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是一个与辫发纠缠在一起的朝代。单是男人头上盘旋的一条辫子，其存废留剃就与清王朝的政治命运紧密相连。尽管已有学者对于清朝的辫发史作过相关研究（注：研究中国辫发史的成果主要有日本学者桑原骘藏《中国辫发史》，美国学者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中国学者王冬芳《迈向近代——剪辫与放足》等。陈生玺在《明清易代史独见》中的《清初剃发令的实施与汉族地主阶级的派系斗争》、《剃发令在江南地区的暴行与人民的反抗斗争》等文，对清初剃发令进行过集中阐释。李文海、刘仰东在《太平天国社会风情》一书中，深入探讨了太平军的蓄发问题。严昌洪在《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西俗东渐记——中国近代社会风俗的演变》等书中，深入探讨清末剪发易服等问题。黎志刚在《中国近代的国家与市场》中，有《想象与营造国族：近代中国的发型问题》一文，剖析了近代中国发型变化。张亦工、夏岱岱的《割掉辫子的中国》，集中探讨辫发与时人的心理。），但截至目前还很少有人从身体史的角度切入，将辫发与有清一代历史的发展变化联系起来展开论述，并且透过“辫发”这一身体符号来对清代政治与文化进行解读。

    　　　　一、江山易主的“剃”

    满族男子剃发留辫，实源于北方女真族的风俗习惯。在战争中，辫发渐成征服外民族的一种标志。投降或归附满族者要剃去四周头发，扎成辫子。后金天命七年（1622年），努尔哈赤进入广宁，传令“老年人可以不剃，年轻人必须剃”（注：《满老文档·太祖》卷三十四，辽宁大学1979年译本，中华书局1990年版。），因为壮丁当兵，要求较严。此时辫发还未完全成为一种政治符号，至多是满族对于投降或归附者发式服饰同一的要求。此后，皇太极继位，采取了某些缓和满汉民族矛盾的措施，但是却要求被征服地区的汉人剃发。清军每到一处，便要当地人不分老少一律剃发。随着对明战争的日益扩大，剃发的范围也逐渐扩展，剃发逐渐演变成一种固定的制度。
    在满族贵族看来，只要汉人肯剃发，就会弃明忠清。而明官和汉人则把不剃发作为保持民族大义的表现。许多被迫剃了发的汉人在从辽西逃至关内的途中，被明军妄杀。有没有剃发，成为区别满汉的首要身体依据。随着满族与明朝之间战争的加剧，“剃发”也开始逐渐上升到有关民族、文化层面的问题。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剃发”最终成为有清一代著名的政治与文化符号的历程却是相当复杂的。
    清顺治元年（1644年），随着清军入关，剃发制度也从关外推行到关内。多尔衮强令官民剃发的举措引起汉人的普遍不满，甚至因此改变对清军的态度。“入关之初，严禁杀掠，故中原人士无不悦服，及有剃头之举，民皆愤怒，或见我人泣而言曰，我以何罪独为此剃头乎？”（注：池内宏：《清代满蒙史料·李朝实录抄》仁祖二十二年八月戊寅，文海出版社1975年版。） 发之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不久， 在吴三桂等降清汉臣的建议下，鉴于强行“剃发”所引起汉人的抵制情绪，多尔衮下令罢除剃发，以收买人心。此举收到奇效，极大地减少了清军南下的阻力。明朝大臣史可法在复多尔衮的书信中也说：“且罢剃发之令，示不忘本朝。”（注：蒋良骐：《东华录》卷四，林树惠、傅贵九校点，中华书局1980年版。） 因不用剃发而对清产生某种好感。而清在辫发问题上的暂时妥协，则缓解乃至削减了满汉双方的矛盾与冲突。
