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已经出版的元史、蒙古史论著以及大中学历史教材中，都找不到“大朝”这个国号。然而，这个“大朝”确曾在中国历史上存在过，它就是元朝建立前成吉思汗创立的“蒙古汗国”。
    12世纪末到13世纪初，成吉思汗经过长期奋斗，逐步统一了蒙古各部，于1206年称大汗，建立了蒙古汗国。1260年，忽必烈即大汗位于开平，1271年（至元八年），宣布国号为“大元”，正式建立元朝。在自1206年至1271年长达65年的历史中，蒙古贵族不仅统一了长江以北和西北的广大地区，而且统一了西藏、云南等地，并在辖境内建立了各级行政管理机构，推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宗教政策，形成了一套严密的统治机制，现在的历史著作一般称之为“蒙古汗国”。按理，它应该像辽、金、西夏一样，有自己的国号。但是，这点似乎被历史淡忘了，甚至连《多桑蒙古史》都明确否认它有国号存在：“中国自古以来旧制，建一新朝者必须建一国号，忽必烈之先世都于蒙古，视汉地若帝国之领地，无须此。迨至忽必烈建都于汉地而采用汉地礼制之时，遂以建立国号。而于1271年取乾元之意，立国号曰元，并建年号。”[1](P.296) 我国的史学家大多也持这种观点。近些年出版的许多史学著作以及《辞海》等有关辞书（注：《辞海》在“蒙古”的辞条下注：“13世纪初年，蒙古部的首领成吉思汗统一大漠南北各部落，建立统一的蒙古汗国。”（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第1627页）），也都不谈蒙古汗国的国号。其实，这个时期的蒙古贵族政权是有“大朝”国号的。不仅他们这样自称，当时的宋朝人也这样称呼他们。

    　　　　一、问题的提出和有关研究的简要回顾

    关于蒙古贵族政权的国号，最早提出和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的是古钱学家。他们是从鉴赏“大朝通宝”钱引起对这个问题注意的。关于“大朝通宝”钱为何朝何代铸造，正史没有明确记载。不过，清朝中期以后的古钱谱中有不少著录，有的还附有拓片。清代古钱专家翁树培在其所著《古泉汇考》中专门论述了“大朝通宝”钱，说“此钱径六分，上下读之”。在征引了一些题有“大朝”纪年款的石刻后，他指出：“蒙古太宗六年甲午（1234年），金亡。至世祖元年庚申（1260年）始改元中统，前此并无年号。且世祖至元八年始建国号大元，前此并无国号。但称‘大朝’。”他的研究结论是：“‘大朝通宝’当为蒙古未改国号大元以前所铸。”[2](P.95) 这是研究者第一次提出“大朝通宝”的断代问题。
    到民国时期，一些古钱专家又对它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罗伯昭在所著《元初权钞钱说》中对翁树培之说加以重申和补证。他认为：“大朝之称唐史无之，因而‘大朝’当为蒙古未改国号‘大元’以前之称明矣。”其结论是：“（一）大朝钱为蒙古未建大元以前之铸品；（二）元初另有交钞，名‘大朝金合’、‘大朝通宝’者；（三）大朝钱二品，乃先后铸以权钞者。”[3](P.60,P.61) 这里虽然提出了蒙古未建大元以前国号为“大朝”的问题，但只是一般推论，更未论定其为正式国号。
    以收藏元代钱币最著称的宣愚公，撰《大朝通宝续考》，肯定了“翁氏（树培）考大朝钱为蒙古未改国号‘大元’以前所铸之说”。又以载籍史料、金石碑刻、塔幢墓志中辑录的一些建国号大元以前有“大朝”年款的元初资料支持其说。同时，也纠正了罗氏关于“大朝之称唐史无之”的说法。列举了历史上唐、武周、后唐、后晋、宋等也曾称为大朝，指出大朝并非蒙古汗国的专有称谓，而是时人对当朝的一种尊称，“云‘大朝’者，犹皇朝、国朝云尔”。他还根据“大朝通宝”的形制特征等指出：“谛观是钱（锦县于泽山藏）文字及一切孔郭形制虽不能确定为（元）世祖以前何帝何后所铸，大抵属元初之物，翁氏（树培）之说固极可信，然与正品中之至大、至正钱形制又不合，则非正用品又无疑也。”[4](P.96) 对于翁树培、罗伯昭提出的“大朝通宝”钱的断代给予了充分肯定。
    丁福保编《古钱大辞典》赞同其说，把“大朝通宝”钱列为元初最早的铸钱。在此之后的古钱图录与研究论文大都沿用其说（注：丁福宝原编、马定祥批注《历代古钱图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139页；国家文物局编《中国古钱谱》，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部编《上海博物馆藏钱币——元明清钱币》，上海书画出版社1994年版；朱活《古钱新典》，三秦出版社1994年版，以及其他古钱图谱均沿袭此说。）。但也有些专家对此仍存疑虑，因为所见到的“大朝通宝”均为传世品，并无可靠的考古资料和确切的文献记载。
    1992年，台湾学者萧启庆先生发表《说“大朝”：元朝建号前的蒙古汗国国号——兼论蒙古汗国国号的演变》（注：原刊于《汉学研究》第三卷第一期。）。至此，这个尘封已久的问题再被重新提起。萧先生指出：“在过去一般印象中，元世祖忽必烈于至元八年（1271年）采用‘大元’一名之前，蒙古迄无国号。 实际情形， 并非如此。 自成吉思汗时代开始， 即有Yeke Mongghol Ulus的国号，汉译为‘大蒙古国’。‘学者知者渐多’。但是，蒙古政权在汉地曾使用‘大朝’为国号一事，一直受到中外历史学人的忽视。过去仅有古泉学及金石学者注意到此一重要名词。而古泉及金石学者亦未加以系统论证，更未能指出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同时指出，古泉学家“认为‘大朝’不过与‘皇朝’、‘国朝’相当，是一种尊称。这两种说法都不过是臆测而已”。“实际上，‘大朝’与‘大蒙古国’都是蒙文Yeke Mongghol Ulus的汉译。后者为直译，前者为简译。在此简译中省去种族之称的蒙古，并将原义为‘人民’、‘国家’的ulus一字，依汉人的观念，译为‘朝’字。”其原因在于“‘大蒙古国’一词显然种族意味太强，不足以羁縻汉族土民，通将其简化为‘大朝’。‘大朝’之称，已蕴涵中原王朝的意义，不似‘大蒙古国’全为外来征服政权的意味”。总之，“‘大蒙古国’为蒙古的正式汉文国名，使用以对外为主，‘大朝’则稍欠正式，以对内使用为主。当然这种分工，不尽严格”。
    至今，关于蒙古汗国国号“大朝”研究的大体情况和主要观点就是这些。

