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嘉庆、道光之际的学术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风行一个多世纪之久的考据学风渐趋走向衰落，一个学术转向的时代悄悄来临。清中叶学术的转向，大致说来主要歧为三途：一是今文经学的兴起，二是宋学势力的回潮，三是汉学的义理化趋向。这三股学术势力的共同点都是反对“为考证而考证”的乾嘉学风，主张学术要张扬忧患意识和救世功能，要发挥义理和经世致用。三种学术思潮的路向不同，但都是激于乾嘉学术的困境以及嘉庆、道光以来政治、风俗、国势的变化而形成的。

    　　　　一、嘉、道之际考据学渐趋衰落的背景考察

    18世纪学术是考据学的世纪。关于清代考据学的缘起，论者一般认为是由于清代的政治高压和“文字狱”所造成的，梁启超和钱穆都持这个观点。葛兆光在此基础上提出：“真正造成清代学术思想失语状态的，除了政治对异端的箝制，还在于皇权对于真理的垄断，‘治统’对于‘道统’的彻底兼并，以及这种道德制高点和合理性基础被权力占据之后，所造成的士人对于真理诠释权力和对于社会指导权力的丧失。”（注：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22页。） 本文认为，此说仍有未妥之处。有清一代，统治者标榜程朱理学，纳道统于治统，但这并不意味着士人丧失了对“真理诠释权力”和“社会指导权力”。中国古代学术一般都是与经世联系在一起的，即使表面看来与现实距离较远的学术，也有其经世的目的存在，倘若有不经世的学术流派那才是不可思议的。乾嘉考据学缘起于经世意图，也是中国经世学术的重要一环，其流弊所及，才成了脱离现实、炫博逞能、饾饤文字、支离破碎的书斋游戏。清代考据学的出现除了由于政治高压和“文字狱”的顾忌，迫使士人不得不埋头学问外，大致还有如下原因：
    一是从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看，清初及乾嘉考据学是纠宋学之弊而出现的，是对王学乃至程朱理学的反拨。理学发展到明代可以说到了顶峰，正如黄宗羲所说“牛毛茧丝，无不辨析”（注：黄宗羲：《明儒学案·凡例》，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顾炎武也曾慨叹：“今之言学者必求诸语录……今之语录几充栋矣，而淫于禅学者实多。”（注：顾炎武：《亭林诗文全集·卷六·下学指南序》，《四部备要》本。） 清初学人厌倦了理学的空谈心性和游谈无根。他们认为这种空谈、游谈的恶果要么是脱离了圣道，引发士风的放纵；要么迂腐无用，面对明王朝的覆灭束手无策。他们普遍推崇征实的学风，重新重视考据，以期回到儒学原典的经世传统中来。
    二是乾嘉汉学自有其经世的意图，并非都是治学忘了世事。汉学家认为，“六经”是个完整的系统。他们一个共喻的前提是，通过考证，可以恢复三代历史制度之真貌。而这种客观的考证，可以破除理学家关于理的不确定性。汉学家认为理学杂于释老，虚构了一个虚幻的本体，以此解经，可谓是“蚀经诬圣”，带来许多流弊。他们真诚地认为，当儒家经典的原义以及制度器数的原貌被恢复以后，圣人的理想便可付诸实行。分析一下乾嘉汉学吴、皖两派的治经意图，便可知道他们也并不是死搞学问，自有其经世的意图在内。元和惠栋以治《易》著名，之所以“凡汉皆好”，固然是因为汉代经学“去圣不远”，但也有与宋儒作难的意思。通过治汉学，杨向奎认为他在两方面反对理学：“一是他否定‘先天’、‘无极’等说，一是他对‘理’字有别解。”（注：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三），齐鲁书社1994年版，第120页。） 惠栋还大胆地批评宋儒：“宋儒之祸，甚于秦灰。”（注：参见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54页。） 看来，惠氏的汉学有纯洁经典、再扶圣道的经世目的。再看皖派。该派以治三礼著名，戴震及其后学凌廷堪、阮元等人都对礼学有精深的研究。凌氏甚至还提出了“以礼代理”的主张。他们认为礼学的实践性和操作性强，不像理学那样虚妄。他们考礼的目的仍是参与治道，以期社会回到三代之治。对此种治学思路，汉学家江藩说得十分清楚。他先是批评魏晋经学杂糅老庄，继而批评宋代经学杂糅释老，指责他们“不究礼乐之源，独标性命之旨”，得出的结论是只有汉代经学才是儒学之正轨，由此入手，才能“被教养之泽”，进入“三代之隆轨”（注：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一，见钱钟书主编，朱维铮导读：《汉学师承记》（外二种），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6页。）。汉学家除治经外，还以考据的方法治史学和诸子学，从文本看来似乎没有思想，但也不能否定有些汉学家考据背后的经世企图。
