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的實際情況而言，文化普遍主義的解釋更符合十九世紀以來中國歷史的發展。在西方武力進攻下，中國不能保持原有價值，被迫接受以機器文明上有卓越的貢獻為形式的價值，而這又與中國的民族自強運動結合起來。從洋務運動到如今的四個現代化運動都是如此。因此，從情緒上、邏輯上，中國知識份子很難接受文化相對主義的說法，因為文化相對主義強調的是差異，而中國正在努力消除這種差異。……由於上述原因，文化相對主義還是往往被忽視了。 [32]
羅文塔（ David Lowenthal）所提出「過去是一個外國」（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的思維，確實深具啟發性，[33] 它明確宣告人認識過去之可能，一如不同文化交流之間對共識的追求。各文明之間的交流，有衝突也有融合，這是歷史上各文化交流時的必然趨勢，問題不僅止於解釋或強化這種衝突，關鍵在於認清並尊重各文明的差異。
後現代史學基本上是在認識論基礎上質疑歷史的本質，而對歷史後現代一系列批評的基本防線，還是在於人對「何謂真實？」（What is real？）的認識需求，以及「自我」與「它者」溝通的需求。因為假設所有論述都是建構出來的，那麼何必質疑「它有多真實？」而溝通又如何可能？因此後現代帶給史學的積極性影響，並不在於否定「過去」的存在，而在於認知「歷史」的文本性（textuality），透過解構大歷史敘述所潛在的歐洲中心思維，而認知「歷史寫作」事實上是經由認知主體的思維形式及其語言形式來敘述過去以認知現在，並作為未來的行動方針，因此後現代的積極性意義，除了在於探討史學學科建立的知識權力作用之外，更在於對人類歷史思維的深層結構的反思，例如海登?懷特（Hayden White，1920～）所著《十九世紀歐洲的歷史想像》（the Historical Imagnation in Nineteeth Century Europe）， [34]這樣的課題，正是這種自我體現。方法論的重要，就在於隨時回顧學科本質，以拓展它的邊界，而就這個層面而言，可以說後現代思想對新世界史領域的開拓，有其重要性。
四、超越「東西方對抗」論述模式的新動向
在世界史實際寫作方面，又應該如何寫作一部具全球觀點的世界史？要依何種觀點與價值標準，來確立所敘述的歷史具世界性影響？相對於中國的世界史研究而言，如何建構一個具有主體特色，並能體現時代精神的世界史新學科？
我們也許並不知道新世界史學科的確實面貌應該如何？但是世界史「不是」世界各文明史的總和或「博物誌」，這點卻是可以肯定，就如同舊有的西洋史（Western history）不是集合式的（agglomerate）匯總西方各國歷史，而是以對西方全體造成影響的一些歷史力量或運動作為論述核心，例如基督教、回教、十字軍、文藝復興、宗教改革、法國大革命、科學與工業革命等。 [35]問題是：要依何種觀點與價值標準，來確立所敘述的歷史具世界性的影響？能否超越「東西方對抗」的論述模式？或是在二元對立論述之外，有其它的可能性？何種價值才有益世界文化整體的交流與建構？
新世界史研究領域必然與舊西洋史不同，除了來自當前全球化的現實趨勢之外，也在於試圖超越舊西洋史的支配性思維，與對其他文明的宰制。近幾年來，國際學界對於世界史的興趣與日俱增的同時，也日益省悟到，必須從一個更廣泛的角度來回顧人類的過去，如1963年出版了著名而暢銷的《西方的興起》（The Rise of the West）世界史一書的作者邁克尼爾（William H. Mcneil）在1988年重新思考舊作內涵的文化偏頗，認為所撰《西方的興起》反映了美國戰後帝國主義的心態。 [36]除了上述理論問題之外，以下是幾項世界史實際寫作，可以再思考的面向：
首先，須區分「世界史」與「國別史」在實質內容上的殊異，而能以全球觀點對「近代世界」作宏觀考察。具近代意義的世界史，應該從十六世紀開始，全球各民族、國家和區域聯成一體的發展過程，而近代世界歷史則是這個整體世界進程中的早期階段，因此世界史仍應以整體世界的形成，作為主要研究對象，而並非國別史的單純總合。[37]
