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地区是满洲发祥地，八旗入关后，仍是陪都所在，白山黑水的崇山峻岭、江河湖泊之间还生活着满族及其兄弟民族，那里的土地和人民理所当然是在清朝皇帝治下的版图之内。康熙二十八年（1689）中国与俄国签订划定中俄边界东段的《尼布楚条约》并立碑于界，以记两国边界走向，《清圣祖实录》这样记载此重大事件：“碑曰：大清国遣大臣与鄂罗斯国议定边界之碑。一、将由北流入黑龙江之绰尔纳即乌伦穆河相近格尔必齐河为界，循此河上流不毛之地有石大兴安以至于海。凡山南一带，流入黑龙江之溪河，尽属中国。山北一带之溪河，尽属鄂罗斯。一、将流入黑龙江之额尔古纳河为界。河之南岸，属于中国。河之北岸，属于鄂罗斯，其南岸之眉勒尔客河口所有鄂罗斯房舍迁移北岸……不以小故沮坏大事。仍与中国和好，毋起争端。一、从前一切旧事不议外，中国所有鄂罗斯之人，鄂罗斯所有中国之人，仍留不必遣还。”（注：《清圣祖实录》卷一四三，康熙二十八年十二月丙子。） 条约中凡与俄国对称，一律用中国。 这足以证明广袤的东北地区早在清开国时期已纳入大清版图，随着清朝皇帝入关为“中国”之主，那里的土地和人民自然为“中国”的土地和人民。
需要进一步探讨的还有清初皇帝使用“天下”一词的含义。昔日努尔哈赤对明国万历皇帝讲“天降大国之君，以为天下共主”，如今明清鼎革，乾坤翻转，作为天命所归的“大清国皇帝”已承继明朝皇帝为“大国之君”，理所当然是“天下共主”。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天下”一词，空间含义甚为深广，康熙说：“地理上应天文，宋儒云：天下之大，不可执中国地方推算。其言甚精而有理。”（注：《清圣祖实录》卷二六七，康熙五十五年三月乙巳。） 康熙中，喀尔喀内乱，哲布尊丹巴、土谢图汗归附清朝并为康熙所接纳，准噶尔为此责问清朝使臣理藩院尚书阿喇尼，阿喇尼答称：“我皇上为统驭天下中国之主。此一二人之命，有不思生全之者乎？”（注：《清圣祖实录》卷一四二，康熙二十八年十月。） 这里的“天下”是相对“中国”而言，指环绕“中国”的第一重空间（“天下”的第二重空间，下一节展开论述），那里居住着与“中国”同根、但尚未“向化”的“四夷”，当时主要指“中国”周边喀尔喀、厄鲁特、青海蒙古和西藏等尚未纳入大清版图的边远地区。康雍乾时期完成国家大一统的伟业，具体来说，就是将“天下”第一重空间纳入“中国”版图，使居住在那里的民族“中国”化。
先来考察这些地区与清朝关系的实际状况。
定鼎燕京前，喀尔喀三部、厄鲁特与清朝已通使问好，（注：《清太宗实录》卷二十七，天聪十年二月丁丑条：“以阿禄喀尔喀部落初遣使来朝，赐硕雷”。） 故入关后称其为“旧好之国”（注：《清世祖实录》卷四十六，顺治六年十月壬辰。）。但如康熙日后所言“昔太宗文皇帝，以次收定四十九旗蒙古，后欲全收北边喀尔喀，未及行而太宗文皇帝宾天”（注：《清圣祖实录》卷一四二，康熙二十八年九月戊戌。）。可见喀尔喀、厄鲁特与漠南蒙古四十九旗不同，清开国时并未纳入清朝国家版图。明清鼎革，入关伊始，天下大势未定，不可想象蒙古大国喀尔喀、厄鲁特会立即向自称“统驭天下中国之主”的清朝皇帝三跪九叩，俯首称臣。还要经过一段漫长的历史进程，喀尔喀至康熙中内附，厄鲁特则至乾隆二十年代，胜负才见分晓。