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近现代专制改良无不以“预防革命为始、诱发革命为终”
一、近现代专制改良无不以预防革命为始。在近代世界从专制向民主过渡的历史过程中，由於民主革命在欧洲的日渐胜利，既推动了民主政治与自由经济的蓬勃发展，又诱发和催动了不同性质革命的普遍兴起。不仅引起了专制统治者的反对和反扑，而且导致了他们要有改良的手段以自救。但是，这个改良，一是因为它已经处於整个专制制度和专制统治的历史消亡期，而非发展期，所以，它才不是对专制制度的改良与发展。二是因为它意在维护将倾的专制统治大厦，所以，它才不可能改变专制制度本身，更不可能改到民主政治和民主制度的轨道之上。三是它无非是要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停止专制暴政，改行专制仁政。即在特定时期内，专制残暴的程度有可能减弱，范围有可能缩小，但专制统治和专制的本质却无真正的改变。所以，它就不可能顺应人民要以民主政治和民主制度来取代专制政治和专制制度的历史要求。因此，这个改革从目的到手段，充其量也只能是在它的衰亡期，为预防革命变革所实行的“自保或自救”。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一方面是专制主义的声威远震欧洲，一方面又只能将国家和人民的创伤，掩盖在路易十四的皇冠之下和专制政体的凯歌声中。路易十四虽然要在冠盖如云的专制沉船上笙鼓喧天，然而，面对着即将到来的革命，他亦只能悲哀地狂言道：“我死後，哪怕它洪水滔天”。其後，路易十六虽然为挽救专制沉船而试图用专制改良的办法，来延续专制法国的寿命，“然而，正如一个拒绝改革的君主必然要遭到毁灭那样，他由於尝试改革而同样招致了毁灭的下场。他的朝代一直到三级会议期间，都是一个在长期改革而迄无结果的时代”。也许，路易十六直至走上断头台，都不会明白，他的专制法国，为何会与他同归於尽；更不明白他於在位的十数年间，曾遍选良臣，力行改革，为何仍落得如此的下场。历经了亚历山大一世改革和亚历山大二世改革的俄国末代君臣们，因深谙先帝先臣们的改革与布加乔夫革命、以及欧洲民主革命的关系，所以，他们才能说出“改革就是为了预防革命。革命如不发生，改革照常进行；革命如若发生，改革必须终止”这样的话。由是，他们才会在一九零五年流血的星期日之後，取一边厉行政治镇压、一边进行经济改革的两手，来维护他们即将崩溃的专制统治。如前所述，大清朝的改革固然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也是清政府要图强御侮和长治久安的历史产物，然而，在清王朝先後两度、长达五十年有声、有色、有血、有泪的改革中，曾使它只要“中宵念起”、便“梦魂屡惊”的太平天国造反，不但是它决行经济改革的重大政治动因，而且正是孙中山的革命，才又使它 行了要借改良以扑灭革命的阴谋政治手段。
然而，不论是温和的路易十六，还是凶狠的尼古拉二世，抑或是两手兼能的慈禧太后和她的继承人们，也不论他们是真心或假意於改革，甚或是镇压革命与实行改革并举，盖因他们都对改革是为自救这一目的了然於胸，因而，他们才决然不会同意革掉他们的王位、王权、王朝，特别是为这一切所依赖的专制制度本身。因而，为维护王位、王权、王朝和专制制度的改良，其目的，也就只能是为了“预防革命而已”。
二、近现代专制改良无不以诱发革命为终。显然，改行仁政与继行暴政是同样的困难。这是因为：其一、要施行仁政，就必须让步於民和让利於民，如是，就必须要遭到统治集团内部某些顽固守旧势力的反对甚至破坏。为了不使他们阻挡改革，统治集团中的改革者们，就不得不在改革中，给予他们更多的好处和利益，甚至当权的改革者本身亦要利用改革以自肥。由是，改革非但不能制止特权，却反而扩大了特权，从而使人民痛感自己在改革中所获，乃与统治集团中人不成比例。这无疑只能引起人民新的和更大的不满。再加上要保护特权，和持续渔利改革，就又必须压制人民的普遍不满。这样，“在有人享受特权和人民受到压制的前提下，任何为公众利益所施行的改革便都是行不通的了”。
其二、因为改革非但没有制止特权，反而扩大了特权，而特权的扩大，又势必导致腐败的加深，诚如孙中山所指出的“单单是引进铁路或欧洲物质文明的任何这类措施，由於它们打开了新的敲诈勒索、贪污盗窃的门路，反而会使事情更坏”。这个更坏的事情，无疑要使原来渴望改革的人民，由渴望改革，而变成痛恨改革，并要求实行真正的改革，即革掉专制特权。於是，希望从根本上改革专制制度的要求，也就会日渐地高涨起来，最终便是革命的爆发。诚如梁启超所言“革命党何以生，生於政治腐败”。