　　　　二、历史文献中所见“大朝”

    忽必烈至元八年（1271年）十一月宣布“大元”以前称“大朝”，不仅是当时南宋的汉人以此称之，蒙古政权也这样自称，这有大量的资料佐证。
    其一，《醉义歌》“序”中写到：“及大朝之西征也，遇西辽前郡王李世昌于西域。”[5](卷8) 这是蒙古建国初期的名臣耶律楚材随成吉思汗西征，于1222年途中所作。“大朝”为蒙古汗国自称无疑。
    其二，《西游录》中写到：“此城（讹打剌城）渠酋尝杀大朝使命数人、贾人百数，尽有其财货。”[6](P.2) 《西游录》是耶律楚材西征归来后，于1228年写成。这里所谓“大朝”，即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国。这也证明，“大朝”确系蒙古国的自称。
    其三，《佛祖历代通载》[7](卷31,32,PP.375～376) 为元代著名的佛教学者释念常撰写，其中多处写到“大朝”，现举数例：（1）“辛亥， 大朝太祖成吉思汗皇帝是年起兵。”辛亥为1191年，时蒙古汗国尚未成立，铁木真亦尚未取得成吉思汗号。此是以后来的国号、汗号书前事。（2）“甲寅， 金云蹈子爱王大办是年正月举五国城叛，求大朝援兵，金兵屡败，金亡之始也。”甲寅为1194年，此亦以后来国号书前事。（3）“壬辰……大朝使过宋，议夹攻金。”此系指1232年，蒙古大汗窝阔台遣王檝为使至宋，商议夹攻金朝事。（4）“庚戌，大朝灭辽东高丽。”庚戌为1250年，大朝即蒙古汗国。时蒙古汗国贵由汗已死，汗位悬空。《元史·外夷·高丽》载：“当定宗、宪宗之时，（高丽）岁贡不入。故自定宗二年（1246年）至宪宗八年（1259年），凡四命将征之，凡拔其城十有四。”此即《佛祖历代通载》所记“灭辽东高丽”。（5）“庚申， 大元世祖圣德神功文武皇帝即位……宋改景定元年，大朝遣郝经通好。”庚申，即1260年，是年，忽必烈即大汗位，遣郝经通好南宋。当时尚未改国号为“大元”，故仍称“大朝”。
    释念常虽为汉僧，但其观点是代表元朝的。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蒙古政权当时是自称“大朝”的。
    其四，《蒙鞑备录》载“（蒙古）往来却用汉字”，“每见其所行文字犹曰‘大朝’”（注：《蒙鞑备录》是南宋赵珙（旧误传为孟珙）在成吉思汗时期蒙古汗国的亲身见闻录，是研究当时蒙古汗国的重要史料。），《蒙鞑备录》是南宋赵珙于元太祖十六年（1221年）出使蒙古归来写成。他以亲历亲见，记述了蒙古情况，说明蒙古汗国的公文都自称“大朝”。此为信史，不会有假。
    其五，《大金国志》载：“弗折衷于大朝，恐失真于他日。”
    其六，《宋史·理宗本纪》“赞”说：“蔡州之役，幸依大朝以定夹攻之策。”[8](卷45,《理宗本纪》，P.889)
    其七，《元史·任志传》载：志与金兵战，“金曾擒其长子如山以招之，曰：‘降则尔子得生，不降则死。’志曰‘我为大朝之帅，岂爱一子！’亲射其子殪之。”[9](卷193,《任志传》,P.4382)
    其八，宇文懋昭所著《大金国志·章宗纪年》载：明昌五年（1194年）爱王叛金引蒙古为援，“爱王闻大兵至，忧畏不知所出。掌书记何大雅说王曰：‘主以讨臣，今兹之来，头势甚重……不若求援于大朝，为讨之’？爱王许诺。”这里的“大朝”即指蒙古汗国而言。又同书《东海郡侯纪年》：“又有蒙古国，在女真东北，唐谓之蒙兀部……蒙人称帝，既侵金国……至是，‘大朝’乃自号‘大蒙古国’。”
    以上史书、文献记载了蒙古汗国是自称国号为“大朝”的。