其次，就研究主題而言，自十八世紀啟蒙運動以來，史學寫作的重心即在於「民族國家」，而非「全體人類」，有關世界史的寫作，除了意識型態外，在探討內容上，也幾乎都是依據「近代民族國家」而形成的敘述架構，例如政治史討論該「國」的歷史，文化史則以「國民文化」為主要內容，而經濟史也無非是「國民經濟史」，[38] 回顧晚清以來國內西洋史甚至中國史的主要內容架構，也是如此。因此如何超越這種「近代國家史觀」，也成為學術界在後冷戰時代的重要課題。「無國界」（超越國家的區域）或「越界」（國家、種族、性別、族群）思維，這種「後國家時代」新史觀，似乎為學術界開啟了新的論述方向。
將以「區域」和「國家」作為區分標準的史觀相對化，並重新面對全球生態及自然環境，將視野擴展至「區域」的世界史，似乎比「近代民族國家」的世界史，更注意原先所忽視的「他者」，也更趨近日漸全球化的現實世界，例如在資訊科技時代裏，散佈在全世界的華人網絡，就被日本學者比喻為另一種形式的「托拉斯國家主義」，它是一種超越近代國家想像的「跨國網路世界」，若暫時不論日本或美國學者這種論述背後對華人新興勢力的防範，至少試圖超越單一民族國家概念的思維是史學界可思考的新方向。
其三，「關係網絡」也是超越「東西方對抗模式」的另一可能方向，例如溝口雄三所主編7卷本《在亞州思考》，[39] 以問題意識及方法模式作為叢書總綱，希望建立多元世界中心，走出「東西方對抗模式」，如叢刊編者之一的濱下武志認為文化特殊性並非主要焦點，而是更關注多元及異質文化相互結合時所形成的關係網絡；換言之，對他而言，「亞洲表象」（在本文的脈絡裏則可視為「中國表象」）並不是華、夷（中、 西）存在實體的總合，而是注重這些實體在相互融合時形成的關係網絡，也就是說，並不否定各別文化的「差異」，而將重點轉而注意這些「差異」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是以何種型態相互交流、包容、滲透或相互對抗。[40]
試圖以「對話意識」化解單一實體的特殊性被絕對化的同時，也避免了靜態實體研究所暗含的排他性。在現實流動系統中，任何差異性都是關係網絡中的一個結構點，離開它在網路中的位置（同），它的特殊性（異）將不復存在。這樣的思維方式，事實上已經否定了「東/西」二元對立的模式，毋寧說它以對話的方式，提供了將亞洲和西方納入同一研究框架的可能性。
後現代主義無寧是當前對啟蒙理性化（普遍理性）最重要的挑戰，其影響及於文化各個層面，就其消極性而言，質疑普遍理性和歷史規律，後現代主義有著拒絕從理性概念出發的特點，就其積極意義而言，由於將「他者」（the other）放入視野，使得歷史研究再一次注意原先所忽視的領域，但是若是去除大寫歷史的目標，在於取消「前進」與「落後」的判準，而非西方世界若以此滿足於主體的特殊性，這仍是消極，也可能落入西方體系的全球化的「再殖民」中。
如同薩伊德認為「後現代」的討論，基本上仍較具歐洲中心的偏見，它著重理論和感性，強調局部地（local），充滿幾乎是點綴式的歷史失重感、拼湊和最重要的消費主義。「後現代」與西方文化的關係，還是不能擺開資本主義在跨「國」意識下所再建構的世界史研究，解構「民族國家」更可能是「資本主義」跨「國」整合企業的基本需要。而解構「民族國家」，並不意味在全球化的世界趨勢中「國家」這個主要是形成於十九世紀的主權單位，將消失，在全球性廣闊及多元的空間裏，仍須要新的文化自我認同，來參與文化及各項交流。
五、結論
從更廣泛的全球視野探討歷史是當代史學嶄新的出發點，也是當代中國史學必須面對的課題。試圖擺脫歐洲中心論的當前世界史研究，其動力固然來自西方各門學科對應後現代與後殖民論述的衝擊，而被建構的客體本身的變動與進展（如中國），也實質上參與「解構」了十九世紀以來的世界史圖像。就各個層面而言，「世界史」這一新課題，可說是非西方新興勢力崛起及後現代思潮兩相衝擊下的新領域。
