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图书的发展，到唐宋之际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抄本时代的卷轴装形式，被雕版印刷时代的相应装帧形式逐步置换替代。目前能够找到的最早的印本，已经不是著名的敦煌藏经洞咸通九年（868）的《金刚经》，而是一再被新的发现刷新（注：邓文宽《敦煌吐鲁番天文历法研究》对编号为俄藏Дх. 02880印本历日小残片进行研究，考定其为唐大和八年（834）具注历。这是至今为止有最早纪年的古代印刷品。而1966年在韩国庆州佛国寺佛塔中发现的唐代雕刻《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根据造塔时间下限为751年，是可以推断年代的最早印刷品。）。但大规模地刊刻书籍和佛经，则毫无疑议是在五代至宋初开始。宋代刊本历来已被奉为圭杲，所见也以南宋为多。故黑水城文献，即与宋、辽、金、元相当的以西夏时期为主的刻本，就成为中国书籍史变更转换期的极其重要的实物证据（注：198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开始筹备出版《俄藏敦煌文献》和《俄藏黑水城文献》的时候，伴随戈尔巴乔夫来华访问的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李福清先生在北京图书馆说道苏联科学院东方所列宁格勒分所收藏有许多宋版图书，主要就是指1996年开始出版的《俄藏黑水城文献》中的宋、西夏刊本。）。至少在早期泥活字印本和某种特别的装帧形式方面，还没有别的例子可以举证，而这正是本文所要重点研究说明的。

    　　　　一　英藏黑水城文献概况

    黑水城之所以引起国际东方学界的注意，当然起因于俄国科兹洛夫的发现。科兹洛夫受到普尔热瓦尔斯基的教导和影响，他的考察记读来和普氏有很多相似[1]，涉猎到自然、地理、生物、生态、气候环境等许多方面，但是在考古学方面显得并不专业。他们1908年第一次到达黑水城的时候，在城内城外到处挖掘，收获不小，尤其是找到了西夏文字，在欧洲东方学界的指导下，使得他们在1909年重返黑水城发掘“著名”的大塔，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无论哪次发掘，都事先没有计划，没有详细的或者简要的记录，造成文物和出土地点信息的分离，使得后人无从追溯；所有的文物都混淆在一起，甚至对于“著名”大塔的发掘，也仅仅留给后人一些互相矛盾的描述（注：克恰诺夫《俄藏黑水城文献序言》：“如果我们比较一下（科兹洛夫）6月12日和6月15日的日记，就可以发现，随着发掘的进展，科兹洛夫时而说扔得乱七八糟，时而说放得井然有序。”见《俄藏黑水城文献》克序第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12月。），以致即使根据拥有西夏文献存世总量的绝对多数的俄藏材料，也很难确定这个“著名”大塔的上下年限。
    1914年5月，英国第三次中亚探险中来到了黑水城。斯坦因所获虽以碎片为多，但因其发掘程序的严格而留给后人以可信的信息。斯坦因所获黑水城遗书收藏在英国国家图书馆东方和印度事务部。
    英藏黑水城西夏世俗文献中，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具备了和俄藏黑水城文献相应的众多类别，对于研究西夏社会生活有根本性的作用。在完整程度和学术价值上，虽然科兹洛夫探险队所获材料具有绝对地位，但是，由于斯坦因所获文献的门类以及严格的现场记录，也是科兹洛夫所获的最主要补充。
    1917～1922年，斯坦因将这批文书材料全部转交给大英博物馆，并委托欧洲著名的东方学家进行分类整理研究。最早是格林斯坦德对斯坦因收集品中的《孝经序》做过深入的研究。这是一篇西夏文草书文本，格氏的研究主要是破解西夏文草书和楷书的对应关系，对于识别大量草书文本具有启迪示范作用。1920年，沙畹著名的学生马伯乐在《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获汉文文书LES DOCUMENTS CHINOIS》[2] 书中按照敦煌、楼兰、吐鲁番、塔里木、黑水城顺序，对斯坦因所获汉文文书共607件进行了介绍，这是一部奠基性的成果。马伯乐对黑水城汉文文献的介绍从473号到607号，总共134件。473号是K. K. VI. 02a，为唐“永泰二年（766）六月　日苏润国牒”，是至今发现黑水城文献中具有最早纪年的写本。此后的年代是K. K. II. 0253a和0270. xx. i.