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章太炎是一位激烈的反满斗士，对于夷夏大防，对于民族大义毫不含糊，他一度推崇乡贤黄宗羲，但1903年章太炎从日本秘密回国后，对黄宗羲的评价开始发生变化，指责“黄太冲以明夷待访为名，陈义虽高，将俟虏之下问”，“以死拒征，而令其子百家从事于徐、叶间”，再加他和康有为的分歧，康、梁尊黄，“多持《明夷待访录》”，章太炎反对康、梁改良主义立场，“常持船山《黄书》相角”。（注：章念弛编《章太炎先生自定年谱》，光绪二十三年，上海书店1986年版。） 正因为以上诸原因，在章学诚的浙东学派学术谱系中，黄宗羲退居若隐若无的位置，在章太炎后来写的《清代学术之系统》中：“清代作史者，首为万斯同的明史稿。”（注：章太炎讲，柴德赓记《清代学术之系统》，《师大月刊》第10期，1934年3月出版。） 黄宗羲连踪影也全无。
其次，章太炎在构筑浙东学派学术谱系时除了突出其史学之长外，还着意彰显浙东学派兼采汉宋和长于礼学的特点。这一思路不仅体现在指出万斯大和万斯同“称说《礼经》，杂事汉宋”，而且强调“浙东学术”“说《礼》者羁縻不绝”。其殿军就是黄式三和黄以周父子。这是因为太炎先生虽然以古文经学大师名世，但他承继乾嘉以来汉宋兼采一路思潮（注：参见笔者所著《四库全书总目与乾嘉时期汉宋兼采思潮》，台湾宜兰“第一届清史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2003年10月。），尤其是其师俞樾“为学无常师，左右采获”的学风，对汉宋学力加调和，平息“汉宋争执”。（注：参见张昭军：《儒学近代之境——章太炎儒学思想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89页、149—157页。） 故侯外庐说：“他已经超出汉宋门户之见。”（注：侯外庐：《近代中国思想学术史》，上海生活书店1947年版，第843页。） 与此同时，乾嘉以降，因凌廷堪“以礼代理”号召的刺激，“礼学”蔚然兴起。黄式三、黄以周父子皆是晚清礼学大家。章太炎虽未真正列黄以周门墙，但“数谒先生”，多次登门受教。他不仅深为崇敬黄以周，以为以周是晚清堪与俞樾、孙诒让鼎足而三的大师，（注：章太炎：《说林下》，《章太炎全集》，第四卷，第119页。） 而且深受黄以周学术思想之影响，于“三礼”均有研究，多有发明。（注：参见张昭军：《儒学近代之境——章太炎儒学思想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89页、149—157页。） 正因为如此，章太炎扩充浙东学派学统，下及黄氏父子，并强调指出，黄氏父子出后，“浙江上下诸学说，亦至是完集”。
这样，在章太炎的话语中，浙东学派有三条学脉：一是尊史；二是重礼学；三是“杂事汉宋”，“为学不立门户”。显而易见，这是一个和章学诚以“重史”为唯一特征的“浙东学派”的不同谱系。它再次生动证明了“历史”的被建构的本质。
梁启超对清代学术史的研究受到了章太炎的影响。但是深受章太炎影响的梁启超，其关于“浙东学派”的论说却不同于章太炎。梁启超实际上回到了章学诚，一再强调“浙东学派”“尊史”的特点，“其贡献最大者实在史学”。章太炎关注的“礼学”和“杂事汉宋”则踪影全无。黄式三、黄以周父子则被从章太炎的“浙东学派”谱系中截去。
梁启超重新强调“浙东学派”的“尊史”特点，是因为在他心目中，史学是鼓动民族主义的重要器具。其次，他固然对旧史学激烈批判，发出倡导“新史学”的“史界革命”的呐喊，但他十分注意发掘构建新史学的重要本土资源。“浙东学派”就是他十分看重的一个思想宝库。和对史学的高度关怀形成对照，梁启超对于“礼学”，是评价不高的，他虽然肯定黄以周的《礼书通故》为“清代礼学之大成”，但他更强调的是：“礼学的价值到底怎么样呢？几千年很琐碎很繁重的名物、制度、礼节，劳精蔽神去研究他，实在太不值了。”（注：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两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13页。但是，梁启超在同段文字中又说：“我们试换一个方向，不把他（谓礼学）当做经学，而把他当做史学，那么，都是中国法制史、风俗史……第一期重要资料了……我们若用新史家的眼光去整理他，可利用的地方多着哩。”这方是研究礼学史的科学立场和态度。） 从章学诚到章太炎到梁启超，“浙东学派”因不同学术谱系的构建呈现出不同的面目，而每一次构建中都被加入了构建者的情感、意志和价值取向。浙东学派的研究就是这样不断深入和发展的，而浙东学派也就在不断的“加法”和“减法”中被构建起来，成为一种“历史事实”。