其三、专制末世的改革，原是要维护专制统治的。所谓改革，说到底，亦无非是停止暴政、改行仁政而已。但仁政仍属专制政治的一种，即所谓“开明专制”，并非脱离了专制政治本身，更非改变了专制制度。但人民既然连对仁政也不能满意，甚至要求改行仁政以外的“政治改革”，特别是专制制度的改革，并且要求改到民主的政治道路上去，这无疑是向王位、王权、专制权力，以及整个专制制度的挑战。因为，拒绝人民的政治改革要求，就会引发革命；同意人民的政治改革要求，又意味着专制权力和专制统治的自我消亡。对整个专制制度而言，诚所谓“搞民主就是自杀，不搞民主则必遭到他杀”。於是，专制统治者，就会出於既要否定前者，又要预防後者的需要，而只好连改革也一同终止。由是，一场为预防革命而发动的改革，即专制改良，最终便不得不走向了“引发革命”这样一个悲剧的结局。
其四、历史是不可逆转的。古人所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的话，其意义即在於此。当人民身处专制压迫的痛苦中时，有时，痛苦会使他们变得麻木。但是，一旦专制君主“因害怕麻木中的觉醒和暴力”，而期望用改革的方式来维护其统治不致一朝倾覆时，人民又会因为改革而迅速地从麻木中苏醒过来。这种正常的苏醒，正因为伴随着理性的愿望，才不会有爆发暴力的危险；但也正因为其觉醒带有理性复苏的意义，因此，一旦於再度失望中真正地觉醒了过来，其理性的力量，就将是任何力量所难以重新压服的了。更何况专制统治者既要倡导改革，就要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倡导思想解放的运动。一为他的改革呜锣开道，二为它们的改革歌功颂德。但是，既要提倡思想解放运动，就会为人民提出指责创造了条件；既要人民歌功颂德，就要准备着人民要求辩论是非。同时，既已提倡思想解放，再要禁止人民去思考、特别是禁止人民去思考对自己不利的事情，也就不可能办到。因此，一旦改革被终止，专制统治者也就不可能不重新强化专制统治、尤其是强化专制的思想统治。那末，由对改革的失望而倍生痛苦和真正觉醒了的人民，面对着卷土重来的专制暴政，也就不可能不在绝望之下形成一种反抗的决心了。特别是这个反抗的决心，又萌生在对专制暴政和专制仁政都有了深刻的领教之後。更何况由改革所导致的特权的日趋扩大和腐败的日益加深，特别是掌权者已经借改革聚敛了太多的财富，因而，也就必然要导致整个社会、尤其是普通人民生活的更加贫穷化。这就只能为革命做好了思想与人心、政治与经济等各个方面的准备。如是不论是卷土重来的专制暴政，还是卷土重来专制改良，即不论专制统治者是要“抽刀断水”，还是要“横刀夺命”，都已经既不可能压服人民，又不可能再欺骗人民，而只能招来人民对整个专制制度的彻底反叛。革命作为历史的一个普遍的变革进程，亦终於因为专制统治者们要推行专制改良，而及时地到来了。近代欧洲诸国的专制改良，终於导致了民主革命的发生。这既是清王朝的专制改良必然失败的基本政治原因，更是辛亥革命未能避免和不可避免的根本历史缘由。
第二、专制改良、民主改良及革命与改良的应有关系
一、专制改良和民主改良。应该说，改良就是求善，就是在不改变原有性质前提下的“自我求善”，就是指这个自我求善的“过程”，及其“非毁弃方式。而政治改良就是指在政治上的”自我求善“，和这个自我求善的”过程“，及其”非毁弃“的方式。
政治改良亦由两种，一是政治行为的改良，二是政治制度的改良。前者具有上述政治改良的本意，是为政治改良的初级阶段。後者则是对现存政治制度进行改良，是为政治改良的高级阶段。然而，若无其它条件的形成、推动或逼迫，历史至今尚未提供它成功的先例。英国是因四十八年革命和复辟的反复较量，才产生了改良的新政体。但这个因革命和流血才产生的“君主立宪”，虽最终地走上了“虚君共和”的道路，却并不是旧政治制度实行自我改良的过程和结果，而是革命爆发後实现“调和”的政治产物。这个“调和”，在王室，是为让步，在民众，则为胜利；在国家，是为进步；在历史，则是提供了只有革命才能带来王朝政治妥协的可能性；和只有革命才能为在根本上改变专制制度带来可能。虽然革命有着各种各样的形式，并非专指暴力而已。前苏俄和东欧共产专制制度的垮台，就不是暴力革命的产物。眼前印度尼西亚革命变革的胜利发展，就更是他的明证。
