朝通宝钱的年代同这批文物应大致相近。佛塔的地宫或塔室都是放置舍利或珍贵物品的，“西塔刹室内所藏的文物也应该是被看作珍品而放入的，一枚小小的，极不起眼的大朝通宝如果不是有其特殊的含义，不是蒙古货币，是决不可能当作珍品放入刹室的”。通过与金代“大定通宝”和传世的“大朝通宝”对比研究，可以肯定“大朝通宝”是仿照“大定通宝”是仿照“大定通宝”铸造的，时间在金大定十八年（1178年）以后。因此，“大朝通宝钱的铸造上限在金大定十八年，其下限是元初。这段时间，正是成吉思汗创建的蒙古汗国时期。大朝通宝钱无疑是蒙古汗国时期铸造的货币。”(13)
    这个结论有可靠的科学根据，令人信服。不过，维修简报说：“‘大朝通宝’四字。背面亦有文字，经专家辨识，为四个维吾尔文字：‘蒙兀尔（帝国——原注）、合罕、钱、宝。’铸造工艺粗糙。”[14] 需要补充和说明的是：蒙兀尔即蒙古，合罕应为一个词，在汉文典籍上称为“可汗”、“可寒”或简称为“汗”，是古代柔然、突厥、回纥、蒙古等北方民族对其最高统治者的称号。大体相当于汉文“天子”、“帝王”之义。总括来说，这几个古维吾尔文字译成汉语为“蒙古汗宝钱”。这就有力地排除了前人所说的唐、武周、后唐、后晋、宋等铸造的可能。同时，其背面为古维吾尔文，也反映了蒙古汗国改国号为“大元”以前的特征。《元史·释老传》载：“我国家肇基朔方，俗尚简古，未遑制作，凡施用文字，因用汉楷及畏兀字，以达本朝之言。”[9](卷202,《释老传》P.4518) 这枚铸钱的出土，为前贤推论“大朝通宝”为蒙古汗国时期铸造了“大朝通宝”钱提供了权威证明。如果说，前述石刻、墨迹多系个人题写，属于“民间行为”，那么官铸铜钱则无疑是“官府行为”了，“大朝”作为国号当然是经当时最高权力机构认可的了。
    蒙古汗国不仅铸造了“大朝通宝”钱，还颁行过“大朝”官印。西藏文管会珍藏的“大朝国师统领诸国僧尼中兴释教之印”（以下简称“大朝国师印”）就是流传至今的奇珍。关于这方印章，《西藏历代藏印》一书是这样描述的：“元代，木印，如意钮，高10厘米，方，边长6.6厘米，藏罗布林卡。”该书编著者还作了如下考订：元朝初年，“凡施用文字，因取模楷及卫兀字（维吾尔文），以达本朝之言”。后元世祖“特命国师八思巴创为蒙古新字，译写一切文字，期于顺言达事而已。自今（至元六年）以后，凡有玺书颁降，并用蒙古新字”（《大元圣政国朝典章》）。所以，现元代封印多为八思巴字，而且印质非玉即金（包括银、铜），惟此印为汉文，且印质乃木印。显系复制印章，而非元朝正式封印，“大朝国师……”，疑为“大元国师”之讹[15](P.12)。
    这个考订值得商榷。其一，现存的元代封印多为八思巴字，这是因为流传至今的元代印章多为至元六年（1269年）颁行八思巴字以后所制，此前的印章流传下来得极少。而在颁行八思巴字之前的元代印章，一般是杂用畏兀儿字和汉文。《元典章》称：“凡施用文字，用取模楷，及卫兀字，以达本朝之言。”（“模楷”为“汉楷”之讹）这说明，颁行蒙古新字（即八思巴字）之前，元朝（包括建国号“大元”之前的汗国）的敕号及封印，兼用蒙古畏兀字和汉文。因此，不能因此印为汉文就疑其伪。其二，不能因为元代颁封的国师印多为玉、金、银、铜而此印为木质即疑其为复制。元初，职官、封印均无定制。“太祖起自朔土，统有其众，部落野处，非有城郭之制，国俗淳厚，非有庶事之繁，惟以万户统军旅，以断事官治政刑，任用者不过一、二亲贵重臣耳。”[9](卷85,《百官一》P.2119) 到忽必烈称汗整饬官制之前，大略如此。至元七年（1270年），徐世隆任吏部尚书时，“以铨选无可守之法”，乃撰成“选曹八议”，在刘秉忠、许衡等人的筹划下，“酌古今之宜，定内外之官”，才形成了一套比较稳定的职官制度和封印制度。