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汉宋之争与理学势力的回潮

 清中叶的汉宋之争一般认为是以方东树和江藩的论争为标志的，其实汉宋之争在乾嘉时期（最早可以上溯至康熙中叶）已露端倪。只是乾、嘉时宋学已势单力孤，不足以张其军。直到道光六年（1826年），持宋学立场的方东树写成《汉学商兑》以反击汉学家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形势才有了变化，宋学有卷土重来的趋势。
    乾、嘉时期，理学溃不成军，汉学无论从官方到民间，都成了显学。梁启超曾说：“四库馆就是汉学家大本营，《四库提要》就是汉学思想的结晶体。就这一点论，也可以说是：康熙中叶以来汉宋之争，到开四库馆而汉学派大获全胜。”（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24页。） 梁氏此说大体不错。汉学之所以取代理学，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清初顾炎武“理学即经学”、“以经学之训诂破宋明之语录”的学术路向，对其后的学者影响甚大。学人普遍认为汉代经学去圣不远，未受释道的污染，更切近孔门原旨。其次是阎若璩、胡渭等人对伪古文《尚书》和《易图》的考证无形中动摇了理学的立论基础。再次，理学作为官方哲学，确实也造就了一批口是心非的假道学，人前道貌岸然，人后则为非作歹，致使人们普遍厌弃理学。
    理学的衰落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皇帝出于专制的需要有意倡导甚至偏袒汉学。关于这一点，钱穆的《国史大纲》说，清廷提倡程朱理学，乃是“利用了元明以来做八股应举的程朱招牌，他们绝不愿学者认真效法程朱，来与闻他们的政权”（注：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861页。）。之所以如此，则是因为理学家一方面是三纲五常的尊奉者；另一方面也标榜“从道不从君”，喜欢以“天理”格君心，成为对帝王专制的牵制者。“文谏死”似乎成了理学家的传统，而这每每引起皇帝的不快。乾隆帝对理学的态度经历了一个由喜爱到厌恶的过程。原因即是程朱学说中的一些内容易与皇权发生冲突。据洪亮吉纂修的《清高宗实录》记载，乾隆对于张廷玉、鄂尔泰、孙嘉淦、朱轼等人“皆侃侃以老成师傅自居”甚为反感，他甚至公开批评宋儒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种种迹象表明，反理学的风气似乎得到统治者某种程度的宽容。咸丰时期，曾国藩受理学精神的鼓舞，给皇帝上了一篇《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尖锐地批评咸丰帝本人的私德，惹得咸丰帝大为不快，几欲治曾的罪。咸丰帝曾经问曾国藩的好友吴廷栋说：“何以学程朱者多拘迂？”（注：参见方宗诚：《吴竹如先生年谱》咸丰二年条下，清光绪四年畿辅志局刊本。） 以上所举，说明了清帝既利用理学又忌讳理学的心态。
    在此种背景下，自乾、嘉以至道光初年，理学的地位可谓一落千丈，几乎成了过街之鼠，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弥漫着一股反理学思潮。对这种思潮不满的人则显得有点落落寡合。章学诚说：“至今休、歙之间，少年英俊，不骂程、朱，不得谓之通人，则真罪过，戴氏实为始作俑。”（注：章学诚：《章学诚遗书·补遗·又与朱少白书》，第611页。） 章氏年辈较戴稍晚，基本是同时人，他对戴震的批评是否正确是另一回事，但这段话至少标明了民间反理学势力之高涨。从看官方的态度看，乾隆三十八年（1771年）姚鼐在朱筠的推荐下，进入四库馆撰写提要，但在汉学极盛时代，理学家多受到排斥。由于姚氏的理学背景，所撰提要经常受到其他馆臣的抵制，逼得姚鼐最后辞职离开（注：参见郑福照：《姚惜抱先生年谱》乾隆三十九年条下，清同治戊辰年刊本。）。让理学家更为难堪的是，元明以来的科举考试一直要求固守朱注，此时却可以与朱熹立异，考试的答策“必诋宋儒”，书店中已买不到濂、洛、关、闽所谓“宋五子”书了。邵懿辰说：“方乾隆中，士大夫骛为考证训诂之学，内不本身心，外不可推行于时，虚声慕古，古籍愈出而经愈裂，文华日盛而质行衰，禁宋以后书不给视，肆人鬻“宋五子”书无过问者，应举为“四书”义敢倍异朱子之说，答策必诋宋儒士。”（注：邵懿辰：《半岩庐遗文·王孝子传》，《仁和邵氏半岩庐所著书》之五，清同治元年刊本。） 乾隆时期的昭梿说：“近世士大夫皆不尚友宋儒，虽江、浙文士之薮，其仕朝者无一人以理学著。”（注：昭梿：《啸亭杂录·满洲二理学之士》，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18页。） 由此可见理学之萧条。
