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汉宋之争的探讨
    汉宋之争是清代学术史研究中倍受关注的问题。一般认为，乾嘉时期的学术界存在着激烈的汉宋之争，集中体现在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和方东树的《汉学商兑》上，近年来，对于这一传统意见，学术界颇有不同见解：
    一是究竟存不存在汉宋之争。暴鸿昌反对有所谓汉宋之争的说法。他指出，清初无所谓汉宋之分；乾嘉时期汉学鼎盛，但大多数汉学家并不排斥宋学，而此时宋学衰微，鲜有宋学家诋毁汉学，诋毁汉学者多为文士；道咸以降，虽有方东树诋毁汉学，但汉宋调和已经成为主流。（注：暴鸿昌：《清代汉学宋学关系辨析》，《史学集刊》1997年第2期。） 尚小明认为，江藩的《汉学师承记》有很深的门户之见，而方东树的《汉学商兑》在为宋学辩护的同时，却有汉宋兼采的意味。（注：尚小明：《门户之争，还是汉宋兼采？——析方东树〈汉学商兑〉之立意》，《思想战线》，2001年第1期。） 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所长王汎森研究员的《方东树与汉学的衰退》一文也指出：“《商兑》一书标识着汉宋相融的新发展”，“在《商兑》出版半个世纪后，人们还把它当做是要求汉宋融合的嚆矢”。（注：参见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系谱》，河北出版社2001年。） 这一观点对于将《汉学商兑》视为汉宋相争之作的传统说法提出了修正，如果这一观点成立，则所谓的汉宋之争也就缺乏了根基。
    二是汉宋之争的焦点。早在20世纪70年代，余英时就在《清代思想史的新解释》一文中指出，清初考据学是为义理思想服务的。他认为清代考证学兴起的背景是儒学由宋明时期的“尊德性”向“道问学”的转换（注：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版，自序第3页、7页、349页、67页。）。考证学在最初兴起时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取证于经书”，因而，选择什么样的书作为考证对象是由学者的义理背景决定的。如程朱一系的阎若璩考证《古文尚书疏证》，是为了攻击陆王一派借以建立其学说的“虞廷传心”说；而陆王一派的胡渭则选择《周易》作为考证对象，也是为了从根本上削弱程朱的立说根基。90年代，张丽珠女士沿着这一思路进一步思考汉宋之争的有关问题。她针对传统的说法提出质疑：戴震是公认的考据学大师，为何晚年感叹讲义理的《孟子字义疏证》方为“平生著述之大”？阮元既然主张“汉宋兼采”，却又为何在《汉学商兑》中遭到宋学大将方东树的大肆攻击？张丽珠认为传统的“考据”与“义理”争锋的说法不足以揭示个中缘由，她指出：清代“汉宋之争”真正关键性的内容，应在于义理学内部存在着难以调和的汉宋歧见。
    笔者认为，乾嘉时期的汉宋关系，不能简单概括为“争”或“不争”，而是“争”与“不争”并存。“不争”在方法论上，双方其实都承认“考据”和“义理”不能偏废。“争”则在义理上，焦循在《雕菰集》卷七《申戴》中说：“东原自得之义理，非讲学家西铭、太极之义理也。”方东树对此极为不满，在《汉学商兑》下卷引焦循之语而加以评论：“夫古今天下，义理一而已，何得戴氏别有一种义理乎？”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汉宋之争的要害从根本上说在于思想的争锋。对于这一点，晚清的皮锡瑞看得很清楚，他在《经学历史》中指出：“戴震作原善、孟子字义疏证，虽与诸子说经相牴牾，亦只是辨一理字。”（注：皮锡瑞：《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13页。） 因而笔者认为，以《四库全书总目》为观察中心，汉宋的义理之争大致围绕四个方面展开：一是“理与气”；二是“理与欲”；三是“义利与王霸”；四是“礼与理”。除了相争的一面外，乾嘉时期的汉宋之间还有“不争”的一面，在《四库全书总目》以及当时许多学者的著述中都可以找到“汉宋兼采”或“不以汉宋立门户”的观点。（注：参见周积明：《乾嘉时期的汉宋之“不争”与“相争”——以〈四库全书总目〉为观察中心》，载《清史研究》2004年第4期。） 因此在研究乾嘉时期的学术格局时，必须超越表层现象，深入其腹地，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进行考察和把握，在历史的场景中理解真实的文化脉络。

    　　　　四、关于清代礼学的研究

