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是中国历史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逐步发展以至最后定型的关键时期。清朝不仅对奠定今天中国的版图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近现代国家意义上的中国概念也是在清朝统治时期才出现的。今天无论汉族，还是众多少数民族，都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自己的祖国是中国。看起来这似乎无需论证，其实，中国各族人民从民族认同到对统一国家的认同经历了几千年漫长岁月的积淀与整合，在清朝统治的三百年间，才最终成为定局；而作为主导那一时期中国政治的清朝皇帝对中国的体认，以及他们的逻辑思维方式和实践行为，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清开国时期的国家概念

    明代的中国，主要依托中原农耕地区的明朝，隔九边与蒙古族所建立的北元及尔后的鞑靼、瓦剌以敌国长期对峙。迨明朝末造，东北边陲建州女真崛起。从明万历十一年（1583）努尔哈赤起兵，到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1644）清兵入关定鼎燕京，大约60年间，见于文献记载的满洲使用的国号有“女直国”、“建州国”、“后金国”、“大金国”和“大清国”。（注：据《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一“满洲源流”载，清皇室始祖布库里雍顺“其国定号满洲”，“南朝误名建州”。这是清初《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撰稿者的杜撰。清开国时期从未使用“满洲国”一称。据潘喆、李鸿彬、孙方明编：《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第298页。中国人民大学1984年版。） 万历二十四年（1596）努尔哈赤致朝鲜方面的回帖中自称“女直国建州卫管束夷人之主”。（注：《建州纪程图记》第22页。辽宁大学《清初史料丛刊》1979年版。） 这是努尔哈赤使用“女直国”国名的最早记载。“女直”即女真，因辽兴宗讳宗真，故改称女真为女直。
    万历三十一年（1603）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筑城，两年后致辽抚赵楫、总兵李成梁的呈文中说：“我奴儿哈赤收管我建州国之人，看守朝廷九百五十余里边疆”。（注：转引自黄彰健《奴儿哈赤所建国号考》一文（台湾文海出版社《清史论丛》第一辑）。） 万历三十五年（1607）三月努尔哈赤又致书朝鲜国王：“建州等处地方夷王佟呈，为夷情事。朝鲜国王知道，有天朝、你朝鲜、我达子三国”。（注：转引自黄彰健《奴儿哈赤所建国号考》一文（台湾文海出版社《清史论丛》第一辑）。） “建州国”之称一直沿用到万历四十六年（1618）与明朝彻底决裂，才由“后金国”取代。（注：苕上愚公：《东夷考略·建州》万历四十六年四月，“闰四月，奴儿哈赤归汉人张儒绅等赍夷文请和，自称建州国汗”。据潘喆、李鸿彬、孙方明编：《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第70页。中国人民大学1984年版。）
    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努尔哈赤在致朝鲜国王书信中首揭后金国号（注：据《东夷考略·建州》，万历四十七年萨尔浒战役后，朝鲜“咨报奴酋移书声吓，僭号后金国汗，建元天命，斥中国为南朝，黄衣称朕，意甚恣”，《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第74页。），直到明崇祯九年、金天聪十年（1636）改国号为大清，金国作为国号近20年。
    “女直国”（建州卫）、“建州国”表示努尔哈赤对女真及建州女真的民族认同，国名反映建州女真模糊的国家概念：“后金国”、“大金国”则表明即将完成及已经完成统一的女真各部对共同国家的认同，这个共同国家名称之所以取名为“后金”和“大金”，则在于向外间彰显继承的是历史上女真民族建立的金国的统绪；皇太极改“金”为“清”，从国家认同来解释，是因为当时金国治下的臣民虽以满洲为主体，但同时已融入数量众多的蒙古人、汉人以至朝鲜人等，金国的国名既涵盖不了满洲以外的民族，女真以外的其他民族也难于接受这一包含历史宿怨的国号。
