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明代的蒙古族自从脱古思帖木儿败亡之后，已经没有一个部落首领再有雄心以规取中原为己任而要兴兵南下。正统年间的“土木之变”，也先全无夺取明帝皇位的设想和准备，其对北京的攻击亦不过是一种要挟。俺答汗所发动的“庚戌之变”也是如此，目的在于以武力迫使明朝允许通贡，因而对京城并未发动进攻，而只是在京郊进行抢掠。这一点确实被大学士严嵩看准了，因此他一意避战，当兵部尚书丁汝夔向他问计时，他的答复是：“塞上败或可掩也，失利辇下，帝无不知，谁执其咎？寇饱自扬去耳。”（注：《明史》卷204《丁汝夔传》。） 而俺答汗在抢掠京辅的时候，其最终目的仍是要打开通贡之门，他自己的使者屡被杀戮，不能再派自己的人，于是在攻掠通州时，将湖渠马房的太监杨增俘获，当兵临北京城下时，就将杨增放回，让他“持番书入城求贡”。（注：《明世宗实录》卷364，嘉靖二十八年八月壬午条。） 其番书的具体内容已不可详考，但据《万历武功录》载：“俺答果为慢书，附曩所卤中贵人杨增以进，曰：予我币，通我贡，即解围。不者，我岁一虔而郭。”（注：《万历武功录》卷7《中三边一·俺答列传上》。） 以此所见，要求通贡仍是俺答汗的本意所在。根据蒙古史料所载，这个杨增后来就成为明蒙双方沟通的使者，《阿勒坦汗传》称：“其后汉国大明汗慑于普尊阿勒坦汗之威名，派来名为杨兀札克之人，谓：‘相互为害不能杀绝斩尽，故不如和好往来买卖通贡。’派名为阿都兀齐者偕同来使前往，将大军撤至墙外开始会谈，以三万户分别进兵逼和，取得极多田赋之后而回还。”（注：珠荣嘎译注：《阿勒坦汗传》，第50—51页，阿都兀齐明人称作“丫头智”。） 从这些记述中可以看出，在俺答汗耀兵京郊期间，明蒙之间经过使者往还，达成了撤兵至长城以外开始会谈的协议，这也正是徐阶为世宗所定的计策，因此俺答汗才解除对北京的围困。事后双方达成了于嘉靖三十年（1551）开设马市的协议，于是有嘉靖时期昙花一现的马市，这是俺答汗用武力逼迫的结果。正因为明朝君臣对马市了无诚心，而达成了协议又不得不履行，所以马市只进行了不过一年，明廷就借口蒙古贪得无厌，互市后还继续犯边，而将马市关闭了。自此以后直到嘉靖末年，明朝的北方边界线又进入了战争状态，农牧文化的冲突更趋激烈。
四
明蒙之间的朝贡体制是对双方都有利的一种交往关系，是将农业经济与游牧经济、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两大体系组织成互补型依存关系的一种体制。如果对整个明蒙朝贡体制的运行作一鸟瞰的话，可以发现：从成祖时期开始的朝贡体制由于瓦剌部的强盛而在英宗时期形成一个高峰阶段，至宪宗成化、孝宗弘治时期仍继续运行，但因鞑靼各部的互争雄长呈现不稳定状态，武宗正德年间至世宗嘉靖初年开始中断，以后由于明世宗采取了“绝贡”政策而处于断裂地带，到穆宗隆庆五年（1571）实现“俺答封贡”，明蒙之间的朝贡体制重新进入了正常化。从这一视角看，明世宗时期对蒙古本部采取的这种“绝贡”政策，是违背历史大势的非常有害的错误政策。
首先，“绝贡”政策违背了农业经济与游牧经济、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之间互相交流、互通有无、互相补充的历史规律，人为地割断了两大体系间的正常交往，遂致双方冲突不断。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生活于北方草原地带的游牧民族与生活于中原地区的农业民族之间存在着一种割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单一的、粗放的游牧经济本身有其与生俱来的缺陷，它必须和农业民族进行交换，即北方的游牧民族需要以中原地区为市场，销售其畜牧业产品及狩猎所得的兽皮等，从中原换回其生产和生活所必需的各种农产品、手工业产品及其他生活用品。中原农业民族也需要游牧民族的马匹牛羊等以补充自己的不足，需要向草原地带销售自己的丝绸、布帛、陶瓷等产品，中原王朝的统治者为了保证北方边境的安全，更需要对北方游牧民族进行羁縻和笼络。这种互通有无、互相补充即是俺答汗多次强调的能够使“汉达两利”的互补型交往。游牧民族具有天然的军事性和攻击性，他们能通过朝贡而对中原王朝表示一种政治上的臣服，对中原王朝消弭边患是只有好处而无坏处的事。中原王朝接受游牧民族的朝贡，通过对朝贡者给予优厚的“赏赐”以及互市而使其获得经济上的利益，由此而形成历史上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之间以“朝贡体制”为基础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但是，“绝贡”政策却阻断了这种正常交往，破坏了自永乐以来正常运行的朝贡体制，游牧民族用和平的手段得不到必须的补充，俺答汗“既羞且怒”，转而用武力进行抢掠，遂使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的关系陷入一种恶性循环，致使农牧文化冲突加剧，双方战争不断。