与笔者遥相呼应，台湾大学国文系教授郑吉雄在浙江宁波召开的“明清之际浙东学术文化国际研讨会”也提交了名为《浙东学术名义之检讨》的文章。该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对“浙东学术”这一名称所包含争议性解释的梳理与辨析。吉雄先生指出：要确立一个学派必须从三方面予以考虑：其一，学派成员如何理解自身所归属的学派？其二，不属于这一个学派的学者如何理解该学派？其三，后世学者站立在一个什么位置、持何种观点审视该学派？但20世纪以来关于“浙东学派”的种种界说对这些因素未加慎重考虑，显示出鲜明的建构性色彩。他尖锐地指出：“我们究竟要遮蔽住多少的‘异’来凸显浙东学者相互间的‘同’？又或应该要删略去多少的‘同’来说明他们彼此之间的‘异’呢？”郑教授所指出的“遮蔽住大量的‘异’来凸显一个学派之内学者相互间的‘同’”以及“删略去大量的‘同’来说明学派彼此之间的‘异’”，正是历史学家建构历史的习以为常的手法。他的思路与《清代浙东学派学术谱系的构建》一文不谋而合，可谓“闭门造车，出门合辙”。第二，从思想史的背景入手，对章学诚观念中“浙东学术”的主线重新加以解说。郑先生认为，章学诚所说的“浙东学术重史”，不能简单理解为“重史学”，因为，浙西学派也重史学，浙东学派也重经学。此处的“史学”，其含义是“切人事”。换言之，即“治学切合时代需求，而有特殊创造发明和成就”。故“阳明得之为事功，蕺山得之为节义，梨洲得之为隐逸，万氏兄弟得之为经术史裁。”这正是贯穿“浙东学派”的“一种信仰，一项精神，一个主张”。此论是关于“浙东学派”最新也最具说服力的解说之一。第三，郑先生将视野从“浙东”放大到“东亚”，发现了“崇理和崇气两个不同的典范的对立与互动，其实是一个超越国界的普遍现象”。从而极大的扩张了“浙东学派”的研究视野。
第三，关于常州今文经学派的研究。今文经学的复兴是晚清学术界重要的文化事项，历来被学人关注。但在大多数的研究中，今文经学都只是与龚自珍、魏源、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变法主张联系在一起，对其兴起的渊源却缺乏研究。实际上，钱穆早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就曾经提出过常州公羊学根源于惠氏家法的论断。2004年第1 期的《近代史研究》发表罗检秋教授的《从清代汉宋关系看今文经学的兴起》指出，今文经学的兴起是受到了汉宋调和的影响，其见解较为新颖。
在晚清今文经学代表人物的研究上，美国学者艾尔曼先生的研究则颇值得关注。如前所述，在今文经学的研究上，学者们更多的是聚焦与社会政治变迁息息相关的龚、魏、康、梁，对于在今文经学兴起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庄存与等人则关注不够，仅仅只是在叙述龚自珍、魏源的师承关系时略加提起，仿佛这些人物在整个学派的发展过程中处于可有可无的地位。艾尔曼先生将学术史与社会史相结合，考察了常州庄氏家族与地域乃至中央政治体系的关系，揭示了今文经学在其兴起之初的文化和思想况味，填充了今文经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
上述研究修正了某些传统习见，带来了视角转换的契机，也留下了进一步扩展的空间，值得治清代学术史者借鉴。
六、关于清代学术史研究的再研究