    满洲兴起时，对女真相邻各部以及与满洲或战或和的蒙古各部动辄也以国相称，如称所谓“九部联军”为“九国兵马”（注：《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一，癸巳年九月。据《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第315页。），称海西四部为“哈达国”“夜黑国”“兀喇国”“辉发国”（注：《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一，戊子年，辛卯年，癸巳年。据《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第311、313、315页。），蒙古各部则称为“蒙古诸国”，蒙古察哈尔部则称为“察哈尔国”（注：《清太宗实录》卷四十二，崇德三年七月丁卯，谕西北蒙古喀尔喀部落查萨克图汗下使臣达尔汉囊苏喇嘛曰：“朕以兵讨有罪，以德抚无罪，惟行正义，故上天垂佑，将蒙古诸国悉以与朕，今蒙古国主察哈尔汗之子见在朕皆抚养。”中华书局1985年版。），等等。可见努尔哈赤与皇太极并没有也不可能将“部落”与“国家”做现代意义上的严格区别，他们不过随着自身政治势力的迅速膨胀，认为自己有权利与汉人一样创建国家、更改国号。对满洲如此，对同样被明朝视为“夷虏”的其他女真各部和蒙古各部也是如此。
    需要深入探讨的是，清太祖努尔哈赤与清太宗皇太极在他们“建国”的过程中如何对待明朝，他们心目中“中国”和“天下”的概念是什么？
    在努尔哈赤羽翼未丰时，称明朝为“大明”“朝廷”“天朝”（注：《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一，《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第304页。），既公开称王称帝，立国建元，则称明朝为“明国”或干脆与明朝尔我相称，甚至称明朝为“南朝”（注：北京图书馆藏：《后金檄万历皇帝文》：“朕虽屡获天佑，志气未骄，在人上不敢分毫生事。公正之人，尔南朝偏护边外他国，要杀之，方昭告皇天而起兵，不想天怪南朝而佑我。”据《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第295页。），俨然以“北朝”自居。他们虽然仍奉明朝为“中国”（注：《后金檄万历皇帝文》述及萨尔浒之战时说“南朝又说我何敢举兵抗拒，中国发兵四十万，四路齐进，意欲剪灭除根”，据《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第295页；《清太宗实录》卷二，天聪元年正月：“己亥年我出师报哈达，天遂以哈达畀我，尔国乃庇护哈达，逼我释还其人民。及释还哈达人民，复为叶赫掠去，尔国则置若罔闻。尔既称为中国，宜秉公持平。”同书卷十八，天聪八年三月：“明国复无一言。明既为中国，则当秉公持平，乃他国侵我，则置若罔闻。”），但认定“中国”并不是明朝皇帝，也不是汉族人可以永久垄断的。当努尔哈赤称“英明汗”，建元“天命”并改国号“后金”时，就表明他要缔造一个不奉明朝正朔、与大明平起平坐的国家；岂止于此，他还向往着有朝一日到北京、汴京、南京当皇帝的美好远景。（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译注：《满文老档》天命七年四月十七日，金致书明军守将：“我汗公正，蒙天眷佑，其南京、北京、汴京，原非一人独据之地，乃诸申、汉人轮换居住之地也。”该书378页。中华书局1990年版。） 皇太极直接继承发扬了努尔哈赤的志向，他向喀尔喀蒙古札萨克图汗宣称与辽金元三国之主相等：
    昔辽金元三国之主，当征战时，西伐厄讷忒黑，东抵朝鲜，北及黑龙江，南至于海，无远弗届。朕今日正与相等也。（注：《清太宗实录》卷四十二，崇德三年七月丁卯。）
    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是女真人支脉，有“本大金之裔”（注：《后金檄万历皇帝文》述及萨尔浒之战时说“南朝又说我何敢举兵抗拒，中国发兵四十万，四路齐进，意欲剪灭除根”，据《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第295页；《清太宗实录》卷二，天聪元年正月：“己亥年我出师报哈达，天遂以哈达畀我，尔国乃庇护哈达，逼我释还其人民。及释还哈达人民，复为叶赫掠去，尔国则置若罔闻。尔既称为中国，宜秉公持平。”同书卷十八，天聪八年三月：“明国复无一言。明既为中国，则当秉公持平，乃他国侵我，则置若罔闻。”） 的强烈意识，又深受蒙古文化的影响，他们继承的是北方民族大胡和东胡的历史文化传统，当他们的实力足以自立甚至与明朝治下的“中国”抗衡时，以“辽金元三国之主”的后继者自居是合情合理的。但在承袭儒家思想体系的中国观和天下观的明朝和朝鲜看来，则是骇世惊俗大逆不道的举动。