的契丹（辽）“天庆十一年”的15件典押文书等。而479号以下则是元代官私文书、四部书、日历、道教文献、佛教文献等，其中K. K. II. 0238k《景德传灯录》和俄藏文献Ф. 229v同出于“著名的”大塔， 当然十分值得注意（注：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第95页：“这件（《景德传灯录》）写本的正背内容和行款格式，都与马伯乐著录的斯坦因在黑城（哈拉浩特）所获K. K. II. 0238K号写本相同，根据英国图书馆提供的照片，我发现英俄分藏的两件写本实为同一写本所撕裂的散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8月。现在我们知道斯坦因编号的“K. K. Ⅱ.”遗址就是科兹洛夫发掘的“著名的大塔”，关于英、俄两件《景德传灯录》的缀合，本是同出一源，殊途同归也就自然而然了。）。而在我们的逐个著录中，极其粗略地浏览过去，则至少包括有大量钤有印章或者画有符押的“总管府”公文，1222《供养启请文》、《慈氏启请文》、《请僧文》，1224《字类》，1225《金刚经》，1243《周礼正义》，1254《俗讲？》，还有1340很可怀疑其来源的北朝到隋字体风格的写经，1341“张先生题”对联，1344《蒙求》等等。
    目前，收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的斯坦因黑水城所获资料的情况是，西夏文代号为Or.12380，其中包括总共为0001～3949号，有的文件缺号，有的指明了已经和某某号缀合，有的编号下有多个甚至几十个上百个残片，即总共有7300多件；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的各地汉文材料编入OR. 8212系列，其中黑水城出土的汉文文献编在第1101～1344号，总共243件（有少量汉文文书被编在了Or. 12380西夏文序列中，比如3178、3179等）。应当说，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汉文、藏文和其他文种的文献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应当联系起来研究。

   　　　　二　英藏西夏文文献的木活字本

    中国学者对于北京图书馆馆藏的西夏文《华严经》活字印本已经有了清晰的研究成果，但是更大范围、更多对象的研究，显然是自199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联合组团访问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时开始有了重大的突破。世界范围内收藏量最大的黑水城文献突然纷呈在中国学者的面前，不仅有匪夷所思的精彩内容，还有这个重要转折时期的活字本等等实物。随着俄藏黑水城文献拍摄编辑的进程，史金波先生也发现了许多件活字本的材料，其中一些汉文活字本比如《历书》的材料，在汉文文献结束的第6册《叙录》中得到明确的阐述。关于西夏活字本研究的最具标志性的成果则是2000年1 月由史金波和雅森·吾守尔的《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早期传播》[3]，对于到当时为止的几乎所有例证都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可惜对英、法的藏品没有全面的调查。史金波先生1994年从克恰诺夫处得到一些英国藏品的图版，撰写了《简介英国藏西夏文献》[4]，对其内容进行十分精到的判断。但因为所据均为复印件，对其刊布形式和版本样式就很难进行考察。
    2004年4月，为编纂出版《英藏黑水城文献》，我们在大英图书馆逐一记录文献的原始数据，鉴别文献的版本状况，等等。我们事先拟订了著录的义项，包括原始编号和现编号（原始编号对于分析文献的组群伴生关系十分重要，将来应当编制各个出土地点的文献索引）、原装帧形式（包括单页、卷轴装、经摺装、梵夹装、蝴蝶装、粘叶装、残片）、尺寸（纸高、宽，纸幅，卷心或版心）、纸质（事先估计可能出现多种纸质，但实际调查结果只是各种不同样式的麻纸，差异主要表现在厚薄色泽净污等）、纸色、墨色、写刻形式（写本、刻本、活字本、绘画等）、批注印章等等。总共40个左右的预选项。