    所谓的礼学，主要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一是以上古元典《周礼》、《礼记》和《仪礼》为考察对象的研究；二是以具体的礼仪为对象的研究，如对丧礼和婚礼的研究；三是关于礼的社会文化功能的研究。礼是中国文化中的核心范畴之一，触及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因为时代的变迁和不同解释模式的叠加而构成一个丰富的文化系统。先秦以降，礼学一直是学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近世以降，在内部新旧更替和西学强烈冲击的双重作用下，中国传统文化开始经历解体、重构的艰难历程。传统的文化范畴、哲学命题、致思方式无不经历了巨大的变迁。在这一过程中，礼学的价值受到强烈的质疑。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谈到礼学时，虽然也肯定清人治礼学取得的成绩“十分优良”，然而却又表示：“这门学问到底能否成立，我们不能不根本怀疑……他们的成绩虽然很好，我恐怕这些成绩多半是空的”。他还不无遗憾地写道：“礼学的价值到底怎么样呢？几千年很琐碎很繁重的名物、制度、礼节，劳精敝神去研究他。实在太不值了”。（注：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两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13页。但是，梁启超在同段文字中又说：“我们试换一个方向，不把他（谓礼学）当做经学，而把他当做史学，那么，都是中国法制史、风俗史……第一期重要资料了……我们若用新史家的眼光去整理他，可利用的地方多着哩。”这方是研究礼学史的科学立场和态度。） 梁书成于1923年冬至1925年春之间，其时，中国文化正在古与今、中与西的纠结碰撞中发生巨变。在此之前的“五四”更是以飓风般的气势冲击了天朝帝国的礼治体系，礼教被斥为“吃人”之学，礼学的价值自然不能被正确认识，从而走向衰落。近二十年来，礼学研究开始复苏，但其重心基本上在先秦礼学，有关清代礼学的研究则显得比较薄弱，不仅起步比较晚，而且展开的力度和深度也不够，其概况可以参照林存阳的《清代礼学研究散论》（注：林存阳：《清代礼学研究散论》，《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3年第4期。） 一文。90年代后期，台湾学者张寿安教授相继出版著作《以礼代理——凌廷堪与清代中叶儒学思想的转变》和《十八世纪礼学考证的思想活力：礼教论争与礼秩重省》对清代礼学研究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寿安女士的研究，包罗了全部清代礼学发展史的内容，但以乾嘉礼学为论述的重点。如前所述，《以礼代理——凌廷堪与清代中叶儒学思想的转变》的一个重要贡献即通过剖析凌廷堪等人关于“礼”的思考提出了“乾嘉新义理学”的概念，从而在余英时等人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拓开了人们的视野。《十八世纪礼学考证的思想活力：礼理争论与礼秩重省》是继《以礼代理——凌廷堪与清代中叶儒学思想的转变》后的又一部力作，全书“从概念式的探讨转向人伦日用的具体礼制”，并努力透视清儒于“名物度数”考据背后追求礼秩重建的思想性意义。（注：张寿安：《十八世纪礼学考证的思想活力：礼理争论与礼秩重省》，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2001年版，第11页、107页。） 在这一问题意识的指导下，张寿安女士以思想史的眼光来辨析清儒的考据学成就，在文献的绵密梳理中发掘出一个个鲜活的思想话题，显示了敏锐的学术发现力。其贡献有如下几点：
    第一，将清代礼学置于明清社会的特定历史语境中考察，揭示了明清礼学由“私家仪注”的“家礼学”向“以经典为法式”的“仪礼学”的转型。明儒治礼学，重视《家礼》，清儒则重视《仪礼》；明儒以“缘俗则礼行”为理念，清儒则以经典文本为依据。这种变化正反映了清儒期望借经典意义引申以重振社会礼秩的文化关怀。
    第二，揭示了清儒礼学的社会关怀。清儒礼学一重考礼，二重议礼。“考礼者，考证古代礼制、仪文、宫室、服饰、器物、度数等；议礼者，议论前代及当代的礼律和礼俗。”（注：张寿安：《十八世纪礼学考证的思想活力：礼理争论与礼秩重省》，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2001年版，第11页、107页。） 无论是考礼还是议礼，清儒治礼学的目的都在以古礼为参照，更变当下之礼律，矫正民间之礼俗。