另外，中国古代大臣王侯的印章，一般是铜印、木印，王侯也可用银印、金印，只有皇帝之印才用玉，所以称为玉玺。皇帝特别尊崇功高望重的大臣、王侯或宗教首领，有时也特赐玉印，但这只是一种崇高荣誉的封典，并非实际用印。元、明、清时期，一般只对佛教首领（主要是藏传佛教领袖）赠玉印，其意义即在于此。对此，有时还要特别颁发谕旨加以说明。玉印属于荣誉封典性质，而木印作为日常用印，史书一般是略而不书的。其三，“‘大朝国师……’疑为‘大元国师……’之讹”，这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官印是职权的凭证，刻写、监督程序非常严格，不可能出现刻写错误。事实恰恰相反，因有“大朝”二字，更证明此印为真印，决无讹误，更非复制或伪造。 更重要的是，“大朝”为蒙古汗国时期的国号，所册封的大朝国师确有其人，他就是克什米尔地区的密宗高僧那摩。他在窝阔台称汗时来到蒙古宫廷，受到极高礼遇。贵由汗曾师从他学习佛法。蒙哥汗时封他为国师，统领天下释教。其事迹见于《元史·铁哥传》：“铁哥，姓伽乃氏，迦叶弥尔人。迦叶弥尔者，西域竺乾国也。父斡脱赤与叔父那摩俱学浮屠氏。斡脱赤兄弟相谓曰：‘世道扰攘，吾国将亡，东北有天子气，尽往归之。’乃偕入见，太宗礼遇之。定宗师事那摩，以斡脱赤配金符，奉使省民瘼。宪宗尊那摩为国师，授玉印，总天下释教。”[9](卷125,《铁哥传》P.3074) 其事迹还有金石碑刻为证。《常山贞石志》卷十五收录元人石刻碑文《大朝国师南无大士重修真定府大龙兴寺功德记》里，载其事颇详（注：笔者另有专文论证“大朝国师印”为蒙哥封赐那摩之印。见拙文《“大朝国师印”考》，待刊。）。此碑是由当时当地社会名流赵从证居士撰文，恒阳石匠杨春刻石，宣授辅教大师真定路提口都僧录释印书丹并撰额，岁次己未（蒙哥汗宪宗九年，即1259年）四月二十八日主讲僧立石。真定府（今河北省正定县，现为石家庄市郊区）龙兴寺，也称龙藏寺，始建于隋开皇六年（586年），后屡毁屡建，现改为隆兴寺，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碑文说：“国师南无大师，北印土迦湿弥罗（按：即《元史》所说“迦叶弥尔”，“北印土”，一般写作“北印度”）国人。”与《元史》所记吻合。另外，碑文说他来到蒙古汗廷之后受到崇高礼遇，“宗族上下，相府大臣，尊而敬之泰山北斗。累蒙蒙哥皇帝眷遇隆厚，宣诏不时，常有异恩，讵可胜计”。与《元史》所记完全相同。蒙哥汗五年（1255年），那摩曾奉命到真定府传布佛法，大修龙兴寺。该寺僧人感其德，故刻石立碑记其事。将其碑文与《元史》进行综合研究可知，“大朝国师统领诸国僧尼中兴释教之印”必为蒙哥汗册封那摩国师之印。
    “大朝通宝”钱和“大朝国师印”作为蒙古汗国国号“大朝”的证明，应该算得上是“铁证”了。

    　　　　五、不是结论的结束语

    综上所述，笔者有以下一些不成熟的看法，提出来就教于专家学者：
    第一，“大朝”作为蒙古汗国的正式国号，有大量的文献、石刻墨迹、钱币和官印证明。
    蒙古汗国“大朝”国号，并不是一些古钱专家所说的只是“皇朝”、“国朝”的尊称，而是正式国号。虽然唐宋时期有以“大朝”为尊称的习惯，但并未得到官方认可，至今没有见到当时有关的官方文书，更没有以“大朝”的名义铸钱和封印。而且从现在能见到的史料来看，“皇朝”、“国朝”只在行文中使用，作国号时，一般要标明正式国号，如“大唐”、“皇宋”等。而我们前举各种文献资料都证明，“大朝”是作为正式国号使用的，并且不限于汉族地区。如《蒙鞑备录》等资料，就是记录的蒙古游牧区，而且在圣旨等官方文书和铸钱、官印中都正式使用。可见“大朝”国号在蒙古汗国辖区内为官府认可、民间承认，对内对外普遍使用，并不像某些学者所说只是在汉族地区使用。前引呼和浩特万部华严经塔的记载，当时即属于蒙古游牧区。清代著名学者赵翼的《廿二史札记》说：“元太祖本无国号，但称蒙古，如辽之称契丹也。世祖至元八年，因刘秉忠奏始建国号曰‘大元’，取‘大哉乾元’之义，国号取文义自此始。”[16](卷29) 这种观点流传较广，以至于一些史学论著、《辞海》等辞书均不提“大朝”国号，这种情况应该改变。