    我们注意到，斯坦因获取文献以后，首先对于大多数文献的出土地点进行了编号。此后，大英博物馆在夹存到玻璃板中去的时候，又做了新的编号。经过仔细的考察，这不是按照从麻袋中取出顺序的随机编号，不是简单的财产登录。工作者仔细辨认了相互接近的材质，而材质等形式上的特性，也常常是同一或者同类文献的外在形式。比如，某一玻璃板中常常夹存同一内容、同一形式的残片，写本、刻印本、活字本被分别归属，而它们却常常是从不同的发掘地获得。我们十分惊讶他们对于活字本的鉴别能力，现在越来越受到关注的活字本，早在夹存入玻璃板以前，已经受到了充分的重视和合理的归类。
    我们不仅发现大量活字印本，而且不少是极为罕见的泥活字印本。在中国古籍刊刻史上，活字印本最早见于北宋沈括《梦溪笔谈》，然而最早的实物，却是近年发现的拜寺口方塔（始建于1075年）出土的西夏文文献《吉祥遍至口和本续》9册。而泥活字印本却极其少见，如果不是亲见实物，是很难鉴别的。
    泥活字本，因为泥土不能湮水，而且强度太低，实质上都是经过烧制，“火烧令坚”应当是“陶活字本”。由于是约定俗成的说法，一般也就可以称呼为“泥活字本”。英藏文献中的泥活字本，其基本特征是：除了木活字的一般情况（字体肥瘦正欹、字列歪扭不齐、字间互不参插、版面四角开口、绝无断版等等）外，几乎每个字都磨损了方角，而仅剩圆形的字核。这是因为多次的重新排列组合，使得字角磕碰；还有是因为刷墨时、刷印时鬃刷的压力和摩擦，也会使得边角首先磨损。相对来说，木活字相对坚韧而有弹性，不怕磕碰，耐受压力，就不太会有单个字体边角塌陷的情况。
    按照《梦溪笔谈》的叙述，庆历年间（1041～1048）毕升发明泥活字，“用胶泥刻字”，尚未有说用模印方法大量生产单个字体的说法，而且肯定说明了重复使用的情况：“常作二铁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才毕，则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用迄再火，令药熔，以手拂之，其印自落，殊不沾污。”此或为沈括初知或者初见泥活字制作使用的情况。
    虽然《梦溪笔谈》叙述十分明确，泥活字在印刷完成以后是立刻回收重排循环使用的，但是后来的发展是否就是如此呢？是否已经采用了模印制作的方法大量烧制而不需要循环使用了呢？
    绍熙四年（1193）周必大给友人信中说：“近用沈存中（括）法，以胶泥铜板移换摹印，今日偶成《玉堂杂记》二十八事。”所说工艺是否还是150 年前沈括记录的毕升的方法，就有些值得怀疑了。问题在于“以胶泥铜板移换摹印”如何理解。《笔谈》所说的铁板，在这里改换成了铜板。如果作为垫底的，或者齐头找平的用处，显然铜板在坚固刚性上比不过铁板，在比重分量上却要重于铁板，好像没有必要进行这样吃力不讨好的改革；“移换”尚可以解释为“更互用之”，但是“摩印”似乎不能简单解释为刷印。“摩印”应解释为“模印”，而铜板则应是作为字模的铜板，就像现代铅字印刷的铜质字模。“摩印”就是用粘土在铜板字模上模压出泥活字来。根据现有印本来判断泥活字是否模印，是十分困难的。但是如果不能找到印本文字笔画交叉处刀锋冲过的痕迹，或者其他明显的直接的雕刻痕迹，比如英藏文献中更多的是金石铸造的意味，就很有可能是模制的；武威市博物馆孙寿龄先生的试验是用刀雕刻的，笔画交叉处刀痕十分明显。这在西夏泥活字本中并不明显。
    至少到清道光咸丰年间，安徽泾县人翟金生印制《翟氏宗谱》（1857）等书籍时，已经使用了“泥活字模”，“仿效北宋毕升造泥活字的方法，分五种规格造出十万字泥活字”（注：国家文物局、中国历史博物馆编《中国古代科技文物展》图录，3—21图。朝华出版社，1997年。）。可见单个雕刻已经不能满足动辄“十万字”之需的加工速度。
    木活字的特点是刚性的、无法模印，再生产很不容易，重新回收利用的可能性比较大；而泥活字则可以通过模印、烧制的方法制作，其重复生产相对容易一些。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雕版印刷品是整个版面的边角磨损而不是单个字体的磨损，而活字印本则通常是单个字体的边角磨损；整版或者一角塌陷形成“邋遢本”，以致需要有“补修本”、“递修本”，对于板片的局部或者全部页面进行撤换，但是活字本就不可能有以板片为单位的塌陷和撤换。因为活字的使用假设是和雕版的使用假设不一样的；而泥活字本的使用假设和木活字本的使用假设也是不一样的。各自的使用假设是由不同的幅面、印数、页数和许可条件来决定的。我们可以从单个字体的磨损情况来推断定泥活字印本，但并不是说没有磨损的就一定不是泥活字印本，只是特征不很明显，需要更多的证据。
    如果泥活字有可能是模印制作的话，那么模印过程中边角的不丰满具足，也应当是先天的工艺缺陷。即使不是模印，在烧制到一千度以上而逐步冷却的情况下，泥活字的细小边角也是首先容易氧化断裂磕碰缺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