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额外胥吏的人数，据说：“大邑每至二三千人，次者六七百人，至少不下四五百人。”[10](卷二四，《请惩治贪残吏胥折》) 又有说：“大县多达一千余名，小县亦多至数百人。”[9](五年闰三月初七《请满役吏胥捐银选职疏》) 以至在清代的地方政府中，普遍地存在着这样一种状况，即“放手使用胥吏则弊端百生，用之过严则请辞。每日有一日不可闲置之公务依赖彼等，岂容辞去。这乃是衙门的秘密”[34]。于是，远远高于庶民之上的地方官，愈加无暇“亲民”，而只能是疲惫于“治吏”与“驭吏”。驭吏不得，只好旁求于幕友“佐治”而“检吏”。因而，幕友在官府中就更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从“约束书吏乃幕友第一要事”[35]，直至被认为是“掌守令司道督抚之事，以代十七省出治者”[10](卷二五，《幕友论》)。
当然，这样简单定性的评价也许有失偏颇。总体来看，我认为在多数情况下，具有“生员”以上资格并享有统治者给予的特权，始终以“入仕”为人生愿望的幕友，在清代的各级衙门中，以其“刑名”、“钱谷”等行政管理知识，在“辅官”、“佐治”、“检吏”等方面确实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点从著名幕友后来又做了宁远知县的汪辉祖的《佐治药言》、张廷骧的《入幕须知》以及众多幕友在当地推行教化、编修方志等活动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证实。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由于幕友的“官”“绅”双重身份，在有些时候，他们不仅不能起到“检吏”的作用，相反，“胥吏之舞弊，必恃乎幕客之沟通”[9](七年三月二二日)，以至于这种三维体制在发挥功效的同时也滋生出越来越多的弊端。这大概是世人论及胥吏，盖以“把持钱粮、官府”统而论之的原因。
4.关于吏弊的两点补充
吏弊问题是以往讨论胥吏的焦点，成论已多，故不再赘述。仅就以下两点再谈一点看法。
之一，古之论吏弊者，多是出于对胥吏一职役的成见，这一点从储方庆《驭吏论》中看得很清楚：“吏胥之役岂可与官长之职同日而语哉。官长之受职也，或承先世之勋业以袭其荫，或积数十年之劳苦以得一官，其取之至不易矣。不幸而至蹉跌则前此之劳尽弃而不可复振，是以官长皆有甚惜其职之心，而朝廷亦得挟之以威天下。若吏胥之役不过入数十金数、百金之资于官已耳，不幸而有祸败，不过失此数十金数百金之资，而幸而不至于有罪，则可以横行无忌，惮百姓之脂膏以自肥其众。而其所谓祸败者又非有不可复入之禁，如长官之除名者也。”[10](卷二四) 吏仕殊途，不可同日而语。官主民事，而吏为驱使。这是正途出身者的成见。因此，胥吏之掌民事，虽是亦非。比如陋规之征，朝廷本无定规，官征陋规假于胥吏，于是“贪”“弊”之名尽归于胥吏。再加上胥吏与挂名胥吏的执掌尚有待于进一步考证，故不应对胥吏作出简单定性。
之二，在分析胥吏为害的原因时，多称胥吏既无“俸给”又无“工食”，因此，进不受功，退不惧法，上不定事父母，下不尽畜妻子，必至钻营舞弊，遂其私利。其中一条重要史料是根据田文镜的“盖司道府衙门书吏，本无额设工食，又有纸笔等费”[10](卷二四，《复陈书吏不必定额疏》)，而断定清代胥吏无工食而仅有极少纸笔津贴[3](p.180)，这恐怕不足为信。查诸多清代方志，胥吏工食虽几朝裁增变化，但从未尽裁。我理解田文镜所云，指的是对挂名书役不用给发工食，却可以从他们那里收取名为“纸笔”的捐纳之费。因此，后面又说“即将各项陋规裁革，不许受贿作弊，若并此挂名津贴亦为裁革，则纸笔之费亦无从出矣”。“无从出”，是指衙门的此项费用无着落，而并非支给胥吏等人的一笔开支。结合前面的一条史料，即常赉《奏报所得养廉与各项费用摺》中提到的“向有督、抚、司纸札之费”，其意甚明。
结论
1.统观清代地方政府之为政，无论统治者的初衷如何，也且不论幕友胥吏为弊为害，清代以来，官而幕友而再胥吏的机制的形成，由于把幕友与朝廷的关系仅仅建立在从地方官手里领取“束修”的基础上，把应该从属于封建序列的等级关系，人为地转化为一种不受任何律例制约的人际关系，即地方官与绅衿之间的“来去自由”关系。从而在保证不分散王权的前提下，在客观上实现了有效地利用绅衿统治地方的同时，又在分化着绅衿阶层本身。
2.由统治者任命的地方官，虽然与绅衿的阶级利益是一致的，但与其说是绅衿的代表，毋宁说是皇帝在地方的代言人。幕友虽然在官府中有“合法”的幕席，却不是官位。再加上幕友均为“游幕”，并不是当地绅衿。因此，也就从根本上防止了地方势力的形成。其结果，首先是官府借助于对下情熟悉的幕友、胥吏，进而包括当地绅衿，使机构效率提高。其次，绅衿势力与政治统治相结合，使得以儒家传统和宗法习惯为出发点的封建制度，通过教化等手段在地方得以强化。
3.尽管幕友的执掌在清代晚期不断变广变宽，其权尤重，并随着教育的变革及外来势力的影响，知识也有所更新，随之，地方绅衿势力也有所增强。但是，由于幕友、绅衿从一开始就从统治者那里得到过种种特权与好处，因此，很难萌生反抗皇权的意识，这可以从后来统治者借地方力量镇压农民起义的例子中得到证实。
4.据何柄棣《明清社会史论》的统计，清代的生员有二分之一以上“出身微寒”，即祖上未有“功名”。“平等”的科举制度，首先为社会各阶层的流动创造了条件，而幕友与胥吏的存在，是统治者在严格科举制度之外，又为社会阶层的变更开辟了另一条道路。从而，促成了社会各阶层的分化，缓和了阶级矛盾。幕友和胥吏都不是官，但却都以似乎“合法”的身份存在于统治机构中，并代表绅衿实施着具体的地方管理，从而也掩盖了统治者与广大民众的直接矛盾。
总之，清代的这种地方机制，是当时被认为是作为异族的封建集权统治得以“稳定”而“漫长”存在的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