这中间喀尔喀、厄鲁特与清朝或战或和，清朝称其为“部落”“国”“尔国”（注：《清世祖实录》卷九十一，顺治十二年五月壬寅。） 或“本朝职贡之国”（注：《清圣祖实录》卷一三一，康熙二十六年九月庚子。），其来“进贡”者称为“使臣”。但清初皇帝作为“统驭天下中国之主”，居高临下，对喀尔喀、厄鲁特等行文称“敕”，喀尔喀、厄鲁特来书则称“表”，仿照中原王朝的传统做法，对其“酌封名号，给之册印”（注：《清世祖实录》卷七十一，顺治十年正月戊子。），顺治谕旨甚至对喀尔喀部落土谢图汗、车臣汗等曰：“朕为天下主，尔乃弹丸小国之长。”（注：《清世祖实录》卷七十，顺治九年十一月甲申。） 在形式上，喀尔喀对清朝还有所谓“九白年贡”，清朝则回报以丰厚赏赐。（注：顺治十二年初定例：喀尔喀部落土谢图汗、车臣汗等八札萨克，每年进贡白驼各一、白马各八，谓之九白年贡。清朝赏每札萨克银茶筒各一重三十两，银盆各一，缎各三十，青布各七十。以答之。据《清世祖实录》卷九十五，顺治十二年十一月辛丑。） 对清朝来说，这一切关乎国家体统尊严，不过，见于清官书记载的“朝贡”“上表”“册封”之类很可能是一厢情愿的。实际上喀尔喀、厄鲁特追求甚至坚持与清朝地位平等，顺治中，曾为清朝使臣觐见喀尔喀汗礼仪争执不下，停止遣使。（注：《清世祖实录》卷七十，顺治九年十一月“甲申条”：“谕喀尔喀部落土谢图汗、车臣汗、伊思丹津喇嘛等曰：朕曾遣使至尔处，迟至两月余，乃先令拜塔而后见尔等。”） 康熙荡平三藩后特派大臣往喀尔喀、厄鲁特宣谕并大加赏赉，使臣奇塔特等请示“敕书赏物，臣等作何交授”，康熙说“伊等向行之例，俱用蒙古礼。今若凡事指授而去，或致相岐，行事反多滞碍。厄鲁特、喀尔喀依彼蒙古之例，大加尊敬，则已。”（注：《清圣祖实录》卷一百三，康熙二十一年七月乙卯。） 可见康熙并不拘泥晋见蒙古汗王礼仪的形式，而从两国关系现状出发，指示使臣入乡随俗，便宜行事，行“蒙古礼”亦无不可。清初与喀尔喀时有战事，双方文书来往，不免恶语相加。喀尔喀部落札萨克图汗称满洲为“红缨蒙古”（注：《清世祖实录》卷三十一，顺治四年四月丙子。），顺治立刻反驳说：“我朝原系红缨满洲，所称蒙古为谁？”又针对来书“不名，又‘尔我’相称”，质问“意欲与我敌体乎？”（注：《清世祖实录》卷三十二，顺治四年五月乙巳。） 剑拔弩张，俨然处于敌对状态，以故喀尔喀内附之际，清廷大臣还说“喀尔喀素称不驯”，“汗等恃其部族人民数十万众，未尝躬修臣节”。（注：《清圣祖实录》卷一五一，康熙三十年五月壬子。） 在这种长期紧张对峙的情况下，同为蒙古但被视为“属下蒙古”（注：《清圣祖实录》卷一五七，康熙三十一年十一月丁卯。） 的“四十九旗”与喀尔喀、 厄鲁特“分疆别界”（注：《清世祖实录》卷一百三，顺治十三年八月壬辰。）。界址称“边汛”、“汛界”（注：《清圣祖实录》卷一三六，康熙二十七年七月壬申；卷一四六，康熙二十九年六月辛巳。）。喀尔喀与清朝的关系至康熙中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
