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剪辫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相伴并行。它的每一次发展都反映了社会、政治的重大进步。由维新变法时期的“奏请断发易服改元”，到革命派“华服剪辫会”等民间团体纷纷成立，即是明证。可以说，这种势在必行的改变既是中国与世界外交礼仪从冲突到趋同的进步过程，又是中国半殖民地不断深化的屈辱过程，更是传统中国在世界文明浪潮冲击下进一步现代化的过程。此外，随着革命和时代的变化发式也发生了新的转向。剪辫运动由全国各地兴起而后推动京畿地区，京畿地区的民众推动清政府。这种由下而上的推进过程，也正代表了中国的革命进步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而且，剪辫令所造成的流血牺牲远比剃发令和蓄发令要少得多，也反映民主共和时代政治上的进步性。
从横向来看，剪辫同时也是个人政治态度的反映。湖北新军的官兵在举起武昌起义义旗之前剪了辫子，以无辫为革命标志。章太炎不满于唐才常等人的勤王主张，就用“割辫与绝”的方式表示与改良主义路线划清界限。孙中山、陈少白等人也都以剪辫为革命的先行。康有为几次政治态度的变化也同他在剪辫问题上的摇摆紧密相联。1898年，康有为上《请断发易服改元折》，请求皇帝率先断发易服，以此作为维新变法的起点（注：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68—369页。）。但在资产阶级革命浪潮袭来时，他成为了保皇党，反对革命。1912年，他给逊帝溥仪上书，追悔戊戌上书时说的话，表明当时想剪辫易服是不得已而为之。时过五年，政治舞台上出现了暂时“寒流”，他的态度又发生了变化，竟想留发重梳辫子了。从剪辫到蓄辫，表现了他思想政治立场的一种转变。到了1917年张勋复辟时，他处在辫子军保护的小朝廷中，蓄着不足六七寸的辫子，已经成为了与时代背道而驰的守旧派。辫子的去留俨然已经成为政治态度的表现，由此可见辫发在清朝历史中深重的政治意味。
相对而言，民国初年留辫的人多为政治或思想保守者。清王朝的遗老遗少以保留辫子表示对清王朝的怀念与忠诚，他们甚至梦想清室复辟，这可以辫帅张勋和他的辫子军为代表。也有一些普通民众出于一种长期以来养成的习惯，一时看不惯短发。遗老辜鸿铭觉得自己留的那条稀疏的花白头发编成的辫子仿佛是中国几千年道统的象征。还有的人已经把辫子当成自己身体、乃至生命的一部分，不舍得剪掉。在浙江海宁乡下，“镇上茶馆里，就有五六个年轻朋友，专门乘人不备，代人剪辫，惹起许多口舌。有的人辫子被剪掉了，抱头痛哭；有的人破口大骂；有的人硬要剪辫子的人赔偿损失”（注：严谔声：《剪辫子》，《新民晚报》1961年10月11日。）。另有一些人怕剪了辫子要穿洋服，“以夷变夏”，所以排斥一切外来事物。此外还有人怕皇帝再坐龙廷，会杀无辫的人，所以对剪辫和革命持观望的态度。
总体而言，由于辫发在有清一代蕴涵着复杂的政治文化含义，因而对待剪辫的态度是衡量个人思想态度的外在标志。可以说在20世纪初的中国，辫发所引出的种种问题，就如多棱镜般折射出现实生活中各个阶层、各个政治派别的歧异和对立。然而无论如何，辛亥革命后人们毕竟获得了剪辫的自由，短发逐渐普及。在清末曾因辫子吃过苦头的鲁迅说，他之所以爱护共和制的民国，“焦唇敝舌，恐其衰微，大半正是为了使我们得有剪辫的自由”（注：鲁迅：《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鲁迅全集》第6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555页。）。这句话本身除了对于剪辫的欢迎之外，也暗含着文化与政治上的意味。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随着每一次社会制度的巨大变革，人们的观念和观点也会发生变革”（注：马克思、恩格斯：《“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二期上发表的书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40页。）。辛亥革命的确使封建伦理道德及其派生出来的许多习俗、理念受到冲击，传统价值观念进一步动摇，与民主共和制度相适应的新习尚得以更快传播。但这种社会意识领域内的变化是不均衡的，受到人们的生活习惯以及宗法结构、民众心理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种种的差异性在剪辫运动中都得到了深刻反映。
“发辫之所由来，由于满洲之入中原”，“发辫之消除，亦与满洲而俱尽”（注：《论辫发原由》，原载《黄帝魂》，《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748页。）。如同清王朝的覆灭不是导致新王朝的建立，而是中华民国的诞生一样，发辫的肃清也不是重新束发于顶，而是短发的普及。辫发作为一种传统的象征，一种文化记忆和一种政治符号，已然随着中华民族整体意识的加强，渐渐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剪辫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其所具有的新时代的革命意义，成为中西两种文化的撞击和融合在身体领域的反映。剪辫运动同辛亥革命一样，受到世界变革潮流的影响，成为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一步。
结语
从清王朝前后近三百年的历史中可以看出，辫发不仅是一个民族的发式风俗问题，而且是涉及到政治变革和社会变迁的大问题。日本学者桑原骘藏就清初剃发的历史曾说：“为头发而损失古今几十百万个汉人生命，实不能不算为世界之怪现象。”（注：[日]桑原骘藏：《中国辫发史》，苏乾英译，《东方杂志》1934年2月31卷3号。） 而这一所谓“怪现象”正说明发式的变化，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是满族统治者为确立自己统治权威的一种表现。清王朝一直奉行剃发政策，视百姓剃发为顺从其统治的象征，这就使得辫发与其后历史发展中的重大政治事件始终密切相关，成为社会运动、政治斗争和移风易俗的冲突焦点。而辫子本身从“剃”到“蓄”再到“剪”的变化过程，也见证了整个清王朝的兴衰和中国逐渐迈向现代化的历程。如同发式的变化需要渐变的过程一样，这段历史也经历了由量变到质变的演变过程。一种新发式能否最终取代旧发式，也成了政治斗争能否成功的标志。
同一时期的人们对辫发的认识呈现出多种多样的局面，反映出社会心理的复杂性和差异性；而不同时期的人们对同样一条辫子也发生了态度上的转变，又体现了相异的文化和习俗由冲突到融合的过程。古语云：“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剧烈的社会转变总会引起大多数人的恐惧和排斥，这是心理定势在发生作用。而这种转变能否最终完成，不仅取决于新事物对固有环境的适应程度，更取决于经济、政治等的发展状况和主导文化的开放、包容程度。而习俗和文化一旦确立为传统，就会有极强的传承性，并往往在下一次新旧交替过程中表现出巨大的惯性，尽管也会表现出某种变异性。这些特性在辫发问题上得到了清晰的体现。对历史的回顾，可以使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辫发，属于身体，更属于历史。辫发是关系统治权力、社会制度、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社会习尚的大问题，是历史冲突的焦点，更是个人和社会发展轨迹的一份真实记录。
作为身体的一部分，有清一代发式问题所体现的是“权力”对于身体的规训和宰制。从剃发到蓄发、剪发，清朝近三百年的政治史成为一部身体史。民族的风俗、文化理念以及政治权力，使置身其中的人们并没有选择身体姿态的自由，而是必须受限于外在“权力”的摆布。与此同时，选择何种身体姿态，也就成为表达政治态度、文化观念以及社会心态的身体符号。在这种身体文化中，贯穿清朝始终的辫发史，展示的是身体与“权力”之间的互相塑造的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