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末革命与改良的两次大论战
第一、清末大论战的历史由来
已经去世的邓小平先生曾大言“改革是前人没有作过的事情”。但是，仅在中国，着名的西太后就曾作为“总设计师”，而推行了前後两度、长达五十年的“改革开放”，其手段和成就，至少仍令邓小平和他的继承者们无出其右。这一场在近代中国所推行的改革开放，虽然带来了近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事业在中国的出现，但因这一场改革开放乃是旨在维护大清朝的专制统治，维护已经走上末路的君主专制制度，所以，伴随着他的改革开放的，就不仅是中国自由经济形态的出现，火车、轮船、电报和电话的出世，以及经济特区上海和各个通商囗岸高楼大厦的应运而生，而且更加伴随着腐败的歧生和歧长，直至它一朝覆亡。
正是在这样一个既有改革开放的成就、更有腐败歧生歧长的改革时代，为了中国的前途和为了大清朝的命运，才产生了改良的思想和革命的愿望。前者，既要为中国的前途着想，又要为大清朝的命运操心。後者，则只愿为中国的前途奋斗，却不欲为清王朝的命运担忧。由是，主张改良者，乃经历了两个不同的阶段。一是在前三十年经济改革并没有改变王朝命运的时候，开始要求清政府进行专制政治行为的改良，这就是戊戌变法的发生。二是在戊戌之後，由保皇改良而逐步地走向了要求清政府进行专制政治制度的改良，这就是清政府的“预备立宪”的来由。前者因慈禧太后“坚持四个不能改”，即“三纲无常不能改，大清朝的统治不能改，祖宗之法不能改和慈禧太后垂听政的最高皇权不能改”，而将戊戌变法腰斩在清王朝的龙陛之下。後者因清政府只囗头答应预备立宪，实际却是为自己苟延残喘和扑灭革命而尽谋划之功，从而使改良派“希望全决”。
然而，改良派却在一心要进行改良、以求两全的奋斗中，历经了两面作战的痛苦。一面自然是不 纳他们君主立宪要求的清王清，一面却是倡言革命、追求民主立宪的民主革命派。同样的是，只因革命派也要面对两面作战的困境，即既要对大肆捕杀革命党的清政府作勇敢的斗争，又要与时时都在攻击和反对他们革命的改良派进行抗争。特别是在一九零零年之後，当大清朝的统治更加风雨如晦之时，是倡行改良，还是号召革命，就成了政治改良派和民主革命派们的巨大冲突。改良和革命的大论战，也就箭在铉上，再难避免。
第二、两次大论战
一、第一次大论战。一九零二年，因康有为发表《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改良不可行革命书》，而挑起了“保皇改良派和民主革命派”的第一场大论战。在这一场大论战中，因康有为将大清朝吹捧成“唐虞至明之所无、大地各国所未有”，更颂光绪皇帝为“至仁至德”，诬蔑中国人民“愚昧无知，只可行改良，不可行革命”，因而不可倡导民主共和，否则只能造成“天下大乱和亡国灭种”的後果，更邪言“彼之保皇才是真正的革命，否则无非是杀人放火而已”，对此，孙中山首先指出：“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事理相反，背道而驰，互相冲突，互相水火”。由是，章太炎不仅写出了《客帝匡谬》一文，以自责曾经追随改良的思想和行为，而且写出了着名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针对康有为指责中国人民“公理未明，旧俗具在”，因为“只可行改良不可行革命”的荒谬主张，乃有力地指出，“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具在，即以革命去之”。更歌颂革命为“启迪民智、除旧布新的良药”。同时指责康有为已经堕落成为一个“利禄熏心、甘当奴隶、为一时之富贵甘冒万亿不韪而不辞的封建 侩”。年轻的民主革命家吴樾不仅畅言“反枝叶改革、倡非常改革”，更以谋炸出洋考府察五大臣来表明他与改良思想彻底决裂的精神，不惜牺牲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另一个年轻的革命家邹容则着有《革命军》遗书，竭力赞扬“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共和主义思想，主张“扫除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的积弊”。又一个年轻的革命家陈天华则以“壮夫跃海”的英雄行为，用年轻的生命敲了他的《惊世钟》，希望追随专制改良者们能够《猛回头》。
在这一场对保皇改良派的反击战中，民主革命派除掉揭穿了前政治改良派。“彼之爱国，无非是爱专制政体”的本质，尤其批判了“君权不可侵犯”的君主专制法统，和旨在维护这一法统的封建礼教道统，指出“礼之耗人血、消人气不至死亡不止”的残酷专制本质。不仅有力地轰击了宋明以来意在维护君主专制统治的“理学基础”；而且为中国同盟会成立後革命与改良的那一场更加广泛和深入的大论战，铺垫了共和主义的思想基石；更为辛亥以後中国知识界发动那一场反复辟的思想文化革命，及其对孔孟思想文化体系中专制思想文化成份的批判和清算，埋下了历史的伏笔。