    　　　　三、“大朝”款石刻墨迹的证明

    比历史文献更能说明问题的是石刻、墨迹。史籍重要的价值毋庸置疑，但其在成书、流传过程中，由于政治、抄写、印刷等原因，常有“失真”情况存在。但是作为当事人亲笔写的石刻、墨迹则相对好些，其所包含的历史信息是更直接的历史证明。前辈古钱学家曾搜集了不少这方面的资料。此据前辈学者曾经揭举，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物工作者新发现的“大朝”款石刻、墨迹略加梳理，作为历史文献的补证。
    其一，以“大朝”、“蒙古国”连用，既为国号又兼年号。《重修十方云光洞记题》：“大朝蒙古国丁巳（1257年）三月望日立。”（注：转引自翁树培《古泉汇考》、宣愚公《大朝通宝续考》，均见丁福宝《古钱大辞典》。本节引文凡未注明出处的，均转引上书。） 这类款式的石刻文字较为罕见。
    其二，以“大朝”作为国号直接用于题记或碑刻的行文中。（1）呼和浩特市郊区万部华严经塔墨书题记：“大朝国宣德州宣德口。”[10] （2）《刘修三灵侯庙像记》：“大朝国解州闻喜县。”（3）《崇圣宫给文碑》：“今自大朝兴国以来，为本宫兵革之后。”[11](P.19)
    其三，以“大朝”为国号系于年号之前者。（1）《重修云阳山圣寿寺记》：“大朝中统元年（1260年）八月。”（2）《洞真观主者王氏葬亲碑》：“大朝至元四年。”（3）山西万荣县太赵村发现一通《稷益庙修舞厅碣》， 末署：“大朝至元八年三月初三日创建。”（注：《稷益庙修舞厅碣》转引自夏扬《河东现存宋、金、元舞台碑碣资料与浅说》，原载傅仁杰、行乐贤主编《河东戏曲文物研究》，中国戏剧出版社1992年版。） 忽必烈于至元八年（1271年）十一月宣布改国号为“大元”，此碣刻于是年三月，当时还未有“大元”之国号，而当时万荣县又在蒙古汗国统治之下，直书“大朝”至元年号。（4）呼和浩特市城郊万部华严经塔，有一条墨书汉文题记：“大朝至元八年七月二十八日西夏国仁王院僧惠善到此。”[10]
    其四，将“大朝”放在干支纪年之前，作为国号兼年号。（1）《德兴府秋阳观记》：“大朝庚辰岁（1220年），长春真人卧云海上，以真风玄行闻于辇毂。”（2）《重修悟真观记》：“大朝丁酉岁（1237年），遣使马珍考试天下随路僧道等，共止取一千人。”（3）《中书令耶律公祭先妣文》：“维大朝癸卯岁（1243年）八月乙巳朔。”（4）河南辉县白云寺有青石塔铭一方， 正书题曰：《冠山寂照通悟禅师徽公塔铭并引》，出自金末、元初著名文学家、诗人元好问手笔。塔铭记述了禅宗云门宗大师澄徽（1192～1245年）一生的事迹。塔铭末署：“大朝丙午年四月初十日。”[12] 丙午为1246年，时蒙古汗国贵由汗在位。（5）《盩厔重阳万寿宫圣旨碑》：“大朝辛亥（1251年）七月初九日，终南十方重阳万寿宫立石。”[11](P.117)
    这些都说明“大朝”作为蒙古汗国国号曾在辖区内得到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民族的普遍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