這個說法，並不是要否定過去「西洋史」的研究成果，或排除歐洲近代文明的成就，而是認為身處新世紀的此刻，人們應該更能立足在一個相對立場上，以全球性的一體觀來反思多元文化，使文化的交流因尊重「差異」，而能有實質的平等。
附註
1.林正珍，〈世界史理念的建構及其相關論述〉，《興大學歷史學報》，9期（1999）；林正珍，〈晚清西洋史的研究與教學及其問題〉（待刊稿）；梁其姿，〈全國人文社會科學發展評估會議歷史學門報告〉，中央研究院、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主辦（台北，1995）；楊肅獻，〈台灣的西洋史研究，1950-1995〉，《臺灣大學歷史學報》，21期（1999），頁295～338
2.班雅明．艾爾曼（Benjamin A. Elman ），〈中國文化史的新方向：一些有待討論的意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2期（1992年5月），頁5。
3.Edward Said，Orientalism, New York：Pantheon，1978.
4.1905年廢科舉，促使教育系統與科舉任官系統分離，造成劇烈影響，使得中國傳統知識階層的本質發生變遷，代表新式知識份子的「學生」，取代了傳統意義下的「士子」，而在新式教育制度下所產生的這些新興社會群體，必然進一步改變社會流動的性質與趨向。教育內容和社會化走向的變更，「學生」取代「士子」，不僅拓寬了社會流動的層面和幅度，對於改變社會結構的性質，也產生重要作用。相關討論可參考桑兵，《晚清學堂學生與社會變遷》（台北：稻禾出版社，1991）；林正珍，〈晚清學制的變遷及西方教育制度的引進〉，《通識教育季刊》，1卷4期（1995）
5.林正珍，〈晚清學制的變遷及西方教育制度的引進〉
6.日本?西周在1873年將philosophy譯為哲學，1881年中村正直在東京大學首開「中國文學和中國哲學」講座，這是中國思想第一次在遠東被稱為哲學，而梁啟超在他於日本所創辦的《新民叢報》中，第一次採用哲學一詞。第一部中文的中國思想史出版於1902年，書中也出現了「哲學」這一日文譯名。
7.張之洞﹐〈勸學篇?設學第三〉，《張文襄公全集》，第4冊﹐203卷(北京：中國書店﹐1990)，頁570。
8.林正珍﹐〈近代中國對西方教育制度的引介及對現代通識教育的影響〉
9.《奏定學堂章程》，頁358～359；頁148；頁797。
10.林正珍，〈近代中國對西方教育制度的引介及對現代通識教育的影響〉。
11.林正珍，〈清季知識份子對日本的認識〉，《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19期（台北：中國歷史學會出版，1987），頁313～341。
12.林正珍，〈晚清知識份子引介西洋史的若干問題：以梁啟超史學思想為中心〉，《師範大學歷史學報》，16期（1988），頁327～351。
13.吉田悟郎，〈日本的西洋史教育〉，吳文星譯，《史學評論》，第8期（台北：華世出版社，1984〉，頁81.
14.《劍橋中國史：晚清篇?序言》（台北：南天書局，1987）
15.馬若孟（Ramon H. Myers）、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漢學的陰影：美國現代中國研究近況〉（Sinological Shadows︰The State of Modern China in the United States），劉紀曜、溫振華合譯，《食貨月刊》，10卷10期、11期（1981年1、2月）；Cohen,Paul A.，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4，PP.1～9；林正珍，〈西方思想和文化中的中國〉，《師大歷史學報》，15期（台北：師大歷史系，1987）
16.林正珍，〈晚清知識份子引介西洋史的若干問題－－以梁啟超思想為中心〉
17.高山博之，〈戰前日本中小學的歷史教育〉，陳豐祥譯，《史學評論》，第8期，頁92.