    第三，在“由概念式的探讨转向人伦日用的具体礼制”的研究中，从清儒关于“礼”的考证中提炼出“亲亲／尊尊”、“为人后”、“姑嫂有服／姑嫂无服”、“成妇／成妻”等四个重要的话题，并通过与宋明理学型礼学思想的对比，揭示出十八世纪礼学考证思想的近代指向意义。如，寿安女士对“亲亲”、“尊尊”两大礼学范畴在历史上的演变与争议进行深入探究，指出，从表面看，亲亲、尊尊界限明晰且毫不艰深，但历代礼学家关于“亲亲”、“尊尊”却有诸多争议，其背后实际隐藏了不同的文化关怀。宋、元、明理学观的礼学以天无二日、士无二王、家无二尊为逻辑出发点，用三纲诠释礼经、建构礼仪，废黜私情而倡导绝对的公义，尊尊遂演成尊君，亲亲渐形卑下。清儒则通过礼文制度的考证，修正了天理观念下尊尊独重的礼秩观念，把“尊父”从尊君中释放出来，把尊母从尊父中释放出来。再如，叔嫂服制是清代学界重重辩论的一个大题目。寿安教授经过细密考证指出：主张“叔嫂有服”，是“渴望为叔嫂此一亲情关系，建立一种丧礼，并纳入礼制”。对婚姻关系何时成立的问题寿安女士也有解释：清儒主张依《礼》亲迎和成妇方标志婚姻关系成立，实质上是反对“以未嫁之身为陌生男子守节”和“家族式的婚姻观念”。正是通过这一系列的考辨和论证，张寿安女士揭示了清儒礼学考证的“思想活力”，也使得看似烦琐的清代考据具有了鲜活的生命力，不再面目冰冷。
    寿安女士的研究思想缜密，辨析微细，为研究清代思想文化史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也为礼学的思想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清代礼学著述卷帙浩繁，但由于不受重视，绝大多数都处于失语状态，如果我们转换视域，深入文献，一定可以发掘出更多的研究议题和思想线索。

    　　　　五、关于清代学术派别的研究

    有清一代，学术发展至为兴盛，大师迭出，若山峰耸峙，学术源远流长，学者间相互砥砺、相互切磋，构成了许多的学派，著名者有乾嘉吴派、乾嘉皖派、浙东学派、扬州学派、常州今文经学派。学派的研究从来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重要内容，而不同学派的形成，往往也隐藏着思想与学术的脉络。近年来，关于清代学派的研究也颇有新进展，值得关注。
    第一，关于乾嘉学派的分派研究。乾嘉时期的学者江藩在《汉学师承记》中表露出将乾嘉学派分为吴派、皖派的倾向。章太炎则在《訄书·清儒》中首次明确将乾嘉学派分为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和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其后，学者们大多沿袭了这一说法，并以之为不刊之论。
    陈祖武先生在研读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关于戴震的论述时受到启发，对吴派和皖派的划分提出了质疑。他认为以吴派、皖派来中分乾嘉学术不够合理，这是因为：第一，就治学领域而言，吴、皖派不能包括一时众望所归的顾栋高、陈祖范等人，而被章太炎划入吴派的汪中却与惠栋没有任何关系；第二，就学者的地理分布而言，吴、皖派不足以概括其他如常州今文经学派、桐城学派以及北方学者的考据学成就；第三，吴、皖两派的划分缺乏对乾嘉学派的动态考察。陈先生认为，与其说乾嘉学派是一个地域概念，不如说是一个时间概念，从惠栋到戴震体现了乾嘉经学的发展脉络。（注：陈祖武：《乾嘉学术与乾嘉学派》，《文史知识》1994年第9期。） 换言之，惠栋与戴震不是一个共时性关系， 而是历时性关系。对于陈先生的这一意见王俊义教授持不同见解。王俊义认为，肯定以地域为考察点的吴派、皖派之说并没有否定乾嘉学派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也不会掩盖其历史的发展轨迹。实质上，以吴派和皖派来作为乾嘉学派的内部流派划分，也仅仅只是一个代称和概称，人们划分学派的标准主要在于学者之间是否有师承关系及治学宗旨是否一致。（注：王俊义：《关于乾嘉学派成因及流派划分之商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5年第3期。） 台北淡江大学周彦文教授指出，学派的划分，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标准有不同的划分方法，很难说孰是孰非。
