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施上述几项措施的过程中，并非是一帆风顺，而是常常风潮迭起。阿登纳的后任者勃兰特 、施密特以及科尔均继续推行"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保持了经济持续增长，为两德统一提供了坚定的基础。无论哪个政党执政，都一致推行"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保持了国家政策的稳定性、明确性和一贯性，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环境。这在当代大部分国家的经济制度史上是少有的现象。
2．民主德国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
战后，由德国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强制合并建立的统一社会党在实践的经济政策方面没有经验，它在苏联专家帮助下，以苏联为样板，建立了计划体制，即由中央进行全面干预经济。首先建立起一整套各级计划机构，其最高领导为计划部。1950年11月改名为"国家经济计划委员会"，其职责是统一计划和指导经济，进行生产和分配。由统一社会党提出符合莫斯科路线的任务，通过计划委员会制定计划，提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宏观经济比例，用数字确切说明发展过程，再由各个生产单位严格完成计划。但问题是，计划越是由中央干预，干预越具体，制定计划的过程就越长，结果计划执行时，计划数据已失去了它的实际效益了。由于各部门和各地方发挥的作用不同，若不互相协调各自的计划，就容易造成物资不平衡。最矛盾的莫过于最基层的计划机构，为了完成确定的计划指标，其采取的部分措施是破坏中央计划机构的意图的。工厂领导往往只求完成计划而不计后果，即使设备负荷过重，或者不能充分维修机器设备也在所不惜，并尽量避免采用新工艺，开发新产品，因为这可能威胁计划的完成。他们不象市场经济，有着销售利益，或面对迫切需要更新更好的产品销售部门而进行革新。生产厂家只关心数量而牺牲质量，更忽视产品的服务。这导致了设备利用率低，库存积压，生产成本特别高。自从50年代中期以来，迅猛增加的库存，特别是由于一味追求高产而造成的商品积压，更使人们清楚地看到在国民经济总的估算方面的经济失误。最大的缺点是造成劳动力浪费，这对于就业人口增长停滞的国家经济是难以承受的。这种失算也反映了苏联类型的计划和管理体制结构庞大，极为不灵活。
为了改善不平衡的经济结构，推进重工业基础建设，从1951年到1955年东德建立起基础原料工业工厂以及生产资料工业工厂，投资大量资金，兴建起远洋舰队，并开采本国褐煤矿，以提高电力生产。相对而言，农业、消费品工业、住宅建设、交通设施及设备的现代化方面投入的资金较少。这一投资政策不仅反映了东德优先发展重工业，也表面它以严格的斯大林主义为根据，建设和扩大一切工业部门。这对一个工业化了的国家可能是正确的，但对一个发展中的国民经济而言，则意味着很大程度上拒绝专业化、工业大规模生产以及背离国际分工。由此造成的增长率下降，进一步扩大了原来接受苏联做法(农业集体化、干预生产的计划、强制劳动)而带来的损失以及缺点。因为在缺乏有效的物质刺激，特别是不能满足消费者物质需要的前提下，要想保证达到所期望的劳动生产率，就只能推行斯大林主义对劳动和工作量的监督体制。但强加的监督体制加上生活水平提高缓慢而引起的普遍不满，导致了1953年6月17日柏林和其他较大城市工业工人罢工和示威游行。
1956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则强调用最新技术改造国民经济，优先发展重工业，以确保技术革新。并对工农业产量、劳动生产率提出了具体指标。由于一些东欧国家出现了人民反对政府的现象，1958年东德效仿苏联对工业和建筑业的管理体制进行改组，把日常领导的重心从部门转移到地方，这次改组虽然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但由于仓促行事，出现地方主义和分散主义，没有能触动高度集中管理体制本身，因而未能解决经济管理体制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和效率不高的弊端，以及调动企业和职工积极性的问题。但是从总体上看，东德工业生产率仍在增长。1956年为7。4%。1957年为11。1%，1958年为12。4%。(14)受这些统计数据的鼓励。1958年7月，统一社会党"五大"提出了到1961年在人均占有重要生活必需品和消费品方面赶上和超过联邦德国的口号。1959年11月政府宣布停止执行第二个五年计划，另行实施赶超联邦德国的 1959年-1965年"七年计划"，预定在计划实行期间，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幅度为每年7%。以此来响应苏联的"赶超美国"的口号，从时间上和苏联的第一个七年计划协调一致。然而，实际情况同预期相反，由于主客观原因，东德国民经济从1959年后持续下降"1959年国民收入增长率约为11%，1960年 降为6%，1961年为4%，1962年为2%"。(15)1962年夏，东德政府被迫放弃七年计划。这正是苏联老大哥乱指挥和民主德国盲目跟从的后果。
在1961年，柏林墙建成后，东德领导人意识到：中央全面的计划对一个不发达的国民经济而言是不切实际的。于是，从1963年开始经济改革，实行新的经济体制：在坚持国家计划的基础上，广泛利用经济杠杆，推行经济核算制，实行工业品价格改革，改革国家投资拨款制，推行以自筹资金和银行贷款为主的企业投资制。改革初期经历了一个"红色经济奇迹"，到80年代东德排在世界工业国的第10位。但是指令性经济仍存在着大量突出的矛盾。集中力量发展电子、电气、科学仪器和机器制造等尖端工业，却忽视了动力等基础工业和轻工业，造成国民经济失调，供应品的短缺；谨小慎微的管理政策以及8.75小时的工作日导致工人生产主动性的下降。同时，由于引进了一些市场经济机制，企业自主权扩大，许多企业利用价格等经济杠杆体系不完备，在质量和技术规格上弄虚作假以谋取高额盈利。因而出现了经济的盲目状态和重复生产，特别是财政基金和物资基金的比例失调，原材料、交通和建筑业的发展滞后于加工业的发展，使不平衡现象显著。这些本应通过宏观调控来解决，但在内部矛盾和外部压力下，1971年5月昂纳克上台后，否定了市场经济机制的措施，停止执行"新经济体制"，重新加强中央集权的体制。到80年代内部管理体制的矛盾又开始尖锐，于是建立了以联合企业为中心的管理体制，但依旧没有脱离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反而更加集中化了。