其次，“绝贡”政策给嘉靖时期的明蒙关系造成了直接的危害，制约了明代历史的发展。
从明朝方面来看，这一政策给北部边防带来了沉重的压力。仅嘉靖十九年（1540）、二十年（1541）、二十一年（1542）蒙古军的三次大规模内犯山西，就“杀掠百万”，明朝为进行抵御而耗“费帑金六百万”，（注：支大伦：《皇明永陵编年信史》卷3，明刊本。） 农业民族的生命财产遭受了极大的损失，明廷国力遭到了极大的消耗和削弱，对其历史发展的阻滞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从蒙古族方面看，由于明廷采取的“绝贡”政策阻断了蒙古高原与中原内地的正常经济往来，同时又在北边防线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给蒙古族也造成了严重的困难。一方面是经济生活受到影响，经常处于窘迫的困境。如因得不到中原的纺织品，导致衣着的困难，俺答曾谈到当时的蒙古人“衣用全无”之情景，痛感“毡裘不奈夏热，段布难得”，（注：《北狄顺义王俺答谢表》，《玄览堂丛书》本，第1页。） 所以要和内地进行交换；因缺少铁锅而造成饮食上的困难，互相借锅煮食成为经常的事情，至有“生锅破坏，百计补漏用之，不得已至以皮贮水煮肉为食”的情况。（注：王崇古：《确议封贡事宜疏》，《明经世文编》卷317，中华书局1962年影印本。） 另一方面是蒙古族为了经济的需求被阻断而不断兴兵入掠，由此而造成人马大量的伤亡，而明朝方面发动的以攻为守的“捣巢”、“赶马”，亦令蒙古族不胜其苦。王崇古对此有十分生动的描述，他说：“虏虽尝纠众而深入狂逞，天即降罚，而人畜死亡。即如隆庆元年，老把都、土蛮纠犯冀东，则棒椎岩千骑，一昔落岩尽死。俺酋父子深犯石州，则人马道死数万。臣自抚夏督原凡七载，每督陕西、延、宁各镇官兵出边捣巢，节年共斩首千余级。其陕西四镇，五年之间，斩获虏首通计三千有余。”（注：王崇古：《确议封贡事宜疏》，《明经世文编》卷317，中华书局1962年影印本。） 战争这柄双刃剑，同样也给蒙古族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就连俺答汗自己也承认，连年入边“虽尝抢掠些须，人马常被杀伤”，（注：《北狄顺义王俺答谢表》，《玄览堂丛书》本，第1页。） 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对于明世宗时期的这种对蒙“绝贡”政策，尤其是两次“杀使绝贡”，明朝当时的有识之士就已提出严肃的批评。如第一次的杀石天爵，杨守谦就愤然批评道：“兵交，使在其间，况求贡乎！杀一天爵何武？借曰不许，亦当善其词。乃购斩之，此何理也？横挑强胡，涂炭百万，至今无一人知其非者。今之以贡为疑，必曰宋以和议误国，不知此贡也，非和也。九夷八蛮皆许其贡，何独北虏而绝之？”（注：《国榷》卷57，世宗嘉靖二十一年闰五月戊辰条杨守谦曰，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627页。） 杨守谦的批评是非常有见地的，一则说中了杀使绝贡的错误和危害，“横挑强胡，涂炭百万”；二则说中了其对朝贡体制的破坏，即“九夷八蛮皆许其贡，何独北虏而绝之？”第二次的杀堡儿塞等三人，以兵部侍郎身份总督宣大的翁万达上奏世宗说：“北虏在弘治前岁入贡，于时疆圉稍宁。自宣府虞台岭之战，我师覆没，自是虏轻中国，贡道不通，侵犯日棘，盖已四十余年矣。嘉靖壬辰（十一年），小王子复自致书求献方物，竟疑沮中止。迩年石天爵之事，彼以好来，所当善应，始既漫然答之，终复诈诱斩之，大失夷心，横挑巨衅。臣尝痛恨当时边臣之失计，乃今彼酋复遣使扣边，卑词求贡，虽夷情诡秘，反复叵测，在我当谨备之而已。王者之待夷狄，来则勿拒。至于权时施宜，察形行间，又兵家所以收全胜者，讵容脱误，致有后艰。