康熙二十年代中期以后，准噶尔博硕克图汗噶尔丹大举东进，喀尔喀三部分崩离析，部众溃散。康熙毅然决策，接纳归附喀尔喀汗王及其离散部众，并借此天赐良机，派出漠南蒙古各旗贤能都统、副都统，由蒙古王等带队，将喀尔喀“俱照四十九旗编为旗队”，“以来年草青时为期，指示法禁，如四十九旗一例施行。”（注：《清圣祖实录》卷一四二，康熙二十八年十月辛未。） 康熙三十年（1691）多伦会盟，命“喀尔喀七旗与四十九旗同列”，喀尔喀王贝勒贝子公等放弃“蒙古礼”，对康熙皇帝“三拜九叩”（注：《清圣祖实录》卷一五一，康熙三十年五月丁亥。），表示臣服。喀尔喀既与四十九旗同列，理藩院遂题请照四十九旗例给与印信，将土谢图汗、车臣汗、亲王策妄扎卜三部落分为三路：土谢图汗为北路喀尔喀，车臣汗为东路喀尔喀，亲王策妄扎卜为西路喀尔喀。（注：《清圣祖实录》卷一五五，康熙三十一年五月癸酉。） 喀尔喀正式纳入国家版图，并被康熙倚为比历史上长城还要坚固的“长城”，但不是为防御中国多民族大家庭内北方民族的，而是“防备朔方”（注：《清圣祖实录》卷一五一，康熙三十年五月壬辰。）。
从清朝文献考察，漠北喀尔喀蒙古各部落的名称、统属和定位在康雍之际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康熙《会典》中喀尔喀蒙古列于《理藩院三·柔远清吏司》条目之下，记其“以时朝贡，奉职惟谨”，“国家以羁縻之意，溥怀柔之仁”，地位“视四十九旗又为远矣”（注：康熙《大清会典》卷一四四。）。具体的区别是这样表述的：“凡蒙古部落之率先归服者，悉隶版图，犹视一体；及后至者弥众，皆倾国举部乐输厥诚，既地广人繁矣，乃令各守其地，朝岁时奉职贡焉”（注：康熙《大清会典》卷一四二，《理藩院一》。）。康熙《会典》记载止于康熙二十五年，其时喀尔喀尚未“内属”，如此记载，无疑忠实于当时清朝与喀尔喀蒙古关系的事实。雍正《会典·理藩院》列有多处喀尔喀“内属”“编旗分佐领”并与内蒙古四十九旗“一例”的记载，但缺少对其地位变化的总的概括。原因似乎是，喀尔喀各部落自康熙二十九年（1690）乌兰布通之战及翌年多伦会盟开始，编旗设佐、封爵给俸、会盟朝集、贡献赏赉、年班围班、刑罚边务等一应制度性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势必经历一段随时随事立法和事例积累梳理的摸索过程，喀尔喀新的定位才会逐渐明晰起来。喀尔喀的“内属”地位，犹如漠南蒙古从关外时代到康熙中才固定下来视同“内八旗”一样，也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到乾隆年间续修《会典》时，历史尘埃落定，才自然得出“与漠南诸部落等”的喀尔喀四部八十二旗“咸入版图”（注：乾隆《大清会典》卷八十，《理藩院·典属清吏司》。） 的结论。其疆理“东至黑龙江界，西至阿尔泰山与准噶尔接界，南至内扎萨克界，北至俄罗斯界”（注：乾隆《大清会典则例》卷一四二，《理藩院·典属清吏司》。）。其后嘉庆、光绪《会典》，喀尔喀或称“外蒙古喀尔喀”，或称“外扎萨克”，均列于“理藩院”条目之下，以示其统属关系；而在乾隆、嘉庆《一统志》中则与漠南蒙古同列于内地各省统部之次的《新旧蒙古统部》（注：乾隆《大清一统志》卷四百四。《四部丛刊》续编，上海书店。） 或《蒙古统部》（注：嘉庆《大清一统志》卷五三四。《四部丛刊》续编，上海书店。），以示与内地各行省无异。
准噶尔（厄鲁特）与清朝时战时和的对峙状态在喀尔喀内属后又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经过康雍乾这三位清代历史上最有作为的皇帝的持续奋斗，终于在乾隆二十年代最终实现了太祖、太宗的政治理想。