万历十七年（1589）努尔哈赤起兵未久，朝鲜政府就得到情报称“老乙可赤则自中称王”“将为报复中原之计”（注：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四册，第1530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至建国后金，明朝方面更惊呼“（奴酋）黄衣称朕”（注：据《东夷考略·建州》，万历四十七年萨尔浒战役后，朝鲜“咨报奴酋移书声吓，僭号后金国汗，建元天命，斥中国为南朝，黄衣称朕，意甚恣”，《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第74页。）。但必须指出，无论崛起中的边外枭雄努尔哈赤、皇太极，还是身居朝廷、为天下共主的明朝皇帝，都认同事实上存在的大中国框架。
    上面已经提及，努尔哈赤在与大明决裂前，自称“收管我建州国之人，看守朝廷九百五十余里边疆”。所谓“边疆”，明白无误地指“朝廷”的边疆，这里透漏出来的是奉明朝皇帝为主的大中国的国家意识。即使在后金起兵揭开了长达25年之久的对明战争之后，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也从来没有萌生过在国家版图之外另辟乾坤的念头，他们念念不忘的是，如何尽快实现入关占据燕京（或南京或汴京），取代明国，以为天下中国之主的宏图伟业。另一方面，明朝也没有把建州女真视为“属国”“外国”。据《明实录·神宗实录》万历三十四年六月壬子条：“廷议以朝鲜为藩篱属国，海建乃款市贡夷，均受国恩，各宜自守。”（注：《明神宗实录》卷三十四。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 所谓“海建”，即海西女真和建州女真，明廷认为海、建的地位不能等同于“藩篱属国”朝鲜，他们是国家边远地区羁縻卫所的长官，是“款市贡夷”。可见明朝皇帝尽管鄙视东北地区的女真人为“东夷”，但并没有将他们摒弃于大中国之外。
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脑海中，“中国”的概念是尊崇的，但“中国”之君不是万世一姓的。他们奉明朝为“中国”，但环“中国”之外，还有蒙古、女真等许许多多“国”或“部”的存在，他们和“中国”一起构成了“天下”。努尔哈赤讨明檄文《七大恨》中第七恨指责明朝偏袒哈达、叶赫，与建州为敌，他说：“天降大国之君，以为天下共主，岂独吾一身之主？”（注：《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天命三年四月十三壬寅。据《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第339页。） 这与日后皇太极所言“明既为中国，则当秉公持平，乃他国侵我，则置若罔闻”（注：《后金檄万历皇帝文》述及萨尔浒之战时说“南朝又说我何敢举兵抗拒，中国发兵四十万，四路齐进，意欲剪灭除根”，据《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第295页；《清太宗实录》卷二，天聪元年正月：“己亥年我出师报哈达，天遂以哈达畀我，尔国乃庇护哈达，逼我释还其人民。及释还哈达人民，复为叶赫掠去，尔国则置若罔闻。尔既称为中国，宜秉公持平。”同书卷十八，天聪八年三月：“明国复无一言。明既为中国，则当秉公持平，乃他国侵我，则置若罔闻。”），其内涵与逻辑都是一致的，即明朝皇帝作为得天命的大国之君，作为“天下”共主，在“中国”周边各“国”各“部”发生纷争时，自当秉公持正，剖断是非。如“中国”之君逆天妄行，失去上苍眷佑，则自有取而代之者。天命年间努尔哈赤多次讲过中国古代天命循环、鼎故革新的事例，从成汤代夏桀、文王兴起代纣王之业、刘邦以布衣起兵卒灭暴秦、金太祖阿骨打灭辽灭宋、蒙古成吉思汗得金帝之业建立元朝，直至明朝朱元璋幼失父母，孤身为僧，“后天命归之，遂为天子”，结论是“我本大金之裔，曷尝受制于人，或天命有归，即国之寡小勿论，天自扶而成之也。”（注：参见《后金檄万历皇帝文》，《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第289—296页；《满文老档》天命七年四月十七日，该书377—378页。） 所以说，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脑海中，“中国”的概念是天命所归的皇帝治下的以中原为主的区域。他们在没有实现取代明朝统治并履行“奉天承运”庄严仪式之前，承认天命仍为大明天子所有，大明天子治下的“中国”是“大国”。由此可知，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所谓的“中国”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的概念；他们使用的“天下”一词，庶几与今天常说的“自古以来中国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意义上的中国相近。