总的说来，民主德国的经济是持续稳步增长的，保持了平均4%的较高速度。但是，越到后来，困难越大。1989年的前10个月，增长率已降到2%，而且，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已日益削弱，整个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同西方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尤其是同联邦德国比较，各个方面的差距都拉大了。到80年代后期，民主德国的产品已很难打入西方市场。但是，以昂克纳为首的国家领导人还是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只能完善，不能改革。80年代，当戈尔巴乔夫提出改革后，东欧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紧随其后进行改革,而民主德国领导人则以强调符合自己特点的建设方法为由，来拒绝模仿苏联，并认为民主德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在国际上是引人注目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在民主德国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因此，东德经济上落后于西德的原因之一就是领导人的思想太僵化了，满足于已有的成就，没有对经济体制进行彻底改革。东德的经济管理体制是在不断完善之中，但始终没有突破计划经济的框框。即使是"新经济体制"也是以计划经济为主。所以，40年来，东德的经济管理体制只在如何实行计划管理方面作了些修修补补的工作，进行了某些完善，却没有根本性的变革，整个经济体制还是比较僵化的，对生产的进一步发展起着阻碍。对于这点，东德的领导人应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由于两个德国存在的特殊性，外在因素和内在因素相结合才是造成战后两德经济发展差异的真正历史原因。但从现代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看，自然资源、战争损失程度、赔偿数额及外援支持等方面的外在因素，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是逐渐降低的，管理体制所焕发的积极性与创造力对经济发展才是最有影响力的。因为是战败国，两德按照东西方大国所期望或能接受的社会模式，分别被纳入东西方对抗与争霸需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体系之中。西德不得不走"西方化"的道路，其制度、国家结构、政策体系都带有美、英、法等国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民主德国也同样走上"苏联模式"的道路。作为政治上层建筑，德国人是没有选择自由的。然而，在这种政治文化模式的运行过程中，对于具体问题，特别是有关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政策设计时，不应该忘记自己的传统性和民族性。显然，西德政府和人民更早地看到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点。社会市场经济的基本立足点是要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和婆婆式管理的计划经济之间找出一条不同与凯恩斯主义的中间道路，也就是设法解决"漫无限制的自由与残酷无情的政府管制"两者之间长期存在着的矛盾，从而在绝对自由与集权之间寻找一条健全的中间道路。这条道路既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也不同于英美的资本主义，而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三条道路。它是适应德国国情，也是成功的。
相反，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内在具有的运转不灵、浪费太大、效率较差的弊病已为人们所公认。实际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都证明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实行工业化和工业化的初期是有效的，是能动员并集中人力物力财力，以较高速度实现工业化的。但它不能适应科学进步，特别是信息技术革命所带来的生产力质变的需要。不改革僵化的计划体制以及与此相适应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社会主义就没有前途。在这一点上，东德领导人昂纳克的思想的确太僵化。民主德国的建设是有目共睹的，然而它并没有满足人民群众在各方面的需求，否则为何稍微放松控制，东德的人民群众就潮涌般向西方奔跑呢？一个失去了人民支持的国家必然会遭到失败。
当今世界，最大的政治就是经济，衡量国力和对世界影响力的真正标准也是经济实力和财力资源。因此，在逐渐完善的世界市场体系中，单单使用行政手段和政治命令左右经济，或听从别国的指挥制定经济政策是不可行的。从长远来说，世界经济的一体化是不可避免的，要想保持自己国家的独立和强盛，就应该主动融入世界发展的主导趋势，主动创造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机遇。所以，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面临的即是机遇，也是挑战，而首要的任务并不是从数字上赶超发达国家，应该先满足人们温饱、住房等方面的物质需求。因为这种简单，明了的主张比任何意识形态，比任何哲学都更容易赢得人民的支持和依赖，更重要的是要走人民自己选择的道路。
注 释：
(1)姚先国，（德）H 缪尔德斯：《两德统一中的经济问题》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第45页
(2)姚先国，（德）H 缪尔德斯：《两德统一中的经济问题》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第48页
(3)孙炳辉，郑寅达：〈德国史纲〉华东师大出版社,第422页
(4)孙炳辉，郑寅达：《德国史纲》华东师大出版社,第435页
(5)《德国统计手册》 慕尼黑1949年版，第273页，转引自肖辉英：《西德50年代经济奇迹探析》 《世界历史》1998年第5期，第41页
(6)卡尔 哈达赫：《二十世纪德国经济史》商务印书馆 1984年版,第181页
(7)卡尔 哈达赫：《二十世纪德国经济史》商务印书馆 1984年版,第117页
(8)卡尔 哈达赫：《二十世纪德国经济史》商务印书馆 1984年版,第97页
(9)卡尔 哈达赫：《二十世纪德国经济史》商务印书馆 1984年版,第96页
(10)卡尔 哈达赫：《二十世纪德国经济史》商务印书馆 1984年版,第113页
(11)卡尔 哈达赫：《二十世纪德国经济史》商务印书馆 1984年版,第114页
(12)卡尔 哈达赫：《二十世纪德国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15页
(13)刘同舜，姚椿龄主编：《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5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59页
(14)孙炳辉，郑寅达：《德国史纲》华东师大出版社,第425页
(15)卡尔 哈达赫：《二十世纪德国经济史》商务印书馆 1984年版,第12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