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地理环境资源的差异
资源分布在东西两德之间存在着差异。东德位于欧洲大陆的中心位置，国土面积仅为西德的1/3，境内自然资源贫乏，"全德出铁量仅占1.3%，煤占2%，钢占7%"。（3）相对而言，"全德78%的矿山、84%的冶金铸造产品出自西部地区"。（4）由于地理形势的影响和相对缺乏工业原料，造成东德强烈依赖于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一旦与东西方的经济联系被切断，其生产的物质条件和经济发展的速度必然会受到影响。而事实是，东德作为苏联的卫星国，不仅拒绝了欧洲复兴计划的援助，而且不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互相协调一致，也不能参加整个欧洲经济整顿和重建传统贸易关系的工作。1961年"柏林墙"的建立虽有效地阻止了劳动力的外流，却也隔绝了与西方的联系。这对东德的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是消极、长远的。
从历史发展看，东西部一直存在着工业化程度和生产效率方面的差距。紧邻法国的西部地区是工业发展最早，也最为先进的地区。二战前德国的重工业、原材料工业大多集中在西部?quot;1936年德国西部地区在全国整个工业产值中占61%，其中，原料和基础材料生产占66%，基础设备生产占61%"。（5）东部则寥寥无几。战后西德又承袭了战前德国的绝大部分工业设施，"德国分裂后，英、美、法占领区的工业产值占1944年的63%，而基础材料占63%，消费品工业占60%"。（6）包括鲁尔和萨尔两大工业区。相比较，西德拥有的原有工业基础雄厚，使经济的重建置于高水平起点上。
2． 人力资源的差异
战后的西德满目疮痍，然而德国一贯重视教育而培养出来的大批专业技术人才却没有因战争而耗尽，这些人才成为战后西德复兴必不可少的"非物质资本"。为迅速恢复经济，西德企业极重视将受到专业培训的人才安排到工业领导岗位上，而且银行也以专家担任业务领导作为进行贷款的先决条件。各种人才进入企业后，给各企业带来了革新和诸种专业知识，使资本能适应技术进步和需求结构的变化，并已此推动企业的发展。因此历届西德政府均着眼于科技投资和发展教育。
而东德，从建国之初，就不断有公民往西边跑，这多半与不习惯、不认同新的社会制度、新的意识形态和新的生活方式有关，加上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后，剥夺一部分人的财产，促使一些有产者的逃亡。另外，也与西方的渗透、影响、诱惑和"放血政策"有关。但最重要的还是由于人民不满足于东德的现状，而向往西德的消费文化水平。因此，到1961年柏林墙建立之前从东德跑到西德的总人数有260万之多。大量人口的涌入，使西德劳动力资源特别丰富，并改善了劳动力分布不均的状况，提高了竞争能力，最重要的是许多具有专业知识及管理人才的难民涌入和参加重建。"例如，1954-1961年，从东德前往西德居民中，约有6000名医生和药剂师，8000名司法人员，750名教授，34000名教师和工程师。"（7）实际上，东德以巨大的代价为西德培养了建设人才，使西德减少了对生产"人力"所需的投资，也解决了短期内无法培养出来的人才问题。这使本来就劳动力奇缺的东德元气大伤。为了赶上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科技水平，东德不断扩大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从西德进口尖端技术。这就需要设法换取硬通货，从而导致了经济上依赖资本主义世界。
二、战胜国对战争结局的处置
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苏、美、英法四个占领国为彻底摧毁德国战争潜力而对德国实行"非工业化政策"。通过拆迁德国工业设备作为对盟国的战争赔偿，将德国经济改造成农业经济。然而， 西方盟国很快意识到"一个强大的欧洲，一个虚弱的德国"这一原则在经济上是错误的，并指出"在两次世界大战间隔的时期内，德国在欧洲市场上的强大地位并不是体现于它对欧洲经济的主宰，而是反映欧洲各国之间紧密的经济关系，对许多国家来说，德国在正常的年代里，既是最重要的供货国家，也是最重要的接受货国?quot;。（8）"人为的遏制德国的工业将非常有害于欧洲复兴计划。"（9）随着冷战的加剧，西方盟国也感到需要一个强大的西德作为盟友。因此1947年8月美英两国制定了"修正的工业计划"，"允许两国占领区的工业能力达到1938年的70%~75%"。1948年5月，又停止向苏联提供了拆迁的西德工厂设备。到1948年时，西德的设备资产总额仍以超过1936年水平的11%左右。这是西德得以迅速重建的物质基础。
反观东德，在盟国制订索取赔偿计划之前，苏联就开始拆迁了1200家工厂。"至1948年初为止，总计拆除了1900家工厂，其中1700家完整的工厂。由于拆迁和战争影响而造成的损失，使生产能力下降了40%"（10）除工业外，受拆迁之害最深的是交通业，几乎所有的复线铁路均拆除一条线路，"以致于铁路网点总计减少了135000公里"。（11）苏战区的经济损失惨重。而且，工业设备尤其是精密机械在拆迁过程中损失严重，到苏联重新组装后，往往难以达到原有的生产水平。从1946年6月起，苏联政府开始采用将赔偿企业就地收归苏联所有的办法，213家较大的工厂改组成苏联的股份公司，这些企业约占苏战区工业生产能力的1/3。此外，苏联还要求无偿使用德国专家和技术人员以及战俘。"据个别估计，苏联占领当局在1945年-1953年拆除和取走产品的总价值为300亿美元，事实上的赔偿额为苏联原来要求的三倍。"（12）这就影响了东德经济重建的物质条件。