学如积薪，后来居上。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就是所有后来的研究都是建立在前贤相关研究基础上的。因而，深入细致地梳理前贤的研究成果，不仅可以超出窠臼，避免剿袭，而且可以获得学术的灵感，发掘新的议题。此外，前贤的相关研究本身也已经构成学术文化的重要内容，具有研究的价值。从这一意义上说，清代学术研究史同样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
在清代学术研究史上，有两种以“学术史”为视角展开的路数：
一是对清儒关于前代和当朝学术文化研究的再研究。有清一代学术文化至为繁盛，名作迭出，佳作不断。丰厚的学术成果需要不断的清理和总结，以便为下一阶段的发展提供思想资源。实际上，清代学术史的总结从乾隆后期就已经开始了。章学诚的《文史通义》虽然不是专门论述清代学术史的著作，但是其《朱陆》、《浙东学派》诸篇等都对当时的学术风气进行了较多的关注，可谓之清代学术史研究的雏形。嘉庆年间的学者江藩著有《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经师经义目录》、《宋学渊源记》，对清学进行了第一次总结。但是，江氏拘泥于“汉学”立场，对清代学术缺乏全面而公正的评判，尤其是“扬汉抑宋”的立场使其论述的深度大打折扣，遭到了当时许多学者的反对。宋学一系的方东树专门写了《汉学商兑》一书驳斥江藩，对汉学的弊端进行了深刻的揭示。与江氏的著作一样，方东树的书中也有很深的门户之见，不能客观地总结当时的学术成果。另外，阮元主持编撰有《皇清经解》，王先谦编有《续皇清经解》，汇集了清代经学研究成果，是清代经学史研究的重要参考。道光时期的理学家唐鉴著有《国朝学案小识》，从理学的立场上对清代中叶以前的学术进行了总结。
建国以来，对于清人研究本朝学术的成果一直缺乏清理和研究。9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卢钟锋先生出版《中国传统学术史》，致力于“对中国历代的学术思想及其流派作出总结和概括”。（注：卢钟锋：《中国传统学术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导论第1页。） 全书第十至第十五章分别论述清初、清中叶以及晚清以来学者对学术的反思和学术史论著的编订。书中所论述的许多著作，如熊赐履的《学统》、汤斌的《洛学编》，相关研究都非常薄弱，其它如潘世恩的《正学编》、汪佑的《明儒通考》等更是少为人知。因此，卢先生的研究可谓探幽索微，不仅勾勒了学术史发展的清晰线索，而且对后学具有指点门径的功效。
二是对近世以来学者对清代学术的研究进行再研究。在近世清代学术史研究中，梁启超、钱穆的同名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无疑具有典范意义，也最受重视。但是，仅仅研究梁启超和钱穆显然是不够的。罗志田教授指出：以往的清代学术史研究“始终没有一个相对均衡的整理”，备受关注的梁启超和钱穆两位先生始终只是道咸以降“新学”一线的代表人物，因此，在清代学术史的研究中引入乾嘉汉学系统的章太炎、刘师培二位先生的研究成果进行考察就显得尤为重要。（注：罗志田：《探索思想与学术之间的历史》，载《近代中国史学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70—271页。） 他的意见启示我们应该对章太炎、刘师培的清代学术史研究给予足够的关注。
笔者认为，章太炎、梁启超、钱穆实际上代表了清代学术史研究的三种不同理路：章太炎侧重于外在探研，将“论政”与“论学”融为一体；梁启超遵循着类比与建构的理路，以“清学”类比“科学”；钱穆强调内在索求，希望由“宋学”求解民族文化真相。