从《会典》和《一统志》的记载看，在喀尔喀之后厄鲁特蒙古（及其所属的回部）所在的整个西域新疆地区纳入国家版图、视同内地郡县的过程，似乎要曲折得多。据康熙《会典》记载，厄鲁特“以时朝贡，奉职惟谨”，地位“视四十九旗又为远矣”（注：康熙《大清会典》卷一四四，《理藩院三·柔远清吏司》。《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七十二辑，台湾文海出版社。），至雍正《会典》，厄鲁特仍“视四十九旗为外”（注：雍正《大清会典》卷二二二，《理藩院·柔远清吏司》。《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七十七辑，台湾文海出版社。）。对与清朝长期处于时战时和对峙状态的准噶尔即厄鲁特蒙古来说，上述定位符合历史事实。乾隆十二年（1747）开始纂修、二十九年（1764）成书的《会典》和《会典则例》，记事止于二十三年（1758），其时平定准噶尔战争刚刚结束，《会典》等没有也不可能立刻反映准噶尔地位的变化。成书于乾隆八年（1743）的《大清一统志》缺载还可以理解，但“天威震叠，开拓西域地二万余里”的空前伟业竟在号称一代巨典的《会典》付诸阙如，这不能不使乾隆和他的大臣们深感遗憾。乾隆二十九年（1764）十一月御史曹学闵以“近年来，平定准噶尔及回部，拓地二万余里，实为振古未有之丰功”，奏请将西域新疆增入《一统志》。军机大臣奉旨议覆，该御史所奏自属可行。乾隆谕示：“西域新疆，拓地二万余里。除新设安西一府及哈密、巴里坤、乌噜木齐，设有道、府、州、县、提督、总兵等官，应即附入甘肃省内。其伊犁、叶尔羌、和阗等处，现有总管将军及办事大臣驻扎者，亦与内地无殊。应将西域新疆另纂在甘肃之后。”（注：《清高宗实录》卷七二二，乾隆二十九年十一月戊申。中华书局1986年版。） 于是有《一统志》续修之举，与《一统志》同时重修的《会典》等也恪遵上述“与内地无殊”旨谕，对西域新疆部分（包括准噶尔和原准噶尔所属的回部）重新定位。重修的乾隆《会典》，实际上只重修了《理藩院》，其内容亦止于二十七年（1762）。该书《理藩院·典属清吏司》、《理藩院·柔远清吏司》条下记“准噶尔之地咸入版图，其封爵、会盟、屯防、游牧诸政，事厥有专司”，“画疆置吏，有如郡县”，昔日强盛一时的厄鲁特各部落已风流云散，《会典》及《则例》只记录了新疆与新疆以外地区的厄鲁特余部的名称——贺兰山厄鲁特、乌兰乌苏厄鲁特、推河厄鲁特、额济内土尔古特、都尔伯特（注：乾隆《大清会典》卷八十，《理藩院·典属清吏司》。）——及其牧地四至（注：乾隆《大清会典则例》卷一四二，《理藩院·典属清吏司》。）。而作为平准战争的延续，平定回部大小和卓木叛乱的胜利，使天山南麓维吾尔族人民聚居的南疆各城，也相继纳入大清版图。乾隆《会典》记载“天戈所指，臣服迩遐，拓西域版图数万里之遥。今自嘉峪关以外，旧部若哈密、辟展、吐鲁番，新疆若哈拉沙拉、若库车、若沙雅尔、若赛里木、若拜、若阿克苏、若乌什、若喀什噶尔、若叶尔羌、若和田，棋布星罗，同属内地。”（注：乾隆《大清会典》卷八十，《理藩院·徕远清吏司》。） 昔日准噶尔所踞西域新疆地区，遵照乾隆皇帝谕示，新设的安西州、鎮西府、迪化州，皆归陕甘总督管辖，故《大清一统志》列在“甘肃统部”之后；至伊犁东西路库尔卡乌素、塔尔巴哈台，回部自哈密、辟展至哈喇沙尔、库车、塞喇木、拜、阿克苏、乌什、喀什噶尔、叶尔羌、和田，则创建“西域新疆统部”，“次于直省之后”（注：乾隆《大清一统志》凡例；卷四百十四至四百十九“西域新疆统部”。）。嘉庆《一统志》如之。通过及时续修的《大清一统志》，使大一统的中国西北疆域版图得到了权威的确认。