18.梁啟超，〈新民說〉，《飲冰室專集》，第3冊，頁1～162。
19.本杰明．史華茲（Benjamin I. Schwartz），《尋求富強：嚴復與西方》（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Yen Fu and the West），葉鳳美譯（江蘇：人民出版社，1989）
20.溝口雄三，〈封建與近代之中國〉，《日本人視野的中國學》，李甦平、龔穎、徐滔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6），頁59～82。
21.這個看法，華勒斯坦後期也有若干修正，參考華勒斯坦等著，《開放社會科學─重建社會科學報告書》（Open the Social Sciences），劉鋒譯（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6）
22.R.H.M. Elwes trans，Major Works of Spinnoza，volume2，New York，1951，p67,370
23.plato , parmendes p127A；D5；參考張清溪，〈「非我」的神話－西方人眼裏的中國〉，史景遷，《世界文化總體中的中國形象附錄》（北京：北京大學，1989），147～173
24.薩依德認為馬力（Anwar Abbel Malekaid）、亞明（Sa Mir Amin）、詹姆斯（C. L. James〉的早期研究，差不多都是立足於成功的獨立運動或是未竟的解放計劃，進行對宰制和操控的研究。薩依德（Edward Said），〈東方論述?後記〉，《解殖與民族主義》（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8），頁84.
25.克斯汀．海斯翠普（Kirsten Hastrup）編，《他者的歷史?導論》，賈士蘅譯（臺北：麥田，1998），頁15
26.同上，頁28.
27.Marshall D. Sahlins , Historical Metaphors and Mythical Realitie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81.
28.克斯汀．海斯翠普（Kirsten Hastrup）編，《他者的歷史．導論》，頁16～17
29.亞達斯（Michael Adas），《作為人類衡量標準的機器》（Machine as the Measure of Men）（1989）；大衛?巴克（David D. Buck），〈亞洲研究中的普遍主義與相對主義專輯：編輯導言〉（Forum on Universalism and Relativism in Asian Studies：Editor's Introduction），《亞洲研究學報》（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991年2月 ）
30.赫屈（Elvin Hatch），《文化與道德：人類學中的價值相對性》（Cultural and Morality：the Relativity of Values in Anthropology），于嘉雲譯（台北：時報文化，1983）
31.黃俊傑，〈關於西洋史研究與教學的幾點考慮〉，《史學評論》，第3期（1981）；邢義田，〈「世界史」抑中國文化立場的「西洋史」〉《史學評論》，第3期（1981）
32.David D. Buck，" Forum on Universalism and Relativism in Asian Studies：Editor's Introduction."
33.David Lowenthal, 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
34.Hayden White， Metahistory：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Europ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3
35.邢義田，〈世界史的性質〉，《西洋古代史參考資料》（台北：聯經出版有限公司，1987年12月），頁387～388。
36.William H. Mcneil，〈世界史的一個新結構〉，邢義田譯，《當代》，第66期（台北：當代雜誌社，1991年10月），48～49。
37.周友光，〈一部論述近代世界體系的力作：《近代世界整體觀》簡介〉，《武漢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期（1991），頁121；117。
38.近年來由日本歷史學者所編著《區域的世界史》正為日本的世界史研究開發了新議題，這部集體編著，可視為是一部「後國家時代」的新史觀著作，她主要是質疑以十六世紀以來興起的近代國家史觀來解釋人類所有歷史的適切性，並試圖以嶄新視野，回溯在近代民族國家形成之前，各文化區域間的交流。參考孫歌，〈亞洲意味著甚麼？讀《在亞洲思考》〉，《讀書叢刊》，23期（香港：城市資信，1996），頁3～9。
39.同上。並參考溝口雄三，〈研究中國的方法〉，《日本人視野的中國學》，頁3～9.
40.濱下武志，《錯縱複雜的亞洲》、《地域系統》、《邊緣視角中的歷史》（東京大學出版會，1993年9月～1994年1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