    理学萧条的局面之所以会出现，汉学家江藩一段颇为得意的话透露出此中的消息。他在《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一中说，乾隆帝钦定或敕撰的“五经”注疏，尽废宋儒义解，几乎全采汉说：“于《诗》则依据毛、郑……于《礼》则以康成为宗，探孔、贾之精微……于《春秋》则取三家之精华，斥安国之迂谬……”我们知道，元明两朝直至康、雍时期的科考经注无一不在朱熹理学范围之内（注：参见侯外庐等编：《宋明理学史》下册，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3页。）。乾隆帝一反乃父乃祖甚至元明之成法，“五经”注疏尽废宋说（当然，“四书”仍依朱注），实际上对朱熹的权威是个不小的打击，也难怪应举的士人答策“必诋宋儒”了。
    在此种背景下，从乾隆至道光初年的汉宋之争，尽管有程晋芳、翁方纲、姚鼐等宋学派的抗争，但总起来讲，宋学溃不成军，势单力孤。当然情况很复杂，汉宋营垒也不是绝对分明的。汉学家中的有些人物也还同情宋学。如乾嘉时校雠名家顾广圻、《尔雅》专家邵晋涵、考据家刘台拱等人都不满汉学者讥议宋儒，主张兼采汉宋之长。但是总的来说，理学的信仰者甚为寥落。姚鼐虽然不得不对汉学作出妥协，他肯定考据的长处，但反对攻击程朱。他发表了《赠钱献之序》、《复蒋松如书》等一些批评汉学家的文章，但声音小，力量弱，在乾嘉时的汉宋之争中他基本上是个失败者。姚鼐最后不得不辞官，回乡投身教育，执教数十年，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培养出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姚莹、刘开、陈用光、吴德旋、鲍桂星等名重一时的信奉理学的学者和文人，为道光之后的理学及桐城文派的复兴埋下了种子。
    汉宋之争的对峙，以方东树道光十一年（1831年）刊行《汉学商兑》为标志，双方的力量发生了变化，宋学派有东山再起的苗头。方东树（1772—1851），字植之，安徽桐城人，他师从姚鼐，是有名的“姚门四杰”之一。他连应乡试十次，直到五十岁也未能博一第，后不复试。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辗转四方，寻求教职或入幕，借以养家糊口，过着相当贫困的生活。在《答姚石甫书》中，他说：“仆孤穷于世，遝独无见收之人，乃至无一人可共语。”（注：方东树：《仪卫轩文集·答姚石甫书》，清同治七年刊本。） 他的孤立不仅是物质上的贫困，还在于当汉学大炽之时，宗程朱的他显得落落寡合。1818年，汉学家江藩刊印《国朝汉学师承记》，并附有《国朝经师经义目录》，将不符合汉儒训诂之学的概摒弃不录，与宋学有一点牵连的也予以拒绝。其书严汉宋之分，而且对宋学不无讥讽，甚至把考证学的开山大师顾炎武、黄宗羲置于最后一卷，原因在于他们的学术仍与理学有牵连。应该说这也是一部充满门户之见的书。受此书的刺激，同样持门户之见的方东树奋起还击，写成《汉学商兑》，对从清初毛奇龄以来的反宋学言论逐一批驳，并对汉学的治学方法大肆抨击，展开了对汉学的全面反攻和清算。
    《汉学商兑》的主要内容有如下几点：一是对汉学家群起攻击程朱表示愤慨。他说：“今汉学诸公，口言诵法孔氏，而痛斥义理……不过欲反程朱而已。……平居谈论，若不畔程朱，即非学，言有偶及之者，辄羞恧若将凂焉。若不共戴天之仇，义必如是，而后为丈夫者。”（注：方东树：《汉学商兑》，见钱钟书主编、朱维铮导读：《汉学师承记》（外二种），第401—402、276、405、304—305、279—280页。） 二是为程朱理学辩护。方东树认为，程朱理学严天理人欲之辨，能惩欲窒贪，提升人格，促进社会风气的好转。三是批评汉学家的治经方法。针对汉学家“圣贤义理存乎典章制度”、“训诂明则义理明”的说法，方东树认为，小学并不能取代大学，所谓“以意逆志，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圣人的意思有出于语言文字之外者。再说义理并非都需要从训诂中得出，忠孝信义、进退取予、礼义廉耻等字，不需要读《尔雅》、《说文》，而世无不明者。