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英藏西夏文文献泥活字本例证

    Or. 12380—3016（K. K. II. 0244. qqq）
    高165cm，宽113cm，1纸。残片，写本，纸质薄，存7行，行13字，可能是蝴蝶或者经折装。行列排列不整齐，大多数字模已经倒成圆角，不仅是因为多次拆版使用，而且是因为泥制活字，才可能形成此种状况。边缘文字有塌陷，可知拼合以后已经长期使用。背面痕迹深浅不一，不足为证，因纸张之厚薄不匀，远超过活字压力之大小。字体笔画交叉处并无刀痕，颇似模印。
    Or. 12380—3492（K. K. II. 0244. ooo）
    高135cm，宽98cm，2纸，刻本，背面有字。泥活字本。
    非常典型的是Or. 12380—3016。粘页装。文字大小不一，排列扭曲参差。这是一般活字本的特点。但是作为泥活字本，则表现为大多数文字的四角都已经磨损，仅存中央部分的字核。四角磨损是泥活字和木活字的主要区别。比较起木活字来，泥活字显然更容易被磨损边角。磨损有两种可能，一是活字反复使用、经常重新排列组合，首先磕碰掉的就是每个字的边角；二是刷印时边角的受力程度肯定比字核部分大，毛刷蘸墨刷过，或者从纸背用鬃刷扫过，边角的受损机率比中央要大得多。木活字的受力情况理论上是一样的，但是木质的坚韧性、弹性和受力的传递性和泥活字比要优越得多。比如说，木活字重新排列一次，边角磨损的机会可以忽略不计，而泥活字就可能会磕碰下许多碎屑来。

    　　　　四　英藏西夏文文献的装帧形式

    装帧形式的剧烈变化期，是在唐宋之间。从现存敦煌写本来说，已经具备了卷轴装、龙鳞装、梵夹装、经摺装、粘页装、蝴蝶装、线装的各种形式。但是，由于写本占据的绝对地位，从简帛形式导致的卷轴装、从贝叶形式导致的梵夹装，从卷轴装演变的经摺装，从卷轴装演变的龙鳞装，始终是主要的形式。由于印刷术的发明，雕版所用木板规格的限制，经摺装、蝴蝶装、粘页装和方册线装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对于所有这些装帧形式，法国的戴仁先生和中国的方广锠先生都有完整细致的叙说。而各种装帧形式（除龙鳞装以外）在英国的藏品中都有了比较完整的体现，甚至还出现了一种至今没有命名的装帧形式。
    英国藏品中拥有我们目前所知的许多装帧形式，其卷轴装大体变化为单叶的文书，或者部分经折装样式（卷轴装和经折装的亲缘关系是最接近的）。有十分成熟的线装本，如Or. 12380—0044号左侧有穿线针孔，中有书口，写有书名， 已非蝴蝶装的素口，表示已经从当时多见的蝴蝶装向线装方册转变。大量所谓“蝴蝶装”的文本，严格意义上应是“粘叶装”[5]，特别是大量前后“头对头”纵向折页的样式，和现代印刷的折页相仿，应当引起注意。
 还有一种特殊的装订形式，尚未见诸著录。在已知的装帧形式中，大多是横向（径向）翻阅的，这符合汉字竖写、由右向左逐列书写和阅读的习惯；由于藏文是横向书写，逐行向下阅读，就继承了梵夹（贝叶）装横宽高窄的形式，梵夹装的经典不是横向（径向）翻身的，而是垂直的轴向翻身的。我们至今可以在寺庙中看到，僧人、道士在念颂的时候，一手奏乐，一手翻页，正反两面互相颠倒的文字，正好非常方便单手翻动。
    但是，我们在英藏西夏文文献中发现的样式，是粘页装的尺幅和样式，却采用梵夹装的翻身形式。简单地说，就是正反两面合起来粘贴成一页，但是文字是互相颠倒的。这样就必须是上下翻身，而不是左右翻身；然而高度大于宽度的纸页肯定只适合左右翻身，不适合像梵夹装一样地上下翻身。就像我们现在通常读的书一样，看完一页之后是把书颠倒过来看下面一页吗？
    我们无法用现成的术语来指称这种特殊的装帧形式，就姑且称为“特殊形式”吧。这种特殊形式在英藏西夏文文献中屡屡出现。其典型的有Or12380—0227、0249、2213等。图1为2213正反面的照片，正、背面是粘合在一起的，图中可以看到似乎是经折装的残片，但文字是互相颠倒的。