    然而，剃发令行而复罢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造成了新的矛盾。这种新的矛盾表现在：先期归顺者已经剃发，后来投降者则不用剃发，于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某些混乱。清军南下时，又实行了“剃武不剃文，剃兵不剃民”，进一步加剧了“一半剃一半不剃”的局面。于是在归降的汉官中引起了争端：没剃发者主张一体从汉，以保留捍卫礼仪之邦的尊严，对剃发所象征的“蛮夷”有某种排斥心理，尤其是对于那些先期归降的“剃发者”怀有一种鄙夷的心态。而已剃发者则要求一统从满，以表明自己忠于清主；同时，也可以释缓后归降者保留发式的心理压力。不仅如此，普通百姓也因剃发与否成为了王朝之间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在常熟，剃发者与未剃发者杂处，“清兵见未剃发者便杀，取头去做海贼首级请功，名曰‘捉剃头’，海上兵（明兵）见已剃发者便杀，拿去做鞑子首级请功，号曰‘看光颈’。途中相遇，必大家回头看颈之光与不光也”。社会上弥漫着恐慌心理：“福山数十里遗民，不剃发则惧清兵，剃发又惧明兵，尽惴惴焉不聊生矣。”（注：七峰樵道人：《七峰遗编》第57回，转引自陈生玺《明清易代史独见》，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69页。） 此时的辫发已无关乎民族风俗，其所代表的降清还是附明的政治含义被进一步凸现出来，由此拉开有清一代“辫发”与政治纠缠史的序幕。
    顺治二年（1645年），清军进入南京，多尔衮遂改变剃发与否“听其自便”的政策，命礼部向全国发布“剃发令”。在剃发令的罢而复行中，部分降清汉官起了很大作用。清军南下旨在夺取明朝江山，使被统治者从满俗、废汉俗，以免触发人们的故国情思。辫发既然是满汉习俗在身体外观上最显著的差异，又具有这么丰富的政治内涵，所以多尔衮接受了这些汉官的意见，重新实行强制剃发的政策。至此，辫发完全成为了一种政治符号，多尔衮视剃发为征服汉人的重要手段以及汉人是否接受满族统治的突出身体标志。为此，清军不惜采用血腥镇压的手段。各地官府派兵士监督剃头匠挑着担子上街巡游，强迫束发者立即剃头梳辫。稍有反抗，当场杀害。有的还被割下首级，悬在剃头担子上示众。这样一来，汉人由反对满族的象征——辫发，进而反抗满族统治。所谓“江阴十日”、“嘉定三屠”等等，都是由此而引发的惊天地泣鬼神的历史事件。无奈强令难违，男人从此不得不“五天一打辫，十天一剃头”（注：邵廷采：《东南纪事》，“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上海书店1985年版，第99页。）。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因“剃发”而发生的流血屠戮的悲惨事件，不仅在当时的明、清战争中影响巨大，更成为满汉民族冲突的痛苦的文化记忆，贯穿于有清一代。
在剃发问题上出现如此激烈的冲突，实属罕见，因此也引起学者们的广泛思考。美国学者孔飞力认为，汉人们也许由剃发而联想到阉割。他推断：在旧体制下，男子人格和地位的优越感是以精心蓄留的长发为象征的。而那些在满族勇士看来意味着阳刚之气的东西，在汉人的眼里确是娇弱妇道的象征（注：孔飞力（Philip A.Kuhn）：《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Soulstealers: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of 1768），陈兼、刘昶译，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1月版，第75页。另外，艾德蒙·李奇则提出满人的辫发是一种自制战胜放纵的象征。他认为：“从礼仪上来说，长发表示不受限制的性征；短发或部分剃发，或紧紧扎住的头发表示受到限制的性征，完全剃光的头表示独身生活。”为强化这一观点，他还征引了17世纪英国精神病专家查尔斯·伯格（Charles Berg）的看法：“骑士们蓄长发，性征突出，缺乏自我约束。而圆颅党人却留短发，性征受到限制，并有严格的自我行为约束。”[李奇（Leach,Edmund R.）：《魔法般的头发》（Magical Hair），载《皇家人类学研究所所刊》（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第88期（1958年）第153—154页]在他看来，剃发与传统儒家的自律原则格格不入， 这是双方冲突的根源。 霍尔帕克（Chyristopher R.Hallpike）认为头发与社会纪律关系相联：“剪发表示社会控制（在象征的意义上同社会控制有联系），因而得到征服者的坚持。”[霍尔帕克（Hallpike,Chyristopher R）：《社会的头发》（Social Hair），载《人杂志》（Man），第4卷（1969年）第261页]）。