然而，政治改良却有“何种制度之下”这样一个前提。这就为近现代世界范围内政治改良的历史和现实，划清了“专制改良”和“民主改良”的明确界限。也就是说，在专制制度内，首先，企图在不改变原有制度或曰体制的前提下，采用非暴力的方式以进行政治行为的自我求善，便是专制改良，亦即专制改良的初级阶段。如法国路易十六的改良，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和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改良，满清王朝前期的改良和当代东欧、苏俄的早期改革，都属於这一范畴。它们的共同特征，都是处在专制制度衰亡期、为挽救这个制度及其统治而进行的政治行为的改良。至於中共，则连政治行为的改良都还没有达到，或曰，还根本不想改。其次，则是在保留君主专制制度或其它形式专制制度、专制政体的前提下，采用非暴力的方式，以对现存专制制度、或曰专制体制进行局部的或过渡性的民主改良，比如君主立宪，便是专制制度的改良，是为专制改良的高级阶段。然而，如前所说，若无其它条件的形成、推动和逼迫，历史至今尚未提供它自我成功的先例。所以，它在性质上虽具有民主改良的愿望，在结果上却难有民主改良的实绩与成功。
由是可知，纯碎的民主改良，则是指在一个已经确认、确立了民主制度的国家或地区所进行的政治行为的改良。这个政治改良，因在民主制度已经被确认和确立之後，所以，它才既是对於旧制度遗留问题的逐步克服，又是对於新社会所产生问题的逐渐解决。也就是在民主制度之下非暴力的求善及其过程。当前东欧和俄国，以及今日中国台湾正在试图逐步解决的种种新、旧社会问题，即是显明的例证。
因此，凡自称“体制内”的改良者，都应该问一问自己，“我乃是哪一家体制内的改良者？”这样一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不但事关体制的性质，事关你立身於何种体制之内，事关你所推动的政治改良的性质，而且事关你个人在体制内外的政治前途。因为，只要你试图突破原专制体制而企图改良到另一个民主的体制里面去，那麽，那个原专制体制就怕连体制内的一席之地也不会给你了！上个世纪末和本世初中国两代在专制体制内企求政治改良者的下场，便是明证。尽管如此，但如果你始终都要坚持呆在专制体制内，又坚持自称是所谓“体制内”的改良者，虽然你并不好意思明称自己要维护的就是“专制体制”，甚至更不管这个专制体制要不要你，你都想要它，那麽，你要做一个专制制度维护者的决心和形象，也就昭然而若揭。
二、改良和革命的应有关系。应该说明的是，追求政治改良，且不论其身处“体制内外”者，常常都是一些希望专制统治者学好改好的人，一些对专制统治集团怀抱希望的人，或一些与专制统治集团及其权势者们有着千丝万缕关系、或有着利益和利害关系者。但是，他们当中确实有一部分人，乃因渴望国家和平进步和担心国家发生混乱、混战，才成为要求改良而反对革命者。然而，前一代改良主义者，不论他们追求的是专制改良还是民主改良，也不论他们在效命改良的疆场上是如何地坚定和坚持，只因他们一是没有明白自己追求改良的成败均操之於专制统治者手中，只要专制统治者不改，他们就永无成功的可能；二也是对革命的起因和革命暴力之所以形成的原因，缺少正确认识，所以，他们才会拼命地反对革命，特别是反对暴力革命，甚至为了反对革命而不惜与专制统治者合流，有的甚至成为专制统治者扑杀革命的帮凶。却不知道革命正是专制统治者一再拒绝改良和将人民“逼上梁山”的一个必然结果。世界近代史上所有的革命及其爆发，都是它的明证。但是，时至今日，前东欧、苏俄非被“打垮”、而是“自垮”，虽非改良成功、亦非暴力革命所成的历史事实，已经为非暴力的革命就是专制统治和专制制度的彻底崩解，展现了她完全可能取得成功的历史可能性。因此，当历史已经走到了今天，走到了离我们前一代改良者和革命者的论争已经相去近百年的时候，我们已经没有必要再重返前一辈改良者和革命者会一再历经争论、冲突才汇而合之的老路，而是应该在推进祖国民主进步的同一条道路上，各行其事，但又避免冲突；目标一致，却又各顾其能。因为，我们相信，今天体制内外的政治改良者们，他们大多数已经成为要求中共进行制度性改良的政治改良派了；我们也同样相信，今天的革命派们已经不再可能拒绝一切能够促成民主变革的种种和平方式了。并且越来越多的人都已经明白，只有在革命者和改良者联起手来以共同反对专制制度和共同建设民主制度之时，中共专制统治者们才有可能在这样一个倍显压力的政治压迫中，向人民实现妥协以接受和平变革。当然，中共若是继续瞑顽不灵，等待着它的，自然是革命的不可避免和改良汇入革命的不可避免。大清朝的一朝覆亡早已为历史提供了“前证”，我们并不希望中共再将它覆灭的“後证”，提供给历史。
注 释：
一、引自「法」来涅《法国革命史》一书。
二、引自「俄」谢。尤。维持《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一书。
三、同一。
四、引自「美」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一书。
五、引自梁启超《饮冰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