    但是事物发展到极致也常常走向它的反面，学术思潮也有一个盛极必衰的过程。作为对明末理学的反拨，乾嘉学术不谈义理了。（当然也并非都是如此，戴震、章学诚、焦循等人还是重视义理的，但是戴震作《原善》谈义理，即遭到众学人的耻笑，“群惜其有用精神耗于无用之地”（注：转引自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8页。）。）人们普遍相信，只有通过考证的方法，才能领会经学之真义。到了后来，考证学的经世意义逐渐隐去，为考证而考证成了唯一目的。梁启超说：“自顾亭林高标‘经学即理学’之徽帜，以与空谈性命之陋儒抗，于是二百年来学者家家谈经，著作汗牛充栋。”据梁氏统计，阮氏《皇清经解》、王氏《皇清经解续编》所收作者凡百五十七家，为书三百八十九种，二千七百二十七卷，亦云盛矣；而未收及续出者尚不在其列（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00页。）。号称“汉学护法”的阮元曾津津乐道：“我朝儒学笃实……有束发研经，白首而不能究者，岂如朝立一旨，暮即成宗旨哉！”（注：阮元：《国朝汉学师承记序》，见钱钟书主编，朱维铮导读：《汉学师承记》（外二种），第3页。） 其实学风笃实固然比理学家轻立宗旨可取，但是“白首尚不能穷经”是否也意味着这样把学问给做死了？我们从阮元的话中可以看出，乾嘉时期的考据学风其实是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在此不妨推想，即使没有外部政治环境的逼促，仅从学术发展内在的理路看，在嘉道之际也应该到了学术转向的时候。班固曾批评汉代经学“碎义难逃，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故幼童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注：班固：《汉书·艺文志第十》，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767页。）。东汉章句经学的繁芜支离、走向极端，便促成了魏晋玄学家以老庄义理解经，从而使义理之学取代了章句之学。当然乾嘉汉学与汉代经学不完全是一回事，但是在考据风气的影响下，学术界几乎“家家许郑、人人贾马”，饾饤文字，沉溺于烦琐考据中不知所归，一字聚讼，动辄数千万言，以致“毕世治经无一言几于道，无一念及于用”。如此学风，重蹈汉代经学的覆辙是不可避免的。
    促进清中叶由考据学风向经世致用学风转变的主要原因还在于政治形势和人心风俗的变化。自乾隆朝中后期始，社会矛盾开始深化，已呈现出中衰的迹象。进入嘉、道时期，更是“日之将夕”，危机四伏。从嘉庆元年（1796年）至道光二十年（1840）的四十五年间，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就有十余起，平均每三年就爆发一次，涉及的地区几乎遍及全国。导致社会矛盾激化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吏治的腐败和贪贿公行。乾隆时期，“侵贪之员，比比皆是”；嘉、道以降，官吏的贪婪更是骇人听闻：“州县舞弊，不过数万，省司则至数十万，部府则至千百万。此犹书吏耳，而堂官大吏，又从可知也。”（注：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中，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78页。） 道、咸时期的官吏张集馨所作《道咸宦海见闻录》披露的官场黑暗和腐败，让人真是触目惊心。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反映出道、咸时期的清王朝面临着内忧外患，已到了“大厦将倾”的时候了。