章、梁、钱三位先生之所以会表现出这些差异主要是由他们各自知识结构和现实关怀的差别造成的。章太炎的旧学根底非常深厚，又出入各派，兼采众家学说之长，对中国传统文化非常熟稔；同时，他又是近代著名的革命家，对满洲统治者的“异族”身份大为不满，积极投身反满运动。因此，章太炎以学术为武器，力图从清代学术文化发展的历程中找到思想资源。梁启超早年受过较好的乾嘉学术训练，后来又成为著名的今文经学宣传先锋，再后来又“绝口不提新学改制和孔子改制”，同时他又能广泛吸收西学的养分。这些不同的学术成分使梁启超的学术思想表现出多变的特征。他对中国文化有深厚感情，但面对“中学”的衰弱却又不得不借助西方的标准来评判中国文化。钱穆是自学成才的典范，民族主义的情感却非常深厚。但是，钱穆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从未参与实际的政治事务，加上他的学术真正确立之时满清已经成为历史，故他主要从文化的立场来表达他的民族主义情感。
由于出发点不一样，也导致了章、梁、钱三位先生在清代学术史的研究中得出的结论不一样。因此，探讨他们论清代学术史的贡献和缺失也显得非常必要：
章太炎在清代学术史的研究上有开创之功，他提出了关于乾嘉学术起源的“学隐”说；提出了吴、皖中分乾嘉学术的观点。他又力加阐扬戴震学风，并构建了“浙东学术”的三条发展线索（即经学、史学和礼学）。但同时他也留下了缺憾：首先，他以现实需要为转移，有违学术“求真”的精神；其次，章太炎虽然超出了汉宋门户，但对今文经学的评价却比较苛刻，表明章太炎还没有完全摆脱门户习见。
梁启超注重“时代思潮”的宏观研究；注意学术规律的总结；肯定耶稣会教士来华对清代学术的积极意义；表彰顾炎武在清代学术史上的开创性地位；诠释《古文尚书疏证》和《易图明辨》的历史意义；揭橥吴皖两派的不同学风；梳理晚清今文经学的发展流变；既从整体上总结了清代朴学的治学方法，又对具体的校勘学、辨伪学方法进行了探讨；关注地理环境对于学术风气的塑造；张大“浙东学派”；确立“学术史”典范。这些都是梁启超在清代学术史研究中作出的巨大贡献。但梁启超的研究也有缺憾，这主要表现在：其一，“理学反动说”割断了清代学术与宋明理学的关系；其二，将“清学”比为“中国之文艺复兴”非贴切之论；其三，文献准备不足，论证有空疏、浅薄之处。
钱穆治学注重考辨源流，他指出清代学术与宋明理学之间存在内在逻辑联系，又考证出“经学即理学”一语非顾炎武首创，认为清初学术的繁荣是由众多学者共同造成的。他从戴震与惠栋的学术渊源关系入手考察，指出吴、皖两学存在紧密的内在联系。此外，钱穆还揭示了晚清今文经学与乾嘉学术的关系。他的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拘泥于程朱理学的立场论戴震，作出了可加讨论的评价；其二，虽然注意到凌廷堪“礼学”思想的渊源，但却对其创新意义认识不足。
从三者之间的相互影响来看，梁启超的研究深受章太炎的影响，他在许多问题上参考了章太炎的研究，相应地也避免了前者的某些缺漏；而钱穆在从事清代学术史研究时，又受到梁启超的影响，他的许多观点即明显针对梁启超而引发。以两部同名的《中国近三百学术史》为例：从形式上看，钱穆选择传统的“学案”形式来论述清代学术，更倾向于“宋学”，而梁启超的同名著作却更倾向于“汉学”；但从内容上说，在学术源流的辨析上，钱著更胜一筹，论证也更为精密。（注：有关研究还可参见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2000届博士张锡辉先生的博士论文《文化危机与诠释传统——论梁启超、胡适对清代学术思想的诠释与意义》。）
在清代学术研究史上，张舜徽先生也据有重要地位，其所著《清人文集别录》、《清人笔记条辨》、《清儒学记》，构成自成体系独具特色的清学史研究系列。华中师范大学刘筱红教授于2001年出版《张舜徽与清代学术史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对张舜徽先生清代学术史研究的贡献、特点以及方法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探索，值得注目清代学术研究史的学者充分注意。
在诸位大师的努力下，清代学术史研究奠定了丰厚的基础。只要站在大师的肩膀上前进，清代学术史的研究必然会结出丰硕的果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