    第二，关于浙东学派的研究。浙东学派在清代学术研究中素来受到关注。清中叶以来，章学诚、章太炎、梁启超、钱穆、何炳松等学者先后对浙东学派了发表自己的见解。近年来，在乡土关怀的推动下，浙江籍的学者更是围绕浙东学派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但从总体上看来，在浙东学派的研究上，尚缺乏突破性进展。2003年12月，笔者在浙江宁波召开的“明清之际浙东学术文化国际研讨会”上宣读《清代浙东学派学术谱系的建构》（注：该文在修改后发表于《学术月刊》2004年第6期。） 一文，该文指出，“历史”实际上是被构建起来的，每一位历史学研究者都是历史的诠释者，在解读史料时都会加上自己的理解。不同的知识背景、问题意识和价值取向会使研究者对同一件历史现象作出不同的“识读”。清代“浙东学派”的形成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最初使用“浙东学术”和“浙东学派”概念的是黄宗羲和徐乾学，但在他们那儿，“浙东学术”和“浙东学派”仅仅只是指“王学”。到了章学诚处，清代“浙东学派”便呈现出一种谱系的构建，其起点是黄宗羲，经万斯同、万斯大，殿军是全祖望、邵晋涵。接着章学诚往下讲“浙东学派”的章太炎，其所构造的“浙东学派”的谱系增加了三位新面孔，即章学诚、黄以周、黄式三。到了梁启超的文章中，这一谱系又发生变化，黄氏父子被去掉，章学诚成为殿军。
 章学诚、章太炎和梁启超所构建的不同“浙东学派”学术谱系，恰好显示出历史的建构性特征。无论在章学诚那里还是在章太炎和梁启超那里，清代“浙东学派”的开山人物和殿军，都实际上只是他们各自心目中“浙东学派”的起点和终点。而我们要进一步追问的是，为什么在清代“浙东学派”的谱系的构建上章学诚、章太炎、梁启超会有不同的思路，其间隐蔽着什么样的历史内容。
    对于章学诚构筑“浙东学派”学术谱系的潜在意图，余英时有一个解释，他说，章学诚其实把戴震视为劲敌，但由于戴震的经学训诂切合当时的世风，更为一般学者所认可，故章学诚不得不寻求一个“源远流长的学统作为自己的后盾”，否则他将无法和继承朱子之学数传而起的戴震相匹敌。（注：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版，自序第3页、7页、349页、67页。） 笔者认为，章学诚与戴震之争固然可能是章学诚构筑“浙东学派”的潜在动机，但联系章学诚的思想背景与时代背景，或可发现另一种解释。乾嘉时期，史学严重衰敝，章学诚是一位力主学术经世的学者，而他最为主张的就是以史经世。“六经皆史”之说，虽然并非章学诚首创，但经过他的张大从而产生了重要影响却也是不争之论。为了突出史学的地位并寻求一个“源远流长的学统作为自己的后盾”，以与当时盛极一时的经学分庭对抗，同时也基于复兴区域学术传统的乡土情感，章学诚着意构筑了“浙东学派”的谱系，并特别突出其“重史”的特点：“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考诸史实，章学诚所称道的浙东学者并非专攻史学，而是经史文合一，黄宗羲、全祖望都是如此。同样，被章学诚称为“浙西学术”的代表人物顾炎武，其经学固然为不错，而其史学也实在是蔚为大观。（注：台湾大学教授何佑森早在1974年在《黄梨洲与浙东学术》中就指出：“如果我们将亭林之学归之‘浙西’，则‘浙西’除经学外何尝不重史学？……如果我们将梨洲之学归之‘浙东’，则浙东除史学外又何尝不重经学？”） 有学者比较浙东、浙西史学研究的特点，认为：黄宗羲（包括全祖望）重学术史，顾炎武重经济史；黄宗羲重记述史学，顾炎武重考证史学；黄宗羲重近史，顾炎武重古史。（注：暴鸿昌：《章学诚与浙东学派的关系考辨》，《齐鲁学刊》1994年第3期。） 无论是学术史、经济史、记述史学、考证史学，还是近史、古史，都无疑包含于史学内，只不过领域不同罢了。章学诚将黄宗羲与顾炎武、浙东与浙西划开，并着意淡化浙东一系经学色彩，突出“必究于史”的特点，这样一种构筑学术谱系的努力，正如海登·怀特在《后设历史学》中所指出的：运用史料的语言学立场可以发现事实，但在此之外构建一个历史陈述的任何步骤都是由美学的和伦理的考虑，而非科学的考虑所决定的。
    与章学诚一样，章太炎在构筑浙东学术的谱系时也有自己的理论预设。和章学诚比较，章太炎在《清儒》中所说的“浙东学术”有几点值得注意的地方：第一，章太炎不太重视黄宗羲的地位，故对黄宗羲一笔带过；第二，章太炎认为浙东学术有三个特点：其一，重史，在这一点上与章学诚相一致。其二，重视礼学研究，因而将“浙东学术”的下限说到黄式三、黄以周父子。其三，汉宋兼采。后两点均为章学诚所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