二、第二次大轮战。一九零五年底，面对着清政府诱改良以灭革命的阴险手段，和政冶改良派要君主立宪不要民主立宪的顽固立场，民主革命派早在《民报》创刊伊始，即指名道姓地指责康有为、梁启超是为满清政府制造“欲使吾民族诚心归化之立宪改良论”的祸水。
一九零六年初，梁启超在《新民业报》上先後发表“开明专制论”和“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两篇长文，并将两文合刊出版，题名为《中国存亡之大问题》，对革命派展开全面反驳。一场大论战势在必发。梁启超主张改良和反对革命的重要论点，一是“中国人未有共和国民之资格”；二是“只能经过开明专制以移於立宪”；三是为“不至助长冲突”，只能“相率以要求立宪”，并“必须为彼所能行”，才是“唯一正当之手段”，“若为彼所不能行，则是宣战而非要求”；四是革命“只能导致流血、内乱”等。
一九零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民报》印行《第三号号外》，刊出“《民报》与《新民业报》辩驳之纲领”，首先列出两报辩论的主要条目，然後针对其第一种重要论点，批驳曰：“自由、平等、博爱三者，人类之通行也……夫我国民既有此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而民权立宪则本乎此精神之制度也。故此制度精神必适合吾国民，而绝无虞其格格不入也”。是故，“我国民必有民权立宪之能力”。同时，为国民能够达到民权立宪之能力，《民报》并提出应以“革命和教育来促成中国人民做共和国民的资格”。就革命言之，则“若在实行时代，去专制之苦，尝自由之乐，夷阶级之制，立平等之域。国民义，民族主义，昔存於理想，今现於实际。心理之感孚，速於置邮而传命也”。就教育而言，则“教育无论於革命前，革命後或革命时，均极为重要……更对浚发国民自由、平等、博爱的天性有大助力”。
针对其第二种重要论点，《民报》首先指出：“即以君主立宪而论，亦由国民革命之结果。未有国民不革命，而政府自能立宪者也。政府怵於国民之革命而让步焉。君权民权，相与调剂，乃为君主立宪。若该报专望政府开明专制，而国民舍劝告以外无他事，则其结果只能成野蛮专制政体，若望君主立宪，真羝羊生乳之类耳。”由是，《民报》乃批驳徒望清政府由实行“开明专制而至君主立宪”之论点说，清政府“所处之地位，只能与国民为敌，不能与国民为助明矣。故吾不以改革之能事望诸政府，而未望之於国民。国民既能改革矣，则民权立宪当然之结果也”。
正因为如此，针对改良派“只能要求清政府立宪”的论点，《民报》则乾脆批驳说：“彼政府之所以能专擅者，以其权力足以束缚人民也。人民苟不能脱其束缚，则其发言悬於政府之听否，无丝毫自主之权也。不汲汲养成民力，而惟望其要求，各国政治革命之成例恐无此儿戏也”。更何况，“今日之政府，岂惟已绝无可望，直国民之仇雠而已”。
至於改良派所称的“革命只能导致流血、内乱”之说，《民报》首则慷慨言之曰：“为国而死，不爱其生，此国民之天职也。胡乃以杀人流血相怵？”继则直言批驳曰：“革命不免於杀人流血固矣，然不革命、杀人流血之祸可以免乎？”
此後，各家民主革命派刊物，乃於中国本土和新加坡、檀香山、旧金山、香港等地叁加了这一场大论战。他们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纲领，遵循孙中山先生“必须进行政治革命”的民主革命思想，围绕着“要不要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和要不要建立一个主张民权的民主共和国”等大是大非问题，对立宪改良派“只要改良，不要革命”，“只想哀求清王朝立宪、不想推倒清王朝君主专制政体”的错误思潮，特别是针对清王朝“虚以敷衍改良、实为扑灭革命、立宪为假，专制为真”的维护专制手段，予以了广泛而又深刻的批驳。
胡汉民在为《民报》攥文时便写道“旧日为异族政府所有者，固尝倾覆之；而数千年君主专制之政府，亦必同时改造而後可以保存而竟存”。中国同盟会员汪东亦发表文章呼应说：“单纯的杀人放火，根本谈不上革命，焉可以辱我壮严、宝贵之革命二字”。
《夏声》杂志与《河南》杂志乃从清王朝四十年所谓改革和空喊立宪入手，驳斥立宪改良派们说：“四十年来，言新法者，非今日之政府乎？无日不为之，而究其所为者何事？新法之收效於今日者安在？有能举起大者示之於人乎？……夫以如是之政府，而日日言立宪，五年，十年，十五年之预备期限，常视吾民之举动如何以为伸缩。而又於立宪预备之时期，宣布言论集会之苛虐条件，以为摧抑吾民之具。”“以预备立宪时代即演出如许惨祸，吾不知实行立宪，则民祸将伊於胡底也！”“国民之普通自由，彼不能於预备立宪时代保护之，乃反於预备立宪时代剥夺之。国民政治上的权力，彼不能於预备立宪时代促进之，反於预备立宪时代限制之。非丧心病狂，奚为行动不伦，一至此极！”
