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汉人反抗满族统治者未必都是为明朝而战，这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是不满于让他们感到极为不快的剃发令。在剃发令初罢时，他们甚至盼望新的统治者能将其从沉重的赋役负担中解救出来。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二十五日，钱谦益派人到苏州进行招抚，“民皆执香以迎，城中大姓有设香案于外者”（注：顾炎武：《圣安本纪》六，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三辑，大通书局1984年版。）。而复行的剃发令则逼迫他们奋起反抗。在他们看来，保留以束发为特征的儒家传统和作为优越“礼仪之邦”臣民的自尊更为重要。曾目击江南人民抗清的一个西方人说：“辫发胡服之新制，大招汉人之反感，彼等对于满洲政府，群起反抗。汉人以为受此强制辫发胡服，较诸处于任何异族之檄号为耻辱，曩者为保守头颅柔顺如羊之汉人，今则因保守其发而奋起如虎。”（注：桑原骘藏：《中国辫发史》，苏乾英译，《东方杂志》1934年2月31卷3号。） 江南地区由于经济和文化较发达，民族意识也较强烈，长江流域爆发的闻名天下的抵抗事件，就显示了在公众心目中剃发问题与人的自尊、民族尊严和文化传统之间存在着强有力的联系（注：魏斐德（Wakeman Frederic Jr）：《地方主义与清征服江南时期的效忠思想：江阴的悲剧》（Localism and loyalism during the Ch'ing Conquest of Kiangnan:The Tragedy of Chiang-yin），魏斐德和格兰特（Carolyn Grant,eds）编：《中国帝制晚期的冲突与控制》（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43—85页。）。辫发本身有如多棱镜一般折射出这一时期社会政治和人们心理的复杂多样。对辫发的认知差异不但存在于满汉不同民族和政治势力之间，而且存在于各自民族的内部。
无论如何，剃发令最终使汉人男子发式，从束发向结辫转变。可围绕辫发而引起的矛盾、斗争，则远没有结束。顺治年间，大学士陈明夏仅仅因为说了一句“要天下太平，只须留头发复衣冠”，便被处以绞刑，社会控制不可谓不严，但是仍抑制不住反抗的浪潮。顺治五年（1648年）金声桓与李成栋因反对剃发而起事，掀起清入关后第一次反清高潮。李自成余部因剃发问题降清复叛。从顺治朝到康熙朝，清王朝一直要招抚台湾郑家，因剃发问题致使多次谈判告吹（注：参见江日升：《台湾外纪》卷十五，《明清史料》丁编第3本第272页，世界书局1979年版。）。康熙十二年（1672年）三藩之乱时，吴三桂用束发复衣冠相号召，所过州县俱令剪辫，颇受人们拥护，不到半年就占据了半壁河山。此后，许多重大政治事件，包括伪稿案和马朝柱起义等在内，都直接或间接与辫发有关。
综而言之，明末清初易代之际，由满、汉战争而引发的“剃发”、“留发”的发式之争，虽然最后以清王朝的军事胜利而告终。但是，在战争中以及双方的政治斗争中，本来为民族风俗的发式成为充满政治符号的身体特征。“剃发”与否成为归顺清朝与否最为显著的身体表现，由此而引发的“江阴十日”、“嘉定三屠”等著名政治事件，不仅将这种身体—政治符号赋予了更多的冲突内涵，也使它成为一种文化记忆，一直贯穿于整个清朝的历史之中。无论是满族统治者还是被征服的汉人，发式对于他们而言都是一个充满危险的身体标志。
二、揭竿而叛的“蓄”
有清一代，剃发和蓄发始终是一个尖锐的政治问题。为挑战清王朝剃发令，很多民众起义都发布了蓄全发令。蓄全发几乎成为这些起义军的突出标志。然而，每当民众起义失败后，接受清王朝统治者又无一不恢复辫发。这其中，蓄发的身体特征实际上表达的是一种政治反抗，也是对文化记忆的一种追认，以“复衣冠”的形式来表明对于汉文化的认同。
“起义”与“蓄发”结合的历次反抗，发展到近代时期以太平天国为顶峰。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曾颁布“蓄发令”，明令恢复古代男子束发不留辫的习俗，不再剃头，从而掀起了以头发为外在表现的又一场政治斗争。作为身体的一部分，本身并无阶级性、政治性的辫发，继续被太平天国赋予阶级性、民族性等多重含义，成为农民起义军反抗统治者的口号和目标。以杨秀清和萧朝贵的名义发布的《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中就写道：“夫中国有中国之形象，今满洲悉令削发，拖一长尾于后，是使中国人变为禽兽也。”（注：杨秀清、萧朝贵：《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太平天国印书》上册，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9页。） 另外还有“不许剃头，留须蓄发，复中原古制”（注：《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四册，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72页。） 和“应知乃祖若宗并非胡种，自当蓄须留发，脱去妖形”（注：《绍天福朱绦天福陆告四方士民亟早投诚各安生业诲谕》，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8月版，第137页。） 等说。
太平军每攻占一地，发布的第一道公告往往就是“蓄发令”。对拒绝蓄发者，太平军予以严惩。太平军不断宣布“有再剃者杀无赦”（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六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中华书局1968年版，第783页。）、“凡剪发剃胡刮面……斩首不留”（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三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中华书局1967年版，第228页。）。这种做法难免会遭到民众的反感和不满，民众再一次因辫发问题而夹杂在不同的政治势力之间。
蓄发令和剃发令都是针对发式而颁布的政令，取向和最后的结果并不相同，但推广手段和实施过程却十分相似；在社会各阶层中产生的影响也颇为相近，既有逢迎者，又有反抗者。