    笔者以为：满汉民族对头发的认知差异是产生冲突的因素之一，但并非首要因素。首要因素是由满汉对辫发不同政治、文化内涵的解读以及各自所持有的呆板、强硬的态度。
    从满族统治者来说，随着对明战争的全面展开，辫发也从民族风俗与服饰上升为赋予政治含义的事件。这可以从满族在辫发问题上对待蒙古、朝鲜和明朝截然不同的态度中看出。蒙古族剃发习俗与满族接近，历史上联系较多，满族统治者便以此拉拢蒙古，强调联合以反对发式和服制不同的明朝。为此，努尔哈赤在后金天命五年（1620年）正月致书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说：“明与朝鲜异国也，言虽殊而衣冠相类，二国尚结为同心，尔我异国也，虽言殊而服发亦相类；……愿同心协力共图有仇之明，如此不亦善乎。”（注：《满洲实录》卷六，中华书局1986年版。） 因服发的形式问题，满族贵族把蒙古民族视为同类，把汉人和朝鲜人视为异类，突出的是联合蒙古与明敌对。萨尔浒之战，努尔哈赤为笼络朝鲜下令：“自今后朝鲜被掳军卒，更勿剃头，使之长发云。”（注：李民寏：《栅中日录》，辽宁大学历史系校译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2页。） 皇太极两次出征朝鲜，“俱令剃发”（注：《清实录·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三二，崇德元年十一月己巳，中华书局1985年版。），但在大败朝鲜后，则降其为属国，使者进京朝贡，冠戴如故（注：《李朝实录》，仁祖十五年十一月甲申，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中华书局1980年版。）。这种针对不同民族而采取不同的发式要求，以及在发式上大做文章的策略，显示了满族统治者赋予发式政治内涵的用意。
    拉拢蒙古，是因“发服相类”，视为“同族”；不令朝鲜军卒剃发，缘于朝鲜为“外国”。可见，满族统治者实行剃发制度主要是针对汉人，旨在建立大一统政权。在关外时，满族统治者认为主要敌人是明朝，所谓“七大恨”者是也（注：参见《清实录·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五，天命三年，中华书局1985年版。“七大恨”即：一、明朝杀害金人的二祖；二、袒护金人的仇敌哈达；三、越界出兵，助金人的世仇叶赫抗金；四、明人越界，金人根据誓约杀了，明朝勒索金方交出十人来杀死，以资报复；五、明朝造成老女改嫁；六、移置界碑，抢夺金国的人参、貂皮；七、听信叶赫，写信来辱骂侮慢。）。但汉族的生产技术和文化水平都超过了满族，社会制度也较为完备，满族统治者产生一种恐惧心理，担心汉人会危及满族政权。当汉化程度较深的满族贵族曾建议全盘汉化，改服汉人衣冠时，皇太极严加训斥。他认为满族的衣冠制度是满人尚骑射、武力精强的保证，金、元入主中原后，皆成汉俗，实后代君主变易祖宗制度，服汉人衣冠，弃本国语言所致。因此，一切制度必须从满，才能保证满族政权的长期稳固。显然，将辫发作为汉人接受满族统治的一种标志，从而达到巩固政权统治的目的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辫发不仅仅是民族风俗的象征，而且具有特殊的政治含义。后金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明令：“凡汉人官民男女，穿戴要全照满洲式样……有效他国衣冠、束发、裹足者，重治其罪。”（注：蒋良骐：《东华录》崇德三，林树惠、傅贵九校点，中华书局1980年版。） 剃发成为立国之策，不惜以严厉的手段迫使所有臣民遵照执行。辫发既是满族统治者成功征服的标志，也是拥有广大臣服者、长治久安的一种外在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