附带谈一点，厄鲁特等虽曾以“国”自称，甚至与承继中华正统的大清国分庭抗礼，以至兵戎相见，甚或有取代清朝为中华大皇帝之念，但他们与清开国时期欲取代明国的努尔哈赤、皇太极一样，从来不自外于“中国”，原因何在？除了清朝士马强盛和怀柔政策的成功外，经济联系的纽带、对中华文化认同的历史传统，特别是藏传佛教这一独特的精神纽带的作用，不可低估。当喀尔喀离散彷徨之际，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以“俄罗斯素不奉佛，俗尚不同我辈，异言异服，殊非久安之计，莫若全部内徙，投诚大皇帝，可邀万年之福”（注：张穆：《蒙古游牧记》卷七。载《清代蒙古史料合辑》（二），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一言而决，遂全部归附清朝；准噶尔博硕克图汗噶尔丹向康熙一再表白“中华与我一道同轨”（注：《清圣祖实录》卷一四六，康熙二十九年六月甲申。）、“我并无自外于中华皇帝、达赖喇嘛礼法之意”（注：《清圣祖实录》卷一三七，康熙二十七年十一月甲申。）；雍正时准噶尔汗策妄阿喇布坦向清朝使臣坦陈：“皇帝者，乃一统砸木布提布之大皇帝，经教划一，日后必令我得以安逸，而西梵汗、俄罗斯察罕汗虽为较大之员，但皆属于异教，无用之人”（注：《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上册，第1010页。黄山书社1998年版。），又称“无喇嘛佛法，何以为生？”（注：《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上册，第6页。） 蒙古僧俗人士也相信“中华皇帝，乃活佛也”（注：《清圣祖实录》卷一八一，康熙三十六年三月庚辰。康熙中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觐见康熙时说：“蒙圣主大沛洪恩，特加拯救，是即臣等得遇活佛也。”（《清圣祖实录》卷一五一，康熙三十年五月丁亥））。无视准噶尔与清朝治下中国的历史的、文化的、经济的、宗教的不可分割的事实，夸大其独立于中国倾向的观点，是缺乏根据的。中国大一统实现以后，土尔扈特以“大圣皇帝（指乾隆）甚为仁慈，广兴黄教”，决策回归祖国，进一步证实藏传佛教精神纽带的作用。（注：据《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土尔扈特渥巴锡汗与策伯克多尔济、舍楞等密议，以“大国（中国）富强”，“大圣皇帝（乾隆）甚为仁慈，广兴黄教”，决策脱出俄罗斯回归祖国。见该书第111页。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 当然所有这一切，与自努尔哈赤、皇太极以来，一贯有意识地坚持奉行尊崇黄教的政策关系极大，诚如康熙所言：“达赖喇嘛深知朕护持宗喀巴之法”。（注：《清圣祖实录》卷一五七，康熙三十一年十一月丁卯。）