    其实，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在使用“中国”和“天下”这一概念时，不自觉地沿袭了汉族中原王朝的“中国”观。众所周知，见于文献记载的“中国”一词，自古以来就有多重内涵，而其外延更是随历史的发展而不断衍变。就地域意义上的“中国”而论，上古以至先秦时期，以天子所都为中，故曰“中国”，嗣后，华夏族建国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称“中国”，而周边“蛮夷戎狄”则谓之“四夷”；秦汉以后，随着疆域的开拓、经济重心逐步南移，特别是汉族与周边各族融合的深度与广度的推进，“中国”概念的外延也在逐步展开，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以至珠江流域这些主要汉族活动的地区，都在“中国”一词的涵盖之下，（注：参见《辞源》（修订本）上册，第87页，“中国”，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中国历史大辞典》上卷，第443页，“中国”，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版。） 而周边各族生息繁衍的广袤地域却被浸透着“夷夏之防”观念的汉族史家及学者文人视为“中国”之外的“化外”蛮荒。
    显而易见，传统儒家观念中的“中国”过于狭隘，与历史上汉族与周边各族共同缔造着的大中国的事实不相符合，与今天作为我国专称的中国更不可同日而语，必须廓清所谓长城、柳条边是古代中国国界之类有意无意的误解和曲解；另一方面在批评“华夷之辩”大汉族主义倾向时，要准确阐释在所谓“内中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注：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卷十八，成公十五年：“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中华书局影印本。） 春秋大义中“中国”与“四夷”共处“天下”的同一的一面。《后汉书·东夷列传》所言“蛮、夷、戎、狄总名四夷者，犹公、侯、伯、子、男皆号诸侯云”（注：《二十四史·后汉书》卷八十五，列传第七十五。中华书局1997年版。），明太祖朱元璋讨元檄文所言“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注：《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六，吴元年十月丙寅。），与上文所举《明神宗实录》将海西、建州女真与属国朝鲜加以区别，都雄辩地证明，华夷的分别，从来不是中国与外国的分别；华夷的对立和冲突，从来不是中国与外国的对立和冲突。古代“四夷”与“中国”一切恩恩怨怨都不过是历史上中国这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内部的家事。
    总之，身为夷狄的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不甘被自视优越的汉族视为任人践踏任人宰割的下等族类，他们必欲争取华夷平等的政治理念以及建国称帝的举动，强烈地震撼了江河日下的明朝统治者，对根深蒂固的儒家“华夷之辩”理论体系也发出了空前有力的挑战。但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从来没有自外于“中国”，在不脱离大中国的大前提下，努尔哈赤父子对自己政治地位的体认与传统儒家的国家观并无二致。恪守祖宗家法的清太祖、清太宗的后世子孙们，将在更加广阔的政治舞台上，以天命所归的“天下中国之主”的角色，解释、演绎和推广他们在开国时代的理念和经验。

    　　　　“统驭天下中国之主”

    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1644）三月十九日，李自成大顺军陷京师，崇祯自缢于煤山，明亡。四月四日范文程上书摄政王多尔衮，请定进取中原大计，此时犹不知明朝灭亡。四月九日，多尔衮率大军启行，十三日师次辽河，始知大顺军占领京师。二十二日山海关大战清军与吴三桂军联合击溃李自成大顺军主力，追杀四十里，五月二日入据京师。当年十月，顺治亲诣南郊，告祭天地，即皇帝位。称大清国皇帝“祗荷天眷，以顺民情”，“兹定鼎燕京，以绥中国”，“仍用大清国号，顺治纪元”。（注：《清世祖实录》卷九，顺治元年十月乙卯。） 此前一年，顺治在盛京刚履行过大清国皇帝祭天登极仪式，此时他二度祭天登极，意在向天下郑重昭示，他和他的叔父摄政王实现了其父祖得天眷佑的遗愿，正式成为中国的主人。