他讽刺说：“汉学诸人，言言有据，字字有考，只向纸上与古人争训诂形声，传注驳杂，援据群籍证佐数百千条，反之身己心行，推之民人家国，了无益处。……然则虽实事求是，而乃虚之至者也。”（注：方东树：《汉学商兑》，见钱钟书主编、朱维铮导读：《汉学师承记》（外二种），第401—402、276、405、304—305、279—280页。） 四是讥讽汉学家企图通过考礼来恢复三代之治的荒谬。考据家并非全无经世目的，他们企图弄清三代制度并以此作为救世良方。但方东树讽刺说，他们根本弄不清这些制度，到头来互相争吵，不知谁听谁的。比如《周礼》中的《考工记》，对其中三代时的车制：“江氏有《考》，戴氏有《图》，阮氏、金氏、程氏、钱氏皆言车制，同时著述，言人人殊，讫不知谁为定论？”其他如赋役、禄田、宫室、衣服、冕弁，也是“各自专门，亦互相驳斥，不知谁为真知定见”。方东树认为，井田礼乐大端，三代圣人，已不沿袭，按照荀子“法后王”的观点，这些“虽古圣之制，亦尘饭木赀耳”。这些东西，考证出来，固然不错；考不出来，“亦无关于身心性命、国计民生、学术之大”（注：方东树：《汉学商兑》，见钱钟书主编、朱维铮导读：《汉学师承记》（外二种），第401—402、276、405、304—305、279—280页。）。五是批评汉学家与宋儒立异的新义理。如阮元根据郑玄注，重新解释“仁”为“相人偶”，意思是说“必有二人，而仁乃见”。阮氏讽刺宋儒把“仁”解释成玄虚的“生生之意”。方东树反讽道：“‘杀身成仁’，岂必二人同杀，而后成其与人偶乎？”（注：方东树：《汉学商兑》，见钱钟书主编、朱维铮导读：《汉学师承记》（外二种），第401—402、276、405、304—305、279—280页。） 言外之意是说汉学家通过训诂说义理真是扞格不通。又如戴震批评宋儒理欲之辨“祸斯民甚烈”，方东树反驳说：“程朱严辨‘理’、‘欲’，指人主及学人心术邪正言之，乃吃紧本务，与民情同，然好恶之欲迥别。今移此混彼，谓当遂其欲，不当绳之以‘理’，言‘理’则为‘以意见杀人’，此亘古未有之异端邪说。”（注：方东树：《汉学商兑》，见钱钟书主编、朱维铮导读：《汉学师承记》（外二种），第401—402、276、405、304—305、279—280页。） 方氏认为，程朱理欲之辨是针对帝王与学人的心术而言，并非是针对民情好恶而言。他认为戴震的“达情遂欲”说会引发邪欲的流行。
 以现代人的思想和眼光看来，汉学家重证据和归纳的治学方法是应该肯定的，这合乎科学的求是精神。即使对三代时的车制和服饰，从现代的史学、考古学、社会学意义上说，也有弄清楚的必要，毕竟求是与致用是两回事。但是在方东树的时代，“以经术饰政术”仍是中国的传统，汉学家治经考经的目的他们自认为仍是为了经世和应用。一旦方东树揭破了他们皇帝的新装，指责他们的考据不仅越考越糊涂，而且于身心性命、国计民生了无益处，这的确也戳到了他们的要害和痛处。方氏的学生苏惇元宣称《汉学商兑》出版之后，考证之学“随之渐熄”（注：方东树：《仪卫轩文集·苏惇元序》，清同治七年刊本。），这当然有点吹捧和夸大的味道，事实上直到晚清，考证学仍在延绵不断，但方东树的指责让汉学家为之气沮倒是实情。
    其实，无论汉学还是宋学都是关于儒学的学问，都是读同样的经典，宗共同的祖师，有同样的信仰，本质差别是不太大的。区别在于，理学家的经学是哲学式的研究，是六经注我的方法；而汉学家的经学则是以历史学的方法，以还原经书本义为目的。在理学家那里，儒家伦理道德有天道或本体的支撑，带有宗教家的味道；而汉学家则认为理学家的理本体杂糅了释道，他们试图以训诂的方法将其消解，以恢复原始儒学之真义。说到底，理学家的天理人欲之辨，其实是中世纪时代的一种善良和秩序教育。方东树当然还看不到这一层，他只是觉得汉学家“痛斥穷理，力辟克己反心之学”，会造成人欲横流和社会风俗的败坏。他攻击汉学家为情欲张目，从而“忿欲任情，逾闲荡检，惟以有著述为藏身之固，天下亦遂以此恕之。贪黩卑污者有之，淫纵邪行者有之，愪忿忮克者有之，举无妨于经学通儒之名”（注：方东树：《汉学商兑》，见钱钟书主编、朱维铮导读：《汉学师承记》（外二种），第406页。）。这虽然有些过分，但也不全是污赖之词。如段玉裁当县令贪污；王旭收徒敛财；惠栋的父亲惠士奇被皇帝罚用私财修镇江城，可见其居官敛财之多；毕沅、阮元幕府中汉学家们的丑闻；汪中、焦循、江藩之流的狂狷等等（注：参见朱维铮：《汉学师承记·导言》，见钱钟书主编、朱维铮导读：《汉学师承记》（外二种），第21—22页。）。当然，这些材料或许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汉学家中也有不少为人清介、志节高尚、官声不错的人，如洪亮吉、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孙星衍、江声、武亿等人。