    　　　　五　法藏西夏文文献概况

    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伯希和搜集的西夏文文献，不能沿袭英国的收藏称为“黑水城文献”，因为这些材料是在敦煌莫高窟发现的，按照记录，是伯希和 1908年3月在莫高窟P.181～182窟、即今敦煌研究院编号第464～465窟发现的。所以，这些材料天生地和1914年俄罗斯奥登堡考察队所获敦煌材料、近年敦煌研究院北区清理所获材料互为关联，一般来说，和黑水城出土的即英国所存材料是完全不同的来源。
    法国国家图书馆原登录西夏文藏品为217件，后继续查找出未编号的27件，以及完整的经摺装《华严经》1件，木板写本1件。共著录了246件文献； 对于西夏文材料，有百济康义编目的未刊稿。大致包括华严经等等。国内学者一般都未见过，可能认为残片为多也不甚留意。现在因为北区石窟的再发现，对法国的西夏文材料也应当相应有一个再发现。

    　　　　六　法藏西夏文文献的木活字本

    此次著录中，我们在法国发现几十件木活字印本，特别是未曾公布的一件文献，显露出活字底座的方角印痕，以及字行间嵌条的印痕，无可置疑地勾勒了西夏活字印本的一般特点，通常是：宽度约为0.9cm的经摺装，较薄麻纸，纸色略灰暗；文本的行和列，都不能整齐排列；字的差异很大，大小粗细无规律地夹杂，而如果是整块木板雕刻就至少上下左右连续的文字不会有过分的差异。因为是单个活字的排列，也不可能有雕版印刷常有的断裂痕迹。背面墨痕深浅不一，虽然有纸张厚薄不允的原因，但也反映了活字印本特有的单个木活字吸水量、缩涨形成的高低等各种差异。
    关于刻本和写本的判断，格林斯坦德和百济康义先后对英国和法国藏品做过一些并不完整的著录；但是，对于其中活字印本特别是泥活字印本的描述，却将是本次著录的一项重要发现。
    137（r924）为此次英法所见篇幅最宽大的木活字印本。高25.0cm，宽55.0cm。2纸，6开。线装，刻本，活字本，纸质薄，版心高18.0cm，上下双线。纸幅最大一张宽37.0cm。36行，行16字。上下左右排列不齐，墨色参差。笔画交叉处冲过刀痕明显，和泥活字显然不同。181b号，高25.0cm，宽23.5cm。2纸，刻本，活字本。181h1号，高11.8cm，宽10.2cm。2开。已裱贴，4行。刻本，活字本，一、三列首字有木活字方底座痕迹，是非常典型的木活字本的标本。

    　　　　七　法藏西夏文文献的管主八捐施题记

    关于管主八题记已数有发现，法藏西夏文文献中的例证更加清晰。110＋112（r924）高29.5cm，宽12.0cm。刻本，末尾有题记：
    僧录广福大师管主八施大藏经於/沙州文殊舍利塔寺永远流通供养。（注：史金波、雅森·吾守尔《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早期传播——西夏和回鹘活字印刷术研究》谈到了数件类似题记，但录文与此不同。）
    刻板西夏文墨色深亮，汉文题记色淡笔画断续。当为后印或捺印。 题记可参见The Gest Library Journal, Voulume III. Numbers 1—2, Spring 1989, p.24.“宣授松江府僧录管主八谨施”。同样的题记还见于莫高窟北区的西夏文佛经残页《龙树菩萨为禅陀迦王说法要偈》，以及日本天理图书馆的一页佛经残片；1956年冯国瑞捐赠给甘肃省博物馆《阿毗达磨集异门足论卷第十一》，包裹佛经的白麻纸经帙右上部钤有朱印文“松江府僧录管主八施大藏经”12字，并有1955年叶恭绰录文题识[6][P64]。因为是钤印在经帙上，和钤印在经卷中的文字不同，显然是配套使用的不同印戳。
    管主八“于江南浙西道杭州路大万寿寺，雕刻河西大藏经板三千六百二十馀卷，华严诸经忏板，至大德六年完备。管主八钦此胜缘，印造三十馀藏，及《华严》大经、《梁皇宝忏》、《华严道场忏仪》各百馀部，《焰口施食仪轨》千有馀部，施于宁夏、永昌等寺院，永远流通”（注：碛砂藏《大宗地玄文本论》卷3发愿文。日本善福寺藏本和山西太原崇善寺藏本文字略有不同。）。此次雕版，世称“河西大藏经”，实物已见诸敦煌、永昌所出，法国此号为又一例证。以法国藏本为鉴，此是雕版印本而不是活字印本，与其他西夏文活字本《华严经》并无干系。但是，正好也反映了元朝立国以后对待西夏遗民、西夏文字等等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