而董宝等么麽贱卒，乃敢玩法贪功，戕彼信使，臣心刺缪，曷知所云？夷狄虽犬羊，其性固能辨曲直，其喜怒亦犹人也。今归我汉人，遣彼族类，执物示信，恳托墩军为其通款。借曰不许，犹当善其词说遣之，乃既置夷于墩台，纳归人于境内，又从诱而杀之，此何理也？曲既在我，必且愤怒恣睢，弯弓报怨，将来纵有畏慕威德诚心，亦必疑虑回皇，重以今日之事为戒矣。宝等滔天之恶，真不容诛，请亟正法典，榜之塞上，明告虏酋以朝廷之意，以预解其蓄怒构兵之谋，即不可解，臣等相度机宜，按兵待战，尽所能为已耳。”（注：《明世宗实录》卷311，嘉靖二十五年五月戊辰条。） 翁万达的奏疏，将杀使绝贡的错误和危害分析得十分透彻，其中隐含着对世宗错误决策的深刻批评，而他所提出的善后措施也很符合实际。但是他的建议却未被采纳，“兵部竟议贷罪，第严兵备之。报可”。（注：《国榷》卷58，嘉靖二十五年五月戊辰条，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689页。）
那么，明廷为何如此顽固地拒绝蒙古族的通贡请求呢？从当时的历史实际来看，根源主要在明世宗身上。
首先，世宗头脑中有着根深蒂固的轻视蒙古族及北方民族的思想。从前面所引史料中“丑虏”、“虏氛甚恶”、“黠虏节年寇边，罪逆深重”、“求贡诡言”等等话语中我们不难体察到这种思想在作祟。如果从更深层次说，这还与自古以来“贵中华、贱夷狄”的偏激思想有关，是这种思想的恶劣张扬，因此世宗才屡屡严旨拒绝俺答汗的通贡请求，严厉斥责边臣允许与蒙古族通贡互市的建议，因而使得嘉靖年间的农牧文化冲突加剧，长城内外刀光剑影，战争不断。
其次，和世宗这种偏激思想相伴随的，是其性格上的刚愎自用、喜怒无常，再加上迷信道教的斋醮、一意修玄的宗教心理作祟，因而导致对蒙古族的政策反复无常。如他在禁中设醮，希图用“压虏符”的巫术打退蒙古族的进攻，王世贞的《西苑宫词》载：“侍女俱传压虏符，猫为铁骑鼠为胡。扫搘一搏君王喜，八宝金钱碗地铺。”（注：饶智元：《明宫杂咏四百七十三首》注，见《明宫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61页。） 据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正是这压虏符中代表明朝军队的猫获胜了，遂使世宗对曾铣收复河套的建议产生了信心，因而给予支持，可是当严嵩以此作为倾陷夏言的砝码时，世宗则忽然翻脸，遂有曾铣、夏言之死。当嘉靖三十年（1551）马市举行之后，由于世宗本就对马市心存疑虑，再加上严嵩为了与仇鸾争宠而力主马市当绝，遂使嘉靖年间的马市仅成昙花一现，在当年九月就被关闭了，而且世宗下严旨：有敢再请开放马市者处死，明蒙双方便又陷入战争阴云的笼罩之中。
另外，关于嘉靖年间的对蒙“绝贡”政策，当时的内阁统治集团也不能辞其咎，除夏言外，最典型的代表就是严嵩。当他与夏言争斗时，河套问题成为他制死夏言、曾铣的砝码；当他与仇鸾争斗时，关闭马市、鼓动世宗命仇鸾率师出塞“制虏”，又成为他制服仇鸾的手段。正是由于统治集团最高层的互相倾轧，使得明廷在对待俺答汗求贡的问题上了无成算，而严嵩专权所造成的政治腐败与混乱，更使得明朝廷的对蒙政策难有符合历史实际的抉择，嘉靖后期的“桃松寨事件”就是明证。因此，嘉靖时期北边危机之难以解决，也就是必然的了。
再者，明朝中央政府内外弥漫的大汉族主义情绪，将允许通贡与宋代的以和议误国相提并论，也使政府上下形成了强烈的反对舆论，影响着明廷的正确决策。如前述的兵科给事中徐自得，最有代表性的则是名臣杨继盛对嘉靖三十年（1551）开马市的强烈反对。然这其中亦有区别，凡是身任边防督抚、前敌将领者，均对通贡持赞同态度，如前面谈到的唐龙、史道、翁万达、周尚文等。而身为中央各部之各级官僚，则多对此持否定态度。这其中的因素很复杂，值得我们认真探讨。
最后需要谈到的一点就是，明世宗对蒙古族采取的“绝贡”政策，给他的后继者明穆宗和高拱、张居正君臣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反面教材，隆庆君臣正是总结了嘉靖年间对蒙政策的失误，对其所造成的危害有了深刻的认识，因而才能纠正弊端，抓住历史的机遇，遂有隆庆年间“俺答封贡”的实现。（注：参见拙文：《论明穆宗时期实现“俺答封贡”的历史条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年第1期。） 此诚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