    明清鼎革，顺治虽不改关外时期“大清国皇帝”名号，但清朝皇帝的角色实际上已发生本质变化。下面首先探讨他们对“中国”概念的理解。
    清初皇帝十分明确地意识到，他们既“仰承天命”“抚定中华”，即理所当然继大明为“中国”之主，（注：参见《清世祖实录》卷十五，顺治二年四月丁卯；《清世宗实录》卷八十六，雍正七年九月癸未。） 故明所辖的版图及版图上的子民全部归其所有，故明所代表的一切国家主权由其行使。尽管顺治以至康熙中期40年间清朝还在步步推进着对明朝治下“中国”的统一事业，但他们对整个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有着坚定的原则立场。定鼎燕京前，南明诸臣拥立福王朱由崧即皇帝位于南京，以明年为弘光元年。摄政王多尔衮遂致书史可法，称“若拥号称尊，便是天有二日……夫以中华全力受困潢池，而欲以江左一隅，兼支大国，胜负之数，无待蓍龟矣……宜劝令削号归藩，永绥福禄。朝廷当待以虞宾，统承礼物。带砺山河，位在诸王侯上。”（注：蒋良骐：《东华录》卷四，顺治元年七月壬子。中华书局1980年版。） “中华”大国为清朝所主，故明福王可以远仿关外孔、耿、尚三王，近效降清的平西王吴三桂，甚至可望“带砺山河，位在诸王侯上”，但国家主权绝对不容分割，“若拥号称尊，便是天有二日”。再看康熙与台湾郑氏政权的谈判。顺治十八年（1661）民族英雄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以为抗清基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康熙打算采取招抚方针解决台湾问题，甚至允许承继郑成功统治台湾的郑经接受“藩封，世守台湾”（注：江日昇：《台湾外纪》第207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但在谈判中郑经坚持“比朝鲜，不削发”作为投诚条件，被康熙断然拒绝，理由如康熙所言：“朝鲜系从来所有之外国，郑经乃中国之人”（注：《明清史料》丁编，第三本第272页，“敕谕明珠等比例朝鲜不便允从”。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2年。）。因此，清朝与台湾郑氏集团的多次谈判皆无果而终。康熙二十二年（1683）“三藩之乱”业已平定，而台湾内部又呈乱象，康熙决策命将出兵，一举统一台湾。
    与江南、台湾有所不同，明朝未能实施直接统治的厄鲁特、喀尔喀等边远地区，则暂时可以划界分治。顺治十三年（1656）清廷与厄鲁特因边境“番夷”归属发生纠纷，顺治传谕厄鲁特巴图鲁台吉、土谢图巴图鲁戴青等说：“分疆别界，各有定制”，“傥番夷在故明时原属蒙古纳贡者，即归蒙古管辖；如为故明所属者，理应隶入中国为民，与蒙古又何与焉？”（注：《清世祖实录》卷一百三，顺治十三年八月壬辰。） “为故明所属者，理应隶入中国为民”，清楚地诠释了清朝皇帝心目中的“中国”的概念。尽管边远地区还一时不能纳入中国版图，但与故明曾有封贡关系的汗王活佛只要承认清朝“中华大皇帝”的地位，仍然可以延续以往与“中国”的关系。顺治在赐西域阐化王王舒克等贡使琐诺木必拉式号妙胜慧智灌顶国师时说：“今天下一家，虽远方异域，亦不殊视。念尔西域从来尊崇佛教，臣事中国，已有成例，其故明所与敕诰印信，若来进送，朕即改授，一如旧例不易。”（注：《清世祖实录》卷三十九，顺治五年七月辛卯。） 原来明朝的属国，亦照此思路一体办理，如清初琉球通过改换敕诰印信很快恢复与中国的宗藩关系。（注：《清世祖实录》卷三十二，顺治四年六月丁丑，谕琉球国贡使：“朕抚定中原，视天下为一家，念尔琉球自古以来世世臣事中国，遣使朝贡，业有往例。”）
    上述事例表明，清初皇帝使用“中国”一词时沿袭了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中国”概念，也可以说沿袭了古代传统“中国”的概念，是指古代汉族王朝治下的以中原内地为主的地区。所谓“以绥中国”“抚定中华”（注：《清世祖实录》卷十五，顺治二年四月丁卯。） 含义就是，将次第削平中原反清势力，首先完成“中国”统一。然而，毕竟物换星移，时代变迁，清初“中国”概念的外延已有了很大推展，一是漠南蒙古，一是满洲发祥地广袤的东北地区，都已视为“中国”版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