与喀尔喀归附清朝同时，环青海湖而居住的青海蒙古也大体循着“漠南蒙古模式”纳入大清版图。（注：参见乾隆《大清会典则例》卷一四二，《理藩院·典属清吏司》；乾隆《大清会典》卷八十，《理藩院·典属清吏司》；乾隆《大清一统志》卷四百十至四百十三；嘉庆《大清一统志》卷五百三十四至卷五百四十九。）。西藏则在康熙末趁大败准噶尔军威，进军安藏，废除和硕特蒙古藏王制。乾隆《会典》记曰：“（康熙）六十年，封康济鼐、阿尔布巴为贝子，隆布鼐为公，总理其地”，乾隆十五年（1750）平定西藏郡王珠尔默特纳穆扎尔叛乱，随即设噶卜伦等官员“分辖藏务，受驻藏大臣及达赖喇嘛管辖”，治藏体制初步确定下来。（注：乾隆《大清会典则例》卷一四二，《理藩院·典属清吏司》。） 西藏之地，分卫藏、喀木、阿里，辖六十余城，“东至四川边境，西至大沙海，南至云南边境，北至青海”（注：乾隆《大清会典》卷八十，《理藩院·典属清吏司》。）。在乾隆《一统志》中，西藏与内蒙古、察哈尔、喀尔喀、青海、西套厄鲁特等同列“新旧蒙古统部”（注：乾隆《大清一统志》卷四百十至四百十三。），在嘉庆《一统志》中，则与内蒙古、喀尔喀、阿拉善厄鲁特、青海厄鲁特、归化城土默特、牧场、察哈尔同列“蒙古统部”（注：嘉庆《大清一统志》卷五百三十四至卷五百四十九。）。
上述中国版图逐步拓展的历史过程，乾隆《会典》作了如下概述：
国初蒙古北部喀尔喀三汗同时纳贡，厥后朔漠荡平，庇我宇下，与漠南诸部落等。承平以来，怀柔益远，北逾瀚海，西绝羌荒，青海厄鲁特、西藏、准噶尔之地咸入版图。其封爵、会盟、屯防、游牧诸政，事厥有专司。（注：乾隆《大清会典》卷八十，《理藩院·典属清吏司》。）
清代大一统的显著特点是国家控驭版图之内边远地区能力切实得到加强，这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巩固的意义巨大而深远。正如雍正所言：“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注：《清世宗实录》卷八十六，雍正七年九月癸未。） 到这时可以说，传统“中国”概念的外延已拓展到了“天下”的第一重空间——古代“四夷”居住的地域，昔日边远蛮荒之地，一律“画疆置吏，有如郡县”（注：乾隆《大清会典》卷八十，《理藩院·柔远清吏司》。），用人行政，与内地行省无殊。清朝皇帝对中国的认识，从《会典》和《一统志》等最权威官书来看，乾隆中期以后的中国已不是古代黄河中下游的华夏地区，也不是中原汉族地区的狭义的“中国”，在其明确的疆界内，既有汉族中原内地各行省，更包括广袤无垠的边远地区。狭义“中国”一词作为历史遗存虽然偶尔还挂在清朝皇帝的嘴边，但对外国人而言，中国开始成为大一统国家的专有名称，与大清国、天朝、朝廷等的含义完全叠合在一起，（注：《清高宗实录》卷七八四，乾隆三十二年五月上，谕旨称“对远人颂述朝廷，或称天朝，或称中国，乃一定之理”。） 只是用于不同场合，不复有任何区别。在大一统中国版图上生活繁衍的汉族、满族、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回族等数十个民族、部族，以前所未有的势头凝聚在一起，对大一统中国的国家认同同样以前所未有的势头蕴蓄着，强化着。
下面需要进一步探讨清朝皇帝“天下”一词含义的第二重空间，这关系到国家统一大业完成之后，他们所理解的中国疆界的最终界限，或者说，清朝皇帝使用中国一词的外延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