由是，革命党人乃对改良党人批驳曰：“彼保皇立宪党人，不按以往之事实，不衡方来之时势，终日抱乞求、哀求之目的，甚而泣妇其行者，便何异痴子愚蒙。对凶猛之兽，曰是可以笑容亲猛兽也，是可以妩媚近猛兽也”。鼓吹民主共和的《醒狮杂志》，在《醒後的中国》一文中，就会指责那些一心追求君主立宪、以维护清王朝统治的政治改良派为“野老不知亡国恨，喃喃尤颂圣朝恩”。《二十世纪支那杂志》则以“不到临崖没绝命时，强权政治有谁知”的沉痛呼喊，期望改良派能够在强权统治的迫害中猛省过来。
名声卓着的《河南》杂志则对清政府的“预备立宪”大胆驳斥道：“嗟夫，预备立宪者，尚不如直其名曰预备杀人流血之直接了当也！”徐锡麟在刺恩铭的《光复文告》中更揭穿清政府的立宪说：“今则名为立宪，实乃集权中央，顽我股掌，禁止自由，杀戮志士，苛虐无道，暴政横生”，因则号召“重建新国，图共和之幸福，报往日之深仇”。而在清朝监狱历受酷刑的民主志士禹之模，尤在监狱中遗书称：“要知满清政府不下诏立宪，而专制的凶暴有进无已……”革命党人对改良党人的批判，实为一语而中的。
这一场大论战，因革命派据理力争，民众拥护，改良派因“专制政权不改”，只能处於两面受敌的境地，非但穷於应付，而且益不堪击。故时有论者称：“《民报》出现，国民主义和民族主义，渐浸溢同胞之脑海，向之与《新民业报》有关系者，莫不倒戈相向而敌国之……数月以来之《新民业报》，已为梁启超一人之《新民业报》，党派之机关杂志，忽变而为独夫之机关杂志，此真千古未有之惨状也！”而它最为积极的效果，便是促成了共和主义思想的大普及。嗣後，广西会党领袖王和顺即在其《告粤省同胞书》中宣称“接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号召要“建民主宪政之政体，行土地国有之制度”。而在江西萍、浏、丰起义中，龚春台部的洪江会众也已在文告中自称：“奉中华民国政府命……不但驱除鞑虏，不使少数之异族专其权利，且必须破除千年专制之政体，不使君主一人独享特权於其上，建立共和民国，与四万万同胞，享平等之利益”。
这一场大论战，虽然在围绕着“土地国有”等问题的争论中，革命派虽因受到西方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而表现出了不尽正确的思想，梁启超亦表现了未必是错误的观点，但是，由於这一场大论战真正的论战重心乃是在“要革命还是要改良”和“要共和还是要专制”的根本问题上面，并使得革命的思想战胜了改良的思想，共和的思想战胜了专制的思想，所以，它的积极意义也就无庸赘述。
第三、大论战的历史结果
上述的两次大论战，特别是後一场，不仅使用康、梁为代表的“保皇改良”派锋芒尽失，而且使立宪改良派亦在对革命派和清政府的“两面作战”中，痛苦地迎来了它们最终失败和分裂。由是，革命风潮乃愈起愈猛，革命派更以“躯壳虽死、我志长存”的精神，前赴後继、万难不辞的意志，连继发动了萍、浏、丰起义，饶平、黄岗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九月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钦州起义，云南河囗起义，以及光复会於浙、皖的两次单独起义，直至一九一零年十月和一九一一年三月的两次广州起义。其间，一是安庆新军的起义，乃为革命之重要转折，时论曾赞之曰：“安徽之役，事遂未成，然霹雷一声，革命党运动军界起事之声浪，足已寒一般清吏之胆……安徽一役颈血未乾，广东军界之事又层见出……夫军人者，彼专制君主平日所恃为心腹，而藉以压抑平民、保全皇位者也。乃大势所驱趋，虽恃为心腹者，毕竟亦不可恃如是。至是而一般以专制治其民者，遂不得不声颤气喘，手足无措夷！”辛亥革命终由武昌新军起义而为其端绪，便是明证。
二是一九一一年三月二十九日的广州黄花岗起义，“是役也，集各省之革命党精英，与彼虏为最後之一博，事虽不成，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轰轰烈烈之慨已震劝全球，而国内革命之时势实已造成夷！”［孙中山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魂牵革命不足半岁之日，乃有武昌事发，即伟大辛亥革命的爆发，遂使清王朝一扑而难起，崩夸瓦解於不数月之间。应该说，清王朝的迅疾崩亡，既功在革命，亦功在改良，更“功”在清王朝自身一意拒绝政治改良的反动行径上。因为无革命，清王朝便能苛延而残喘；无改良，则不知清王朝坚拒改良以从善；而若无清王朝一再拒绝改良和一再扑灭革命，革命和改良又何能汇而合之，以一朝推翻之与瓦解之？甚至更能使得中国数千年的君主专制政体，即帝制，亦终於随着大清朝的灭亡而永劫不复了。
二、历史的两个重大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