三、国际政治环境的影响
首先，从国外援助看，考虑到东西方的对抗和西德的战略位置，西方盟国认为要想抵制苏联，必须有一个经济强大的西德作为盟国。而战后初期，西德经济复兴面临巨大困难，需要外援来加强经济的"造血功能"。当时西德所受外援主要来自西方盟国占领区政府的救济金拨款和马歇尔计划。它对西德来说尤如雪中送炭。通过马歇尔计划，西部免费得到了新设备、原材料和食品。同时，马歇尔计划还通过设立"马克对等基金"来扩大其能量，即把马歇尔计划援助款项进口的原料和货物，出售给西德消费者，所得款项再由国家通过重建银行，供给紧张部门用于投资。到1956年，西德利用这笔基金进行的投资达100亿马克，几乎遍及一切经济部门，从而大大缓解了资金缺乏的状况，有力改善支付平衡。东德则受苏联的影响，视马歇尔计划为美国资本主义统治扩张到全欧洲的一项战略，而把这一援助拒之门外，这就缺乏恢复和发展经济所需的资金支援?quot;有人估计，联邦德国由于从1949年参加马歇尔计划，人均获得140马克的补助，而民主德国由于赔款，人均负债2500马克"。（13）
其次，朝鲜战争的爆发给西德经济重建带来了特殊机遇。1950年，由于生产军需物品的需要，西方盟国取消或削弱了对西德某些工业部门，如造船、钢铁等生产的限制，西德工业生产及其对外贸易因此大受刺激。据统计，1950年第四季度工业生产水平比1949年同期增长了1/3，就业人数从1360万增至1420万。1951年下半年外贸第一次出现顺差，半年的出口额几乎可以平衡全年的进口额。这就使西德迅速积累资本，扩大市场占有额，为经济起飞作好准备。
四、两德的经济模式差异
1．联邦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
在总结了魏玛共和国时期的自由资本主义和纳粹时期的专制主义这两个极端的失败教训后，德国经济学家们提出了"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其基本观点是建立自由的市场经济，国家保证这种制度的执行，并采取措施缓和竞争引起的社会矛盾，防止产生专制、国家计划化、经济管制以及卡特尔化所带来的私人垄断。经过民众的多数投票，西德选择了这条发展经济的特殊途径。但战后经济崩溃、通货膨胀、黑市猖獗，又盛行"卷烟经济",在这些条件下是不能推行社会市场经济的，必须采取一些有力措施来为实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创造条件。
首先要解决的便是币制改革。在占领当局的主持和准备之下，1948年6月19日正式宣布实行货币改革，6月20日兑换货币，6月21日起帝国马克正式作废，德国马克开始生效，并规定：每个西占区居民可用60帝国马克兑换到40德国马克，到8月份可再得到20德国马克，每个企业职工可以得到60德国马克；工资、薪金、养老金、房租等以1:1的比例进行调换。新币发行后，最初几周就把100亿德国马克中的61亿兑换出去了，一下子把价值数千亿帝国马克的证券、储蓄金、银行往来帐、抵押金、各种债券、股票一笔勾销了。这使德国看起来似乎一贫如洗，实际上这次货币改革对几近瘫痪的社会经济动了一次大手术，是使经济走向复兴的第一步。虽然又出现了抢购物品的现象，但随着商品的不断增加，人们收入的稳定，抢购现象逐渐消失，物质生活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最重要的是人的精神开始重新振奋。
但是，如果单有货币改革而没有相应的措施紧紧跟上，效果也不会这么显著。货币改革后，是放弃经济管制还是继续进行经济管制，需要迅速作出决策。占领当局认为取消对经济的管制，有可能危及新货币，因为放开控制必然导致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只有在新货币运行一段时间，形势较稳定时，放开控制才是可取的。但当时任西占区经济管理局局长的艾哈德则坚持迅速、彻底地放开控制。他认为，多年来的黑市腐蚀了企业主、消费者、政府官员，实际上已难以对经济进行有效的控制，只有最大可能的使市场自由化，减少经济管制，使价格自由波动，生产者的积极性才能调动起来，整个国家的生产能量才能最大限度地释放出来。从纳粹党实行的统制经济，到战后占领当局实行的配给制和价格管制，都是背在德国身上的经济包袱，对未来的发展是一种障碍。如果不能抛弃它，经济复兴的可能微乎其微。事实证明艾哈德的大胆措施是行之有效的。从1948年7月开始，相继废除了90%的价格规定，大部分的日常必需品可以自由购买。取消配给制和价格管制后，食品和消费价格开始上涨，鸡蛋在一个月内涨了两倍，其他商品开始出现短缺。但艾哈德认为，降低物价、防止通货膨胀的有效办法不是恢复控制，而是刺激生产，提供更多的商品。他采取降低进口关税，吸引外国商品进入德国市场，以促使国内企业在竞争中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接着，他又为国内制造商提供生产皮鞋、服装所需的原料，鼓励他们增加生产，供给市场。到1950年中期，食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价格从冬季的最高峰降下来。