同样，道学家中也不是没有拉大旗作虎皮的伪道学和腐败分子。方东树虽然有些偏激和意气用事，但起码说明一点：他对汉学的抨击绝不仅仅局限于治学的技术层面，而是表达了一个知识人对学人通经、修德和致用发生断裂的忧虑。正如日本学者滨口富士雄所指出的，对于鸦片战争前夕吏治腐败、道德堕落、人心风俗和社会环境恶化，方东树认为汉学运动在全国范围内鼓吹毫无价值的考证方法应对此负责（注：参见艾尔曼著，赵刚译：《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68页。）。
    方东树的《汉学商兑》于道光十一年（1831年）刊行后再重印，三十年中至少印过五种以上的版本，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注：参见杨怀志、潘忠荣主编：《清代文坛盟主桐城派》，安徽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6页。）。他说出了一批久受压抑的理学家或同情理学的人物心中想说的话，他们想重新祭起道学家理欲之辨的老调，以表达他们对人欲横流、漠视民瘼、不讲气节等官场风气的不满和对道德问题的关切。如沈垚、藩德舆、陈寿祺、管同、梅曾亮、姚莹、吴廷栋、张海珊等人都言人心风俗之弊，普遍认为“吏治之坏，根于士风；士风之衰，起于不知教化”（注：管同：《因寄轩集初集·与朱干臣书》，清光绪己卯年合肥张士珩本。）。他们认为救世的药石是端正学术、明理欲之辨。理学家倭仁在京师组织“吃糠会”以与奢糜的官场习气相对抗（注：徐珂：《八旗学派》，《清稗类钞》第八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791页。“吃糠会”的记载还见于匡辅之：《倭文端公别传》；李时灿：《中州先哲传·倭仁》。）。唐鉴著《清学案小识》将固守程朱的理学家奉为正宗，大力表彰一批为官清廉的理学名臣。在这样的背景下，曾国藩也受师友影响接受了理学，并调合汉宋，走上了理学经世的道路。所以理学在清中叶的复兴，实非偶然，是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出于救世补天的需要而兴起的一股学术思潮。这再一次雄辩地说明，中国学术的发展是无法绕开政治、无法绕开社会现实的。
    胡适在评价清中叶学术时说：“这是一个转变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上一个世纪获得的知识被保存下来加以巩固，同时产生一种新的怀疑精神，对整个清代学术的健全性与适用性提出疑问，并且探索更新更有用的知识与行动方法，以期有助于内忧外患迫在眉睫的国家。”（注：胡适：《清代名人传略·序》，见A.W.恒慕义主编、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译：《清代名人传略》上册，青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 清中叶学术出现的三个转向， 扭转了乾嘉学术的发展路向，对后世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今文经学的大旗由后来的康有为、梁启超接过，成为传播西学、鼓吹民主、倡导变法的理论工具。理学的复兴产生了一批严守三纲五常、理欲之辨的“气节”之士，如曾国藩、罗泽南、刘蓉、胡林翼、左宗棠等人，当然他们的理学已不同于传统，而是广收杂学，成为理学经世派。这些人物镇压了太平天国，扶清朝的江山于未倒，而且持身严正，清廉自律，促成了社会风气的好转，使清王朝出现了短暂的“同治中兴”局面。汉学的义理化倾向激发了学者在鸦片战争之后关心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忧患意识，使他们重新思考学以致用的问题。汉学家的科学求是精神与救世热情结合起来，促成了一批士人将汉学的求是研究法由经学扩大到域外地理、典章制度、诸子百家、自然科学等多领域的研究，为后来洋务运动的展开以及科学救国等实学思潮的出现奠定了思维和心理基础。总之，清中叶学术的转向，是在特定的政治、经济、风俗形势下对乾嘉学术之反拨，是清代学术发展史上的转捩点和重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