  与官吏的贪污腐败相偕而行的是士风的无耻和对国计民生的冷漠和麻木。龚自珍说：“政要之官，知车马服饰、言词捷给而已。……堂陛之言，探喜怒以为之节，蒙色笑、获燕闲之赏，则扬扬然以喜，出夸其门生、妻子。小不霁，则头抢地而出，别求夫可以受眷之法。……如是而封疆万一立有缓急，则纷纷鸠燕逝而已”（注：龚自珍：《龚自珍全集·明良论（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2页。）。沈垚谈人心风俗之浇漓：“看到世俗人心，可惧之至！……都下无一事不以利成者，亦无一人以真心相与者，如此风俗，实有书契以来所未见。”（注：参见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618—619页。） 潘德舆（1785—1839）认为，人心风俗之坏是由学风造成的，学风坏则人心散，士人都去搞所谓“实事求是”的考据之学，重实证轻义理，甚至不谈理想与价值，其结果只能是信仰虚无，造成上下交征利。他说：“数十年来承学之士，华者骋词章，质者研考据。……为士者必恶讲学，不特心性精微之言不一偶关虑，即伦纪理乱、官守清浊、民生利病之大故，父兄于子弟，未敢相诏告敦勖者，况师友间哉！风尚既成，转相祖袭，牢不可诘。天下之士，遂真以为食色为切己，廉耻为务名，攫利禄为才贤，究义理为迷惑。而官箴玷，民俗薄，生计绌，狱讼繁，百害籍籍乘此而起。”（注：潘德舆：《养一斋集·卷十八·晚醒斋随笔序》，清道光二十九年刊本。） 腐败的原因固然可归之于社会制度问题，但在人亡政息，缺乏现代意义上的民主与法治精神，与小农经济相适应的封建社会，提倡德治、增强士人的道德自律以端正士风是保持封建社会长治久安的唯一选择。嘉、道之际，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学术经世的呼声再次响起。潘德舆呼吁：“欲救人事恃人才，欲救人才恃人心，欲救人心恃学术。”（注：潘德舆：《养一斋集·卷二十二·与鲁通甫书》。） 这一切都预示着以考证学为主体的学风已走向穷途末路，一个学术转向的时代即将到来。

    　　　　二、义理之学的兴起与清中叶学术的转向

    清代嘉、道之际学术转向的标志之一是今文经学的复兴。关于清代今文经学，研究成果颇多，兹不详论，仅就其重经世、重义理的特点展开几句。清代今文经学说起来也是汉学之一种。乾嘉时期一批研究春秋公羊学的学者如庄存与、宋翔凤、刘逢录、凌曙、孔广森等其实也是用考据训诂的方法来研究今文经学的。但是，因为西汉时期的今文经师本来就有喜言“微言大义”和联系世务的特点，与东汉经师注重名物、训诂、制度的说经风格不同，故今文经师重义理的作风势必影响到庄存与等人。当阎若璩论证《古文尚书》之伪已成定案后，朝野颇多共鸣，言官学臣甚至“议上言于朝，重写二十八篇于学官，颁赐天下”。于此，庄存与独持异议：“辨古籍真伪，为术浅且近者也。……古籍坠湮十之八，颇借伪书存者十之二。……《大禹谟》废，‘人心道心’之旨、‘杀不辜宁失不经’之诫亡矣；《太甲》废，‘俭德永固’之训坠矣。”（注：龚自珍：《龚自珍全集·武进庄公神道碑铭》，第141页。） 不管经书的伪与不伪，只看对世道人心有用无用，此也算是典型的今文经师作风。庄存与是清代第一位治公羊学的学者，他为嘉、道以降今文学派的复兴奠定了基础。真正把今文经学同经世致用结合起来则是承庄、刘之风而起的龚自珍、魏源等人，一直到晚清的廖平、康有为、梁启超走的都是这个路线。已有学者指出，“在某种意义说，今文经学的复兴，即是理学精神的复苏”（注：马积高：《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与文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54页。）。此论对于清中叶的今文经学来说确实如此。今文经师与理学家说经都重微言大义，区别在于理学家重在言心性、言伦理纲常；今文家关心的是政治，他们通过治学谈制度、谈改革及应变之方。我们只要看看龚自珍的《五经大义终始答问》以及魏源的《诗古微》、《书古微》等书，便可发现这个特点。龚自珍对于理学，态度还是颇同情的，虽然他不是理学家。他对江藩作的《汉学师承记》认为“汉学”名目有“十不安”（注：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与江子屏笺》，第346页。）。魏源受理学影响颇深，尽管他也讥讽宋学家空疏，但主要是从致用角度讲的。总之，龚、魏等今文家的学术都能贯通经史，旁及诸子百家，并且致力于清代的历史、地理以及时政问题。他们治经、治学，重视微言大义和实用，现实感较强。他们的目的在于通过治学给陷入危机的王朝统治开出救世良方，他们的关心的焦点在于政治。