对于反对蓄发者来说，随着清王朝统治的延续，辫发已由“夷风”变成了“正统”。民间以“长毛”、“发逆”来称呼太平军将士，本身就包含了对蓄发的非正统认定。这是伴随着辫发所体现的风俗传统、儒家理念与清政治统治三者的确立而产生的。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曾说：“我们对风俗习惯方面哪怕是极其细微的变化感到恐惧和害怕，这实在是没有必要的……这些变化一旦成为传统，就会拥有其他时代的旧模式所具有的同样丰富的内容、同样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注：鲁斯·本尼迪克特（Benedict,Ruth）：《文化模式》（Patterns of Culture），傅铿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4页。） 这里的“风俗习惯”一词不单指社会习俗，而是包括生活方式、文化观念、政治意识等多重涵义在内的一个总体概念。辫发已在潜移默化中成为了国家和人民中的一部分，对它提出挑战就像清初挑战束发一样，是对传统理念和固有政治的一种冲击，必然会遇到阻力。加之民众比较崇尚权威，畏惧天命，讲究传统，推崇经验等，不愿改变。而太平军某些下层兵士的扰民欺民举动也使人们产生恐惧和抵触心理。因此人们对于禁剃发，并不是全力奉行。柯超曾记述道：“贼匪既占宁城，各处禁止剃发，催迫进贡。通衢僻壤，俱有伪示。示及江北岸，夷官见而即毁，街巷巡逻不许张挂。仍教居人照常剃发。”（注：《禁剃发告示》，罗尔纲、罗文起辑录：《太平天国散佚文献勾沉录》，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1月版，第65页。） 海宁冯氏的《花溪日记》中在写到杭州被清收复后：“（同治二年十二月）廿四日，杭州府陈姓出示，限三日内皆剃发，民乃欢呼称庆。”（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六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中华书局1968年版，第717页。） 可见，辫子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束发倒是显得有些与“传统”格格不入。
支持蓄发的人们对辫发的认知也并非整齐划一。包括太平军将士在内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曾国藩在率领湘军镇压太平军时，往往发现所谓“满发老贼”特别勇悍善战，因为这些人大多是参加太平军时间较长的老战士，头发已经长得很长，甚至有“长发尺许”的。而前面头发不长的是新兵，战斗力自然要差得多。资历长短，一望头发便知。《金陵被难记》中载：“广西真长发并不多，大约皆两湖新裹之众”，所以守城时“每令妇女披发假装男子，上城击鼓鸣锣，呐喊巡视”（注：佚名：《金陵被难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四辑，中国史学会主编，神州国光社出版，第750页。），以此来壮大声势。可见由于政治对抗，辫发与蓄发被人为地对立起来，不仅成为了政治的风向标，而且还代表了个人的身份与资历。另外还有一些人为逢迎太平军而蓄发，甚至还模仿其衣冠。据《自怡日记》记载，太平军在常熟“开市颇盛，牌署天朝，掌柜者俱土人，亦辫红履朱，诩诩自得”（注：《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四册，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91页。）。《花溪日记》甚至说，海宁通元镇“镇人尽小帽无结，发系红绳”（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六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中华书局1968年版，第677页。）。这些人看起来似乎是对太平军有归降之意，至少是并不把太平军看作“反贼”，当然也不排除有些人是出于从众心理才这样做的，但大部分人主动改变发式，则与其内心的政治倾向变化相关。另外，有些人还对蓄发持保留甚至摇摆的态度，看到太平军来了就蓄发；太平军刚离开，以为“长毛既遁，官兵且至”，便“争先剃发”（注：《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四册，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55页。）。凡此种种，使蓄发与辫发的较量也呈现出复杂多样的局面。这正是当时政治斗争和社会心理复杂多样的具体体现。
对于违抗蓄发令的人们，太平军处以残酷刑罚，明显地暴露出辫发中所蕴涵的政治含义。这种做法，在百姓看来是暴政。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使太平天国失去了不少民心。对于主动蓄发者，太平军往往怀柔、安抚有加，无论其蓄发的最初动机如何，一律视为顺民。由发式来简单而绝对地判定其政治倾向，实在有失公允。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这种辫发的泛政治化倾向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可以说，辫子作为一种政治符号而被特殊化，正是政治斗争激烈化的表现。
然而，有一种人却可以游离于辫发的政治斗争之外，那就是往来于太平天国统治区与清王朝统治区的商人。他们向太平军交费，领一张剃头准许证，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剃发了。“剃头凭”是太平天国为保护和鼓励商业发展而实行的一项政策。它不是一种权宜之计或偶然发生的个别现象，而是在太平天国地方政权的正式文告中公开宣布的一项重要规定。如海宁的太平军驻军长官就“谕百姓剃头过江贸易，每给剃头凭，须费仅廿六文，剃者甚众”（注：《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四册，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45页。）。如此可见，太平天国强令蓄发主要是出于政治的目的，是以蓄发取代辫发来挑战清朝政权的一种政治手段。
这场与发式密切相关的战争最后以太平天国的败亡而告终。辫发所代表的清正统地位的再次强化，蓄发人又开始了剃发。太平天国时期的农民起义战争，将清初以来辫发乃是代表着政治态度、民族情感的身体标志进一步强化了，也随之影响了太平天国之后的历史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