    第二，关于“大朝”国号和“大蒙古国”（包括蒙古族称）的来历，学术界的看法并不完全统一。萧启庆先生的大作《说大朝》一文中认为：“实际上‘大朝’与‘蒙古汗国’都是蒙文Yeke Mongghol Ulus的汉译。后者为直译，前者为简译。在此简译中，省去种族之称的蒙古，并将原义为‘人民’、‘国家’的ulus一字，依汉人的观念，译为‘朝’字。”这种说法很值得商榷。Yeke Mongghol Ulus是近代蒙文的含义，和“大朝”的来源没什么关系。“大朝”和“大蒙古国”也不是它的繁简不同译法。
    萧先生又说：“成吉思汗究在何时采用Yeke Mongghol Ulus一名为国号，因缺乏明确的记述，已难以确考。《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称成吉思汗先世已自号大蒙古国，其事不可信。1206年全蒙古统一时，有关史料皆记载采用成吉思汗尊号事，但未言及采用国号。但从蒙古人历史发展看来，Yeke Mongghol Ulus一号采用于此时最有可能，盖此时成吉思汗不仅为蒙古部之主宰，所有蒙古民族皆已成为其家产，故以Yeke Mongghol Ulus称其国家，最为适宜。Yeke Mongghol Ulus一名之采用至迟亦不晚于1211年伐金之时。这一名称此后遂成为日益扩大的蒙古帝国的正式国号。”这种说法并没有说清楚“大蒙古国”的文化来源。
    关于“大蒙古国”的文化渊源，笔者不同意萧先生的观点，而是赞同清代乾嘉时期著名学者赵翼《廿二史札记》的观点。他说：“孟（赵）珙《蒙鞑备录》谓：先有蒙古斯国雄于北边，后绝衰灭（《辽史》有磨古斯国，盖即珙所称蒙古斯。磨、蒙声相近。又，《辽史》有阻止斯酋长磨古斯来侵，则磨古斯乃阻卜酋长之名——原注）。成吉思起事，慕蒙为雄国，乃改称大蒙古国，此为建国号之由。”[16](卷29) 据此，则“大蒙古国”来源于北方少数民族的部族名（并逐渐演变为蒙古族名）。
    “大朝”源自汉文化，是唐代开始形成的一种历史习俗。唐朝疆域广大，国力强盛，周边一些地方性民族政权尊之为“大朝”，唐朝人也以“大朝”自居。这种习惯宋代人因之。唐宋间边疆民族地区一些“小国”政权，也受到这种习惯影响，在国号前加“大”字。例如，党项族拓拔氏建立的政权自称“大夏”（宋人称“西夏”）；金宣宗贞祐三年（1215年）宣抚蒲鲜万奴据辽东自立建国号“大真”；女真族建立的金朝自称“大金”。赵翼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指出：“金太祖……以金为（国）号（按：《金志》太祖以国产金，且有金水源，故称‘大金’——原注）……金末宣抚蒲鲜万奴据辽东，僭称天王，国号‘大真’。”[16](卷29) 这是受到汉文化影响而形成的民族心理，借“大”为号，自我激励，激扬压倒敌国的气势。成吉思汗借用汉文化中的“大朝”称谓，建国号为“大朝”，既是受汉文化的影响，也源于这种民族心理。到后来忽必烈建国号“大元”是这种习俗和民族心理的因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