    学术转向的第二个标志是汉学的义理化趋向。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汉学”的大概念当然也包括今文经学，但在传统说法上，清代汉学主要是指师法东汉经师以训释文字、名物、制度为学术旨向的学术流派。嘉、道以降，随着考证学派救世热情和经世意图越来越淡，其支离破碎的弊端日益显现，除了社会风俗的腐化和士人道德感的缺失因素外，一些汉学家也在对此反思，孜孜于文字训诂、版本考证，成就固足以炫世；但是读书与做人离析为二，做学问只求客观不求价值判断，或者说只求真不求善，如此必然会造成道德的冷漠和信仰丧失。他们试图将通经、修德、致用再次统一起来的努力有二：
    一是反对为考据而考据，主张治经要以求义理为本。他们的“义理”和理学家的义理的区别，在于阐发原始儒学的精神。如焦循对拘泥于汉儒传注、为考据而考据的学风甚为反感，认为“考据之名，不可不除”（注：焦循：《雕菰集·与孙渊如观察论考据著作书》，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第214页。）。他治经以戴震为旨归，致力于新义理疏证。焦循所著《论语通释》、《孟子正义》，其所阐发的哲学关注点仍在于世道人心，只是区别于理学家的义理而已。阮元认为，“圣人之道，譬若宫墙，文字训诂其门径也。门径苟误，跬步皆歧”。他批评学人“求道太高，卑视章句”，以至偏离了圣道，但他同时也批评考据家“或但求名物，不论圣道”。他认为这就好比是终年徘徊于圣人的“门庑之间”，还没有登堂入室（注：阮元：《揅经室集（一）·拟国史儒林传序》，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第32页。）。应该看到，阮元是反理学的汉学家，他的所谓“圣道”也是有别于宋儒的。他从1801年到1823年先后撰写了三篇有关儒家哲学的重要著作，其中以《性命古训》最为著名，以此作出反宋儒的关于“性”、“命”、“仁”的新解释。
    二是在汉学的基础上适度肯定宋学。汉学家求客观、重考据，更近似于今天史学的实证研究法，但考古与现实的联系总是隔了一层；而宋儒治经，尽管有臆说之病，但还是有寄托而善于发挥微言大义，容易与现实联系起来。随着形势的发展，一些汉学家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尽管他们未必相信宋学，但也不像他们的前辈如惠、戴等人反宋学了。如段玉裁，已意识到白首致力考据于世无甚裨益。有感于“乡无善俗，世乏良材，利欲纷挐”的社会现实，他七十五岁时甚至叹息自己一生“喜言训诂考核”，是“寻其枝叶，略其本根”，结果是“老大无成，追悔已晚”（注：段玉裁：《经韵楼集·博陵尹师所赐朱子小学恭跋》，清嘉庆十九年刻本。）。段是戴震的学生，他的《说文解字注》关于“理”、“性”、“道”等字一切变更宋儒故训，尽管他做的是说字的书，但多少也能体现一些乃师反理学之精神。但是到了他的晚年，他的态度有所改变，甚至以学人弃洛闽之学为忧。他认为：“汉人之小学，一艺也；朱子之小学，蒙养之全功也。”对那些言小学崇尚汉人、非议朱子的说法，段氏斥之为“此言尤悖”，他表示自己要常读朱子的书“以省平生之过，以求晚节末路之自全”（注：段玉裁：《经韵楼集·博陵尹师所赐朱子小学恭跋》，清嘉庆十九年刻本。）。又据陈寿祺《左海文集·义利辨》：“仪征阮夫子（元）、金坛段若膺（玉裁）寓书来，亦兢兢患风俗之弊。段君曰：‘今日大病，在弃洛、闽、关中之学，谓之庸腐；而立身苟简，气节败，政事芜，专言汉学，不治宋学；乃真人心世道之忧。’仪征曰：‘近之言汉学者，知宋人虚妄之病，而于圣贤修身立行大节，略而不谈，乃害于其心其事。’二公皆当世通儒，上绍许郑，而其言若是。”（注：参见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629页。） 此段引文提及阮元，他是有名的汉学“护法”，此时也不再像早期那样鄙薄宋学，而有调合汉宋的倾向了。他说：“两汉名教，得儒经之功；宋明讲学，得师道之益；皆于周孔之道，得其分合，未可偏讥而互诮也。”（注：阮元：《揅经室集（一）·拟国史儒林传序》，第32页。） 总之，汉学家也认识到死搞学问于世道人心无益了。他们或发挥汉代经学的义理，或适度肯定宋学，调合汉宋，开始有了经世意识和联系治道的自觉性。
    嘉、道之际学术转向的标志之三是理学（或曰